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卜商的字，孔子高徒，生活在战国魏文侯年代（前507-420）；后世以字闻名，史书多称“子夏”。《史记》有记：“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吴起，魏文侯是他有名的弟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于《易》有传、于《诗》有序。《论语新探》说：“在孔子弟子中，若就影响而言子夏无疑是最大的。”子长，司马迁的字，生活在西汉武帝年代（前145-91）。读《春秋》承父命，誓作笫二介孔子，续写《春秋》一部《史记》铸刻了中华三千年夕文明史。
　　 两位文化巨人相距四百多年，他们的思想脉络关联，尚鲜为人关注。这个题只是在“子夏与子长思想关联”方面作初浅尝试。
　　 子夏、子长都曾生活在龙西河这块热土。
　　 “龙门”，学者吉春研究《史记》讲，曾出现过20次之多。而“西河”据笔者考察在《史记》中出现过11次之多。
　　 “龙门西河”记在《史记•夏本纪》：“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说的是，进贡的船只从积石山(青海)附近的河水，行到龙门西河，颜师古注：“西河即龙门之河，在冀州西，故曰西河。”龙门西河的名称由此而生。
　　 “西河”与子夏有关联的，《史记》记在两处：一处在《儒林列传》，子夏居西河；一处在《弟子列传》：“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重要的是记子夏在西河做“教授”——做教书育人的文化大事。
　　 “西河”在哪里？东汉郑玄（公元二百年）注：“西河自龙门至华阴之地”。这是子夏在我们韩城这块热土教衍西河最早最可信的证据。韩城文字多记为“子夏教衍西河”。还有一处记子夏石室与子夏庙的典籍是，北魏（公元五世纪）郦道元著《水经注》：夏阳崌谷水（韩城澽水）流域，有子夏石室，昔子夏西河教授之地；陶水（韩城芝水）流域有西晋汉阳太守殷济所建精庐，俗称子夏庙；正是由于子夏教衍的深远影响，才有郦氏《水经注》之记载。
　　 “西河”影响之大，从古以至近现代都有蛛丝马迹可寻。
　　 《韩城县志》记，“西河乃先生（司马迁）之乡”“韩原乃西河之地”。西河村（夏阳英村）有子夏庙，比建于明代，比卜家子夏祠庙要早一百多年。其庙碑曰：“余村古号西河，自大明以来，创建卜夫子文昌魁星庙。”“况乎卜子夏者，接尼山之薪传，衍洙泗之教泽……”。逢年逢节县令及文人学士都要焚香祭奠。韩城毓秀桥头南，路西的几处“德教碑”，额刻“教衍西河”“西河绛帐”最为醒目。自古韩城学生把教授老师比作“子夏”，一些文人学士雅称：西河学子、西河散人，西河文等。
　　 再说司马迁少年读书在龙门西河，受益匪浅。
　　 按《史记•自序》记载推算司马迁先祖在公元前620年就入少梁，定居少梁以西高门堡安一带。司马迁自己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十岁能诵古文。”这“河山之阳”，就是梁山脚下、陶水之阳的高门堡安一带。王国维大师《太史公行年考》记：“公（司马迁）在京师以前，必已就闾里书师受小学书”；吉春先生《司马迁年谱新编》讲：司马迁幼时读书在家乡，并随父在黄河一带收集史料，至今华池有“司马书院”遗址，并有残碑刻字。还有学者论证，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华池创办“司马书院”，司马迁少年时就在那里读书。
　　 司马迁“耕牧”的这块热土，在先祖入少梁二百年时（约公元前445年）就有孔子高徒卜子夏教衍西河，也选中了这块热土，讲《春秋》，演礼仪，办校兴学，启蒙凿愚，将浑厚异别的文化种子撒播在这里。，太史祠山门对联曰，“圣人光道统，汉史竞经文”。史书记，“孔子一生未入秦”，孔子弟子三千、七十二贤，唯子夏“教衍西河”，《礼记》曾子说：”西河百姓都说你（子夏）就是孔夫子，这是你的一罪。”子夏庙碑就称“卜夫子文昌子夏庙”“魏国公卜夫子”。“圣人”当属子夏，传道统的就是“卜夫子”。
　　 子夏教衍西河，子长“耕牧”于西河，时间虽相距几百年，但他们都在龙门西河这块热土生活，龙门西河成了连结他们思想的纽带。
　　 二，一部《春秋》将子夏、子长思想联系在一起。
　　 《春秋》，本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由孔子据鲁国史官所编，记载了鲁国12位君王，二百多年的历史。后世“以史为镜”，《春秋》就成了治国大典，汉代把它列为五经之一。子夏阐发《春秋》，见解独特。
