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陵滩是个已经被人遗忘的名字。
　　 在楼陵滩生活着的人，绝大多数不知道世间还有这样一个名字。尽管这一带不缺楼姓，但塆里没有一家姓楼。
　　 汪和凌是这儿的大姓，两姓合起来占村里人头九成以上，这大概也是“楼陵滩”被废掉的原因之一。
　　 “楼陵滩”这个名字源于何时，消弭于哪个年代已经不可考。我没有看过凌氏家谱，但依稀记得小时候有凌姓老人说，凌氏一脉明朝时由南昌筷子巷迁徙而来。对于江西填湖广移民后代，鄱阳瓦屑坝和南昌筷子巷是两个重要文化符号，只要江西移迁过来的，家谱总喜欢把祖居地说成这两个地方之一。大胆推测一下，最初的移民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大家同举一面旗帜，或许有聚气聚力、共心共情的效应。汪氏宗谱倒记得很清楚，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迁麻始祖禄宝公从安徽婺源（婺源划作江西管辖，是近代的事）大畈一路西行，始籍麻城张家畈黄市，是为麻邑汪氏一世祖。禄宝公之子万武公又从黄市迁居至县北鸟雀林，到了第十二世祖诠公，又从县北鸟雀林到县南楼陵滩。我的父亲在世时说，诠公之所以迁居楼陵滩，是因舅舅无后，招外甥上门。舅舅叫“汤公思尧”。这位叫汤思尧的老舅，把外甥招上门后，外甥的后代，不知为什么，并没有随舅舅姓。
　　 家谱没有记载诠公的生卒时间，按30年一代，诠公迁居楼陵滩大约在公元1680年前后。1680年是康熙初年，很显然凌姓在楼陵滩站脚的时间比汪氏更早，这也从楼陵滩现在变成以凌姓冠头的名字可以证明。
　　 如果非要和历史大事件关联一下，1680年前后正是康熙平三藩之乱后期，天下趋稳，那个时候的湖广麻城县，刚经历了于成龙东山平定之役。当年，十二世祖诠公如果还有些英武的话，说不定与清端大人打过照面。但这些只是我的猜想。诠公愿意被舅舅招来光大门楣，大概个人识见与多数庄稼人一样，土地才是根本，对于国家大事，只是“呵呵”了。楼陵滩东北两三百米有一个叫汤家墩（或汤墩）的地方，按父亲的说法，诠公他们开始就住在那儿。后来汪氏一族稍有蓄积，合力在此修汪王庙。庙门有两联，一曰：唐封越国三千户，宋赐江南第一家；二曰：鹊林迁居移家室，燕寝新巢立业基。前一联说的是大汪氏史，隋末大乱中，四十四世汪华为保境安民，统领浙皖六州，建立吴国。李渊灭隋后，汪华审时度势，率士归唐，被封为越国公，食邑三千户。南宋时，新安汪氏有一门六进士之荣耀。后一联说的是从鸟雀（鹊）林迁到楼陵滩，重开新基的小汪氏史。汪王庙在土改时被拆掉，现在那里是一片田野，从前麦青禾秀，现在拥簇着离离荒草。某个黄昏，我站在那个地方怀想，遥想几百年风雨如晦，内心徒生出无穷慨叹。
　　 诠公栉风沐雨，一根藤结出了六个瓜。于时间的衍化，繁茂如樾。在记录家族的传承中，时常用到成语“瓜瓞长绵”。瓞，小瓜，大瓜连着小瓜，生生不息。汉语遣词造句真是妙绝。
