一
　　 我从小爱好文学，自然就喜欢文字，但命运弄人，这辈子，偏偏要和数字打交道。
　　 刚进厂时，到厂内银行报到。没想到，领导给我现安排了一个重活：对账，核对因故积压了几个月的银行账，通俗点说就是将企业的收付情况和银行的收付情况进行匹配，看是否一致，找出差异，编制调节表，根据调节表有序进行清理。如果差异数字大，好找，如果是不满百元甚至不足一元的数字，就难查了。尤其有时银行的流水单打印得模糊，小数点后数字看不清楚，比如，有时将6看成0，将8看成3等等，对来对去就是差几角或几分对不平，我吃尽苦头，有时几分钱花一个小时都查不出来。
　　 角和分，体现在现金上，都属于零钱范畴，对企业效益而言，无足轻重，但从财务管理角度来讲，现金溢出，现金短缺，即使是角角分分，这都需查明原因。结账时，如果报表不平，不允许放过或倒轧了事，锱铢必较，这是财务人员的职业素养。一个财务人员的基本功，有时就体现在毫厘不谬上。
　　 一天下午，我到财务科去查阅单证。会计小王像打瞌睡一样趴在桌子上，她看我进来，抬起头，眼睛红红的，我找的资料在她的文件柜里。她帮我找到后，出去了。这时，另一位同事告诉我，她被科长批评了，科长火气很大。原来，内审反映，小王的总账和明细账之间连续数月不平，彼此余额不一致。领导了解下来，结果闹出了笑话：小王太马大哈了，她对账只对到元，角分就随它去了。
　　 所以，刚才，她是在为这个低级的错误默默擦眼泪呢。
　　
　　 二
　　 别小看这几角几分，在过去我们可是当成整钱花的。
　　 小时候，一次，和大哥去镇上闲逛。好像也没什么地方玩，一条通往县城的砂石路穿街而过，车辆驶过，扬起漫天尘土。要说热闹，就这条路算是热闹的，有各种车辆每天驶过，看看车，也算是开了眼界。烈日高照，天很热，路边有卖冰棍的，卖冰棍的见到我们，有意把声音喊得震天响，以引起我们的注意。
　　 我希望大哥能买两根冰棍吃。我跟在后面，看着大哥插在上衣口袋里的手，纹丝不动。他像没听见人家喊卖冰棍似地，一直向前走着。对了，大哥说过，自己听力不是太好，有时，我们叫他他都听不见。又往前走，路边又一个卖冰棍的，戴着炊事员常戴的白帽子，是一个中年男的，口里喊着“冰——棍—”抑扬顿挫，清唱一般。这次我看见大哥插右口袋的手动了动，估计他要掏钱了。我就是这样，父母如果给了我钱，我怕弄丢，随时用手捂在口袋里，走路时用手时常摸摸才放心。有两次，口袋里出了洞，硬币漏掉了，追悔莫及。
　　 但大哥的双手终于没有拿出来，我只好一路咽着口水，舔着干裂的嘴唇。我从小就是个老实的孩子，从不主动管人家要东西，包括自己的哥哥。当然，人家给东西也不能随便就要。但我有了好吃好玩的东西，一定要分给身旁的小伙伴，和他们一起分享。孩提时代，土里爬土里滚，耳蜗里总会有点泥，母亲的教诲从这里扎根在我的脑中。
　　 大哥真抠门，伍分钱一根冰棍都舍不得买，这印象我就是从那时候留下的。长大后，大哥告诉我，当时他身上根本没钱，一角钱都没有，双手插兜走路是习惯。那时家里穷，孩子身上根本没钱，其实我是知道的。一分钱憋倒英雄汉，大哥纵使有心想买冰棍，手心里也只能攥着一把汗。但那一天，我就希望大哥身上有钱，能给我买根冰棍，谁让他是大哥呢。至今吃冷饮，我还是喜欢冰棍，冰棍好看，像水晶，水晶闪亮，像一个梦，即使是一个会融化的梦。
　　 还有，那时过年过节，难得父母给一角或几角钱压岁，这可真是压岁钱，压在我的口袋里，我就没动过，舍不得花。
　　 我不会用这钱去小卖部买几块光腚糖（不包糖纸的各种形状的糖果），也不会在路边买走街串巷叫卖的麦芽糖，别想用甜换取我的钱。我只是时刻小心呵护着，怕钱丢了，有时，趁身边没人的时候掏出来看看。哥哥和妹妹也一样，把压岁钱攒着，有几次，我们还拿出来比比，看谁的多。哈，忽然觉得我们都那么有钱，手里都捏着几张角票，但都是一角、两角的，谁要是有张五角的纸票，大伙就自动推举他是富翁。
　　 我别有心思，最关心村里谁要去镇上。去镇上，乡亲门都叫“上街”，读作“上该”。只要是老姨上街，我就会将一角钱塞到老姨手里，小声地跟她说，让她帮着买画本回来，就是连环画册。老姨心肠好，肯定答应我。
　　 没人知道，我受委屈的时候，连哭都流不出泪了，我小小的心灵该有多么饥渴。