　　 子夏言：“有国家者，不可以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子重任也”“《春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数十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善持势者，早绝奸之萌。”意谓：《春秋》上记载臣子杀害君主，儿子杀死父亲的事，有几十件。这都不是一天积累起来的，而是逐渐发展到这种地步。善于掌握权势的人，及早断绝坏事的萌芽。现代语则叫“防患于未然”。告诫掌权者，不应姑息养奸，务必将祸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他从《春秋》中悟出的治国哲理，韩非子很是赞赏，将子夏所言录入了自己的著作中，并加按语：“凡奸者，行久而成积，积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杀，故明主早绝之。”以此为自己“法治”的重要依据。
　　 子长记《春秋》精义与子夏一脉相承。
　　 子长记《春秋》，在《史记•司马迁自序》中就有十几处，评《春秋》亦有十处之多。诸如“《春秋》以道义”“《春秋》辩是非”“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等等。最重要的莫过于《自序》记：“（孔子）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意谓，《春秋》就是判断礼义的标准，以代替周王朝的法典。把一个混乱的社会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没有比《春秋》更有用的了。
　　 特别能体现子长阐述《春秋》精义的，是《自序》中对《春秋》的全方位评论：因此说，‘臣杀君，子杀父，不是一朝一夕才这样的，而是长时期逐渐形成的’。所以，一国之君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则，当面有人进谗他看不见，背后有窃国之贼他也不知道……最后他总结说：“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者所为禁者难知。”意谓：“《春秋》是礼义的精典著作，礼的作用是禁绝坏事于未发生之时，法的作用是实施于坏事已发生之后；法的除恶作用容易被人接受，而礼的防患作用难以被人认识。”他不只从《春秋》中看到了“礼”与“法”的共同作用，特别看到了二者的不同作用，又特别强调的是“礼”是防患于未然的作用。不难看出，子长从《春秋》中引发出的“礼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很是精辟。他从《春秋》中阐发的精义，与《韩非子》记“子夏讲《春秋》”不但内容一致，连遣词造句也一般无二。这与子夏“早绝奸之萌”是语殊同归，一脉相承。
　　 子长、子夏，一个在西汉，一个在战国；一个是汉武帝的太史令，一个是魏文侯之师；二者生活和环境大有不同。然而对于《春秋》的崇拜赞赏却脉络非常一致。
　　 三，子长读《春秋》之师董仲舒，就是子夏再传弟子的生徒。
　　 《史记》记，司马迁从董仲舒学《公羊春秋》，从孔安国学《古文尚书》。
　　 注释《春秋》有三种版本，即《左传》《公羊传》（即《公羊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其中《公羊传》就是从子夏那里传承的。
　　 汉代有《孝经说》：“孔子以《春秋》属商”，至唐孔颖达说：“孔子授《春秋》于卜商”。按唐徐彦疏《公羊春秋注疏》序文记：“（《春秋》）子夏传于公羊高，公羊高，往下传至汉景帝时，与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先秦时代，文字写于竹简，著书极为不便，子夏传授《春秋》，只能像中国中医的“祖传秘方”一样口授传承，多是父传子、子传孙、师传徒的口授垂直传递。到了汉景帝时代胡毋生写书成卷，才流于后世。应该说，孔子作《春秋》是经，而子夏为《春秋》作传。从春秋战国传至秦汉，就是从孔子到子夏，从子夏弟子到胡毋生、董仲舒，再传至司马子长，这一传承关系是有迹可循的。
　　 董仲舒《公羊传》的“蓝本”出于子夏，而子夏讲《春秋》，“善持势者，早绝奸之萌”，就收录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卷中。董仲舒是司马迁老师，他的观点，不能不深深地影响司马迁，所以司马迁评《春秋》之多、精义之深，正表明司马迁也同子夏、董仲舒一样，很是赞赏《春秋》中的观念。故而子长就是要承父遗志作第二个孔子，以《史记》续写《春秋》。
　　 可以得出結论；子夏在教衍西河，办校兴学、启蒙凿愚，子长耕读在子夏垦植的文化气息之地，汲取着子夏教授耕播的营养；一部《春秋》将将二者思想紧紧融合在一起；《春秋》传承关系成了他们治《春秋》思想融和的催合剂。
　　 文化是一种力量，它可以穿越历史时空，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灵魂。就在子夏播种文化火种一百多年后，司马氏就出了第一位英才司马错，在秦为将，战功累累。
　　 再过二百多年后就鼎出司马迁及与“六艺”争高下的《史记》，铸刻了中华三千年文明史，功高盖世。这与子夏教衍传《春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