　　 秋夜的灯像一炉明明灭灭的星火。坐在灯下，翻阅家谱，无数陌生的名字，如浮动的光点，在眼前飘拂。想想看，从村庄存在之日起，有多少魂灵沿着楼陵滩的石子路晃过来又晃过去？诠公到楼陵滩后四百余年光景，粗略估算，楼陵滩生活过两千汪氏后裔，时代的风流人物虽然也不乏其人，不过多数人过的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躬耕日子，有苦有乐，有辛酸更有汗水。是楼陵滩四围的泥田旱地和沟渠河堰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生民。
　　 从诠公始，已然十二代。
　　 离开黄土地去外面谋生的，颠沛流离中不乏见哭兴悲者。家谱中记载一个叫参议公的先人，早年的愿望是想走科举这条路，困苦中朝乾夕惕，奈何总是不中，生活清苦得一塌糊涂。中年后终于认识到科举之路没有指望，在别人推介下，跑到河南钧州去当教书先生，收的学生不多，日子过的紧巴巴。有一年冬天，参议公看到教授的学生中，有一个人每到晚上就回家不读书，参议公愤然斥责他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那学生黯然道：“先生，我身上穿的外衣，是家里孩子睡觉的被子，回去晚了，他们只能挨冻。”参议公听学生这么说，心中十分哀怜，毅然拿出清奉三两，资助这位学生，让他给孩子添一点铺盖。参议公拿出的三两纹银，对他个人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表现了作为师者的风范。
　　 还有一位叫楚臣公的，长毛来袭，带领一群青壮丁抵抗，不幸被劫掳。公毫无惧色，怒发冲冠，最后气绝而亡。这种血性，让我看到一个家族的英勇和刚毅，实际也是华族精神的象征。
　　 我在灯下读先人们的传略表赞，仿佛当年发生的故事，鲜活如初浮现在眼前。
　　 青春期以前，我一直在村庄生活，楼陵滩给我的记忆并不是那样美好。我的祖父，依靠勤劳和节俭，在不合时宜的时间，将一座歪歪倒的房子推到重修，看上去有几分大屋气势。另外，以为捡到便宜，低价购置了几亩薄田，土改时，戴上了“富农”帽子。据父亲说，当时祖父也去争辩了几句，奈何没有人帮忙说话。这顶帽子压得祖父的后半生、父母亲的大半生、哥哥的前半生抬不起头来，也影响我童年的成长。无数异样的目光，像炸刺一样迎风扑面。小时候记忆最深刻的是，运动来了，漆黑的晚上，生产队开队部大会，煤油灯下，祖父等一帮四类分子站在会场中央，一群人举着拳头高呼“打倒×××”“打倒×××”“打倒×××”口号。“×××”中，就有祖父的名字。每每喊到祖父的名字，童稚的我，同样和祖父一般，低下头。当是时，祖父不知是什么想法，但我是内心羞愧的。那时，真觉得祖父十恶不赦，让我们颜面无光。所以，有好长时间对那些带头高呼打倒祖父口号的人，对很多年月总是以鄙夷目光看轻父母的人，我的内心是不太友善的。
　　 “四类分子”给我的阴影，多多少少影响了我的成长。
　　 时移代革，不说祖父那一辈人，即使如父母这一代，在楼陵滩已经硕果少存了。楼陵滩之于我童年的不快，完全释然了。人性的慈善和忤逆，说到底与大环境的涵渍，太关联了。没有谁敢保证，无论身处何种境况，都永怀纯真和良善。包括神和所谓的神。
　　 楼陵滩塆子为一长条形，在我没有出生以前，塆子四周被东、南、西、北四个池塘阻隔，谓之“壕”。村子正南面的叫南壕，西边的西壕，北面的叫北壕，唯有东面，因为池塘面窄底浅，就叫浅壕。“壕”，《广韵》“城下池也。”四壕之间，是四条宽窄不同的壕埂。壕埂之上，曾经建筑有坚实的门楼。冷兵器时代，四座门楼既是人员进出的通道，又是保卫村子的屏障。这也可能是汪氏先人弃居汤家墩原因之一。我猜想，这些池塘，像南壕和西壕，又宽又深，应该出自天然。浅壕和北壕，水面不过两丈，水深也只有一两米，多半为人工刨掘。