　　 从老姨去街上起，我就盼着她早点回来。老姨读书也不多，每次都问我，买什么画本，我也叫不出什么名字，就说，什么都行。我过一会儿，就会往小路上望望，看看有没有老姨的身影。总算把她盼回来了，我大失所望，她两手一摊，说不会买。这话是什么意思，是钱不够，我分明看过单价不到一角钱的画本，就是薄了一点；要不就是连环画成套卖，不分册卖。不会花钱？在那个年代是可能的，很少见到钱，对钱手生。要么她就说，没有卖的，镇上供销社，有一个玻璃柜摆着些书和画本，不多，卖光了是可能的，这个我信。
　　 叫我难堪的是，每次她都当着我面，把一角钱还给母亲，还说上一句，留着买菜吧。那是一分钱掰成两瓣花的年代。母亲看看我，又把钱给了我，并嘱咐我放好。我的脸彤红，像犯了错似地。尽管如此，后来有几次，我还是叫老姨帮我往回带画本，但每次依旧是希望落空。后来我想通了，一角钱可以买一提篓酱油，或者买一包盐粒，不是老姨骗人，是一角钱太诚实了。
　　 老姨已经是快七十岁的人了，每次我回老家都能见到她，她说话不多，每次来我家，就坐在母亲身边，默默地陪伴着生病的母亲。大家围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满桌都是美味佳肴，少说也要三五百元。我这一角钱的心事就羞得躲在心里，一直没敢露头。
　　
　　 三
　　 八十年代后，逐渐开始推行银行卡、信用卡结算，但我认为那是个新生事物，有点半信半疑。尤其信用卡，据说是借银行的钱消费，到期了再还。这严重不习惯，可能还是源于母亲的语录：一个家不能靠借钱过日子。
　　 平日里，我随身带着钱包，还在隔层塞着一张我的身份证，所以，钱包往往很厚。结账时，从钱包里掏出一张百元大钞，闪闪发光，成就感满满。我习惯将找给我的零钱硬币揣在裤兜里，钥匙串也放在裤兜里，走路的时候，听着它们轻轻撞击出“哗啦哗啦”的声响，像乐手摇动手铃一样，这是它们怕我一个人走路寂寞，给我平淡的日子伴奏。
　　 一次，去商店购物，收银员收款时，整钱递过去，我掏出了硬币，准备付零钱，不料，我突然手滑，一枚金黄色五角硬币从指间滑落，它像一个小滑轮，不偏不倚，滚到一只柜台下面，不见了踪影。付好款，我顾不得附近人多，赶紧弯腰屈膝，把手伸进柜下面的缝隙，慢慢排摸。一个来回，总算用指尖触摸到了硬币，再用下力，抻了抻胳膊，终于把硬币够了出来。
　　 我感受到了来自众人复杂的目光，他们看到了一个高大的男人为一个五角硬币不惜费时费力。我不管这些，我不能让灰尘玷污这硬币正面的国徽，我从小就唱《我爱北京天安门》，我喜欢背面的麦穗，它或许就来自我和父母收割过的那片麦田。况且，这五角钱，是我饥饿年代的半斤猪肉，是我读大学时的一日三餐。这枚铜币，看着普通，实则不普通，它有着祖先穿越历史的古朴的脸色，它是在人民的汗水里淬火而成，只要可能，就是搬箱倒柜我也要找到它。
　　 现在，流行一种“左位数效应”定价方法，常常涉及零钱，二维码智能结算，也不觉得麻烦。比如说，同样的商品，单价19.99元的就会比20元的卖的好，因为人们的习惯是从第一位数字读单价，1给人的感觉肯定比2便宜划算。之所以保留到角分，有时是经营策略，是商超的利润，虽是点点滴滴，但走起量来，这利润就相当可观。不要“四舍五入”了，那小数点后面都是我的不舍，就用这99吧，我愿意接受它，它带给我久久难忘的回忆。
　　
　　 四
　　 如今，每当播放歌曲《一分钱》时，我依然难抑心潮激荡。“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那歌唱的是小朋友拾金不昧的雷锋精神，它也说明一分钱曾经的分量，它能衡量人品，它能考验人性。想想那些经济犯罪的人，有多可悲可叹，童年的时候，他们也会唱这首歌，或许也捡到过一分钱，只是，自己用这一分钱去偷偷买了两块糖，一块糖吃了，一块糖留着，舍不得吃。
　　 最近，清理房间，我从电视柜下面抽屉里面翻出一袋零钱，角票、分票、硬币、纸币都有，是前些年我们陆陆续续存下来的。看着袋子里的零钱，硬币就像是一堆鱼鳞，它们一定听过岁月长河的涛声，纸币仿佛是片片落叶，它们也曾感受过生命之树的壮美。花不出去，没关系，我留着。我不想把它存进银行，存在家里也有不菲的“利息”，这利息就是我对它们越来越浓厚的情感，我不是收藏，更不考虑它们的时间价值，因为生活本身是不会贬值的。
　　 零钱也是钱。巧的是，这袋零钱离电视机近，每天听得到《新闻联播》，它们知道：这个时代发展太快了，人民的收入越来越高，生活越来越富裕，虽然自己暂时被冷落，但它们能理解，没什么可难过的。想到此，我跟它们一样，应该高兴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