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八月中秋，我县英言乡龙尾头村的抗日英雄、九十岁高龄的杨耀清老先生带着他的长女、女婿一同从云南回家省亲。我听说他回来了，特意去看他。见老先生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和蔼可亲。我俩便拉起了家常。
　　 老先生虽说年过九旬，但头脑清晰、思路敏捷，几十年前的事记得清清楚楚。老先生目前是我村的年龄最长者，已经没有了同龄人。我虽小他二十余岁，却一见如故，言语投机。问起他的戎马生涯，老先生便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杨耀清1925年出生于河南省济源县第七区圣佛头杨家河（1947年后划归山西省垣曲县英言乡龙尾头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兄妹五人，排行老三。二哥叫杨耀书，1944年参加八路军，解放战争（1946年）在垣曲县庄头战役英勇牺牲（烈士纪念碑刻是他小名杨中运）。
　　 1942年，日本鬼子占领华北大部分城市和乡村，野蛮的“三光”政策让多少老百姓流离失所，多少百姓惨死在日本的屠刀之下，横尸遍野。那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姓，又遭连年干旱，蝗虫成灾，打下的粮食被日本鬼子抢劫一空，民不聊生，度日如年。在这家破国亡的危急时刻，共产党、毛主席号召广大农民开展生产自救，号召年轻人积极参军参战，赶走日本鬼子，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杨先生说：“他当时不到十八岁，二哥大我两岁，弟兄二人报名参军，留大哥在家奉养老娘。同时报名的还有杨召林、杨中明、杨耀铎、杨小五。我们这个小村庄，总共五、六十口人，大部分姓杨，光这一次，我们杨家就有六人参加八路军。还有在村一个放牛娃崔福智，也参了军，我们七个人在1944年八月同一天参加了抗日八路军。”
　　 杨耀清参加的部队是华北豫北游击一支队，说是游击队，实际上是八路军的正规军编制。那时的武器装备很落后，枪是老套筒，打不准，手榴弹有时候扔不响，子弹不多，每人最多五发。子弹袋是空的，为了蒙蔽敌人，他们把高粱杆截成子弹大小的小段，装进子弹袋，冒充子弹。但是，八路军部队善于打游击，声东击西，把小鬼子吓得心惊胆战。他们团战斗的地方主要是在河南省济源、沁阳一带。记得有一次，他们在济源城西约十里地帮老百姓收麦子。吃了午饭，正在休息，发现一小批日本鬼子大约一个连的兵力从济源城出发往西。他们的团参谋是东北人，老武工队出身，打过大仗，战斗经验丰富不怕牺牲，指挥战斗始终在前。他们依托老百姓院墙作掩护，占据有利地形，把鬼子那个连打得七零八落伤亡惨重。这次战斗他们付出代价很少，牺牲了一个排长，受伤的战士也不多。以后，杨耀清随部队打到山西绛县、曲沃一带，攻打曲沃城时，他冲锋陷阵，和战友门一起攻下“九门九关”，活捉日本鬼子指挥官。
　　 日本投降以后，杨耀清所在的部队换装为解放军，他记得最清楚的一仗是解放运城，运城易守难攻，总共打了三次，他参加两次。攻进运城看见大堆的盐，都高兴极了。好长时间没有吃过盐，战士们都往自己口袋装了两把盐。之后他被调到华北十八兵团中央团。当时，徐向前是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期间，连续打仗，屡建战功。华北解放后，他随部队开往西北，整编为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贺龙任副司令，习仲勋任政委。部队从宝鸡打到四川，解放了西北。西北解放后，又被调往西南第二野战军，去解放大西南。当时，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他在四川军区驻守的时间最长。1953年调到昆明军区，之后又在丽江、思茅、西双版纳、德宏四个边防分区任职。
　　 杨老先生戎马一生，打过多少次仗，他自己也记不清。得了多少军功章、纪念章，他自己也不知道。
　　 只上过两年冬学的杨耀清老先生，参军后，刻苦学习文化，成了军营中的文化人，还担任了团文化干事，他一直搞政治工作和干部工作。由于成绩突出，1956年12月，在昆明军区先进代表表彰大会上，受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同志等领导人的接见。1958年调重庆市公安部队任助理员，先后授衔为上尉和少校，并于1966年受到毛主席接见。文化大革命时期，任团副政委，德宏军分区边防八团政委等职。专业后，先后任云南省德宏州农业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云南省德宏州司法局副局长，直到光荣离休，享受副厅级待遇。离休后，老先生并没有休息，一直在法律服务站工作，尽着一名老党员、老军人、老干部的义务。
　　 如今，杨先生九十岁了，每天还坚持练书法、写诗。这次回乡探亲，他特意写了一首“感恩”诗，贴到墙上，让年轻人受教育。在参观垣曲县中条山抗战纪念馆时，他情绪激昂，奋笔挥毫写下了“抗日将士永垂不朽”题词。
　　 杨耀清老先生说，他晚年最高兴的是两件事，一是能活到九十岁回到老家，看到儿孙绕膝，五世同堂，深感美满幸福。二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之际，他接受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他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和慰问金。这让他非常荣幸和自豪！
　　 杨耀清是个孝子，他老母亲在世，他每隔几年总要回家看望老娘，他那时还没有退休，每次回来住不了几天就走了，哪怕在家住一天，都要去生产队参加劳动，休息时和同龄人拉家常。他说在部队是兵，回家是农民，农民就应该参加集体劳动，要听生产队长的派遣，还能多挣公分多收入吗，说得大家哄堂大笑。其实那时他已经是正团级干部，没有一点官架子，在地里干活和农民没啥区别。我那时还是未成年的大孩子，学校刚毕业回村参加劳动，没有资格和长辈们扯东拉西，只能旁观。直到老母离世后，几十年就没有多回家，这次回来过九十大寿，要办一场大的宴席，让杨家一百多口人不论男女老幼全部入席，不准收一分钱的寿礼，他自己掏腰包花了一万多元的席面钱。我是他邀请的唯一的一个外姓人，所以他要请我喝酒，是因为几年前我就把他的英雄事迹刊登在《舜乡杂志》上。这次回家，第一时间我就让他看了这本《杂志》，问他是否正确？他看后笑了笑：“差不多吧”。我知道这“差不多”就是不对或者是不完整。我说你既然回来了，就把你当兵打仗的事讲给我听，我之后再写一篇完全正确的邮到云南让你看。老先生很高兴，当场讲起了当年的故事。几个月后，老先生在云南收到了我邮去的《舜乡杂志》，其中有这篇文章。老先生很高兴，随即让孩子给我打电话，之后我们经常通话。他临走的前一天下午，我们又见了面，他对我说他再过十年，就是一百大寿，仍然要回老家过寿，并再三吩咐我务必参加他的百岁寿诞，我很爽快地答应了。
　　 我和老先生分手七年多了，听他的后辈人说老人身体很好，每天坚持锻炼，打太极拳、练书法、看报纸等，都是他的强项。再过二年多就是他的百岁寿诞，我相信这位革命的老英雄一定能兑现了他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