　　 四座门楼后来夷为平地，一则时代巨变，门楼失去屏障意义，再则人丁兴旺，四壕包裹的地方不足以安居，村人沿着东西壕向外突围。当我记事时，楼陵滩就像一只长条形蚯蚓。
　　 记忆越遥远，蚯蚓蛇伸得越绵长。
　　 十八岁以后，我就在外面流荡，村庄与我愈来愈疏远了，但身上浸染的楼陵滩烟尘怎么也抹不去。对于楼陵滩，无论我喜欢或不喜欢，愿意或不愿意，它留在身上的印迹总是那么清晰。这之后偶尔回到村庄，那些我见过的前辈，祖父一代的，父亲一代的，一个一个邀约似的渐次悄悄隐遁。虽说是悄悄隐遁，但他们的气息还淹留在村中。我在村庄徘徊，看到那些面目全非的老屋、老树或者老巷，许多故去的物事在眼前浮泛，如一枚枚落叶翩翾，仿佛旧时光依然。
　　 这里踭着一个爱抽丝烟的老汉，那里住着一位爱骂人的瞎大娘，这个角落曾经蜷曲着怎样的一条黄狗，那个门洞曾经死过一个喝农药的新妇，哪两家为塘岸一棵树或地上一块青石板的归属大打出手，哪屋子因为吵架，女主人哭着往门口塘跳，哪家门前的栀子花碰碰香，哪家厅屋闹过鬼，哪家那一年后生参军敲锣打鼓，哪家那一年闺女招工“趾高气扬”……
　　 某个门栋曾住着一个有法术的老人。我想起那老人一边口中念念有词，一边扬起右手在空中晃动的郑重样子。这位老人他一生最大的本事除了能将鬼怪捉进一个陶罐，深埋某个特定方位的土穴外，还擅长理筋复骨。那些跌打损伤者找上门，一番审视后，老人在一张白纸上画只有他自己认识的“符”，烧符成灰，再把灰与清水搅匀。复位之前，先是右脚猛的一墩，然后喷一口符灰水在伤处，接着一番“端提挤按”，骨折、脱位就能无痛复原。之所以复位之前先喷符水，据说符水能止痛。多年后我做骨科医生，有时与他做着同样的事，看到不少病人复位时痛的龇牙咧嘴，常想起那位老人的神水。
　　 有些人活着就是为了受苦。一位一生从不曾抬头看过天的驼子，找了一个哑巴女人，两个老实巴交的人直到死去，日子几乎未舒坦过一天。一位中年丧夫的外迁户，含辛茹苦将四个孩子拉扯大，生活刚有转机，一病不起。一位精神不太正常的女人，一生都活在众人嫌弃和鄙夷中，凉薄世界，踽踽独行。
　　 也有一些人生下来就该优越，家底优越，宗族优越，社会关系优越。还有一些人生下来就是豪强的命，用一句方言俚语叫“横经勒黑”，做任何事都蛮横霸道三分。更多人在世序良俗中，人歌人哭，嬉笑怒骂，日子一天往一天挨。
　　 记得小时候住的黑漆漆老屋，春天的早晨或夏天的早晨，阳光从窗棂间斜穿，一道道光柱落在地上，无数的粉末在光柱中浮旋。我们捧着双手，想抓住那些小精灵，到最后总是一无所获。
　　 大多人的心愿或说是梦想，就像这浮旋的粉末，看上去似乎抓在手，却碎如齑粉或纸屑。
　　 一位诗人说：认识到自己只是蝼蚁，就不再悲痛。一代一代过客，如蝼蚁一般，穿行光阴中。
　　 父亲的最后几年又回到楼陵滩。父亲在世时，晚上我常回去陪伴。住惯了城市，村庄的夜，黑得让人发怵。在黑中，时间流速变慢，单调并且枯寂。有时候我像一个沉默的旅人，站在窗台下发呆。楼陵滩的物事，不自觉地在眼前风飞云卷。
　　 窗外，树叶的沙沙声，像村庄在呼吸，也仿佛是对悲喜人间似真似幻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