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关中学，顾名思义，位于县城的城关镇。虽然距离县城比较近，但是四十年前的交通条件很差，老师和学生要去，都要步行或者骑自行车。所以也不被人喜欢。之所以把地址选在那个塬上，是因为它位于城关镇的中心，四面八方的学生来的时候，相对来说比较方便。那时候，每个镇都有自己的中学，比如方里中学，润镇中学，关庄中学。而高中相对少一点，全县只有三个，东塬，西塬，县城各有一个。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好多学校撤校合并，最后，高中只留下了一个，那就是县城的淳化中学。而我的初中母校，城关中学也在后来的撤销合并中消失了。
　　 城关中学位于罗家庄。校园分为两部分，教学区和生活区。教学区位于北边，也可以说是上边。有围墙，一个大门。里面是两行砖瓦房。每一行都三排，每一排有一个教室，可以容纳四五十名学生。教室隔壁是老师宿舍，房子被隔开，各半间，前后都有一个老师住。
　　 所以，一共是六个教室，每个年级两个班。中间是一条马路，路两边有两排高大的白杨树。夏天树荫把整条路都罩住了，非常凉快。再往后走，是一个比较大的操场，学生们在这里上早操，体育课，课外活动。到了北围墙跟前，是男女生厕所。这就是我们学校的教学区。
　　 生活区位于南边，也是下面。是一个有着长坡的地坑院。从两边有着台阶的坡上下去。映入眼帘的是两排窑洞。右边第一个是学生灶。一年四季就是提供开水。因为常年烧水，锅底已经变白。冬季的时候，学生从自己家里带点玉米榛子，多少交一点加工费，早上就可以吃一碗热腾腾的包谷榛子。再往下全是学生宿舍。左边先是教工灶，接下来有四五个老师宿舍，然后是学生宿舍。记忆中，女生住在左边，男生在右边。在最下端，有两个男女厕所。院子中间有一条浅浅的污水沟，用于倾倒洗碗水，洗脚水。冬天的时候，很多人出门直接泼在院子里，导致地上结冰，走路很滑，一不小心就摔倒了。
　　 那时候住宿条件的确很差，现在的孩子绝对想象不来。我们住的窑洞，几乎每个都因为连年下雨，半截子都塌了，学校为了安全，用一根很粗的木头撑着。前半截住着十几个学生。进门的左边，往往是十几块床板，放着学生的铺盖。对面的墙上，有十几个大钉子，挂着学生的馍袋子。一张桌子上放着大家的牙缸，碗筷，咸菜瓶子。到了吃饭时间，各自取下馍袋子，在灶上打来开水，开水泡馍就着咸菜，就是我们的一日三餐。因为窑洞只有一个小窗户，而且常常关着。所以，每次打开门的瞬间，各种味道扑鼻而来，很难闻。窑洞里老鼠猖獗。我们一走，老鼠就在每个人的馍袋子里畅游。我们的馍常常被老鼠咬的乱七八糟。但是不吃就得饿肚子。只好掰掉老鼠啃过得地方，继续吃。住在近处的我们每周三下午可以回去取一次馍，顺便可以回家吃顿热乎的汤水饭，来慰藉饥肠辘辘的肚子。而远处的学生就没有这个福分，只能挨到周末回家了。我们那时候家里顿顿是玉米面，不是玉米面搅团，就是玉米面条。我曾经跟着一个同学回家去取馍，走了差不多十里路。她姐姐给我们做了一顿红豆面条，让我怀念了半辈子。我常常感慨：这辈子从来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饭。
　　 说完了学校的结构，我再说说记忆中的教职工。我们的校长——刘老师，瘦瘦的一个中年人，个子不高，大概一米七左右吧，嘴巴有点歪。喜欢用手搓脸。他那会好像没有代课。对于工作还是很认真的。记得初三的时候，学生已经流失了很多，六个班已经合并成了三个班。我算是矮子里面挑将军吧，算是学习比较好的。老校长常常会把我和几个有希望的学生叫到办公室谈话，鼓励我们要更加努力，争取考出去。我二哥，二姐都曾经是他的学生。记得他说，我们几个都是有能力，但是成绩老是中不溜，还可以努力到优等生。当时还是有些沾沾自喜的，也很感动。不论怎么说，后来总算没有辜负老校长的殷殷教导，考上了高中。
　　 我的几任语文老师各有特色。初一的王老师，那时候跟学校的另外一个老师谈恋爱，似乎是不想在这个学校呆，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上课铃响了半天了才来。来的时候，手捅在袖筒里面，胳膊下面夹一本书。也很少往讲台上站。靠在进门后某个同学的课桌上，面无表情，声调没有起伏的熬过一节又一节课。为什么说是熬？他几乎从来不会带着感情色彩去给学生讲解课文。我记忆中的那一年，他只有让学生糊里糊涂地抄写生词、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不说是十几岁的孩子，就是现在，让我去看懂一篇文章，理解它的这些结构，概括出中心思想，恐怕都很难。孩子们每天抄写抄得手疼，到头来啥也没学到。我后来也从事教育一辈子，虽然也会有对学校的各种不满，对学生也会发脾气。但是对待课堂从来都是认真的。我们私下里常说，学生自己不学可以，如果老师敢糊弄，他们马上能看出来。再说，教师有起码的职业素养，不能因为自己的不满而把怨气洒在学生身上，他们是无辜的。
　　 我初二的语文老师——党老师。也是一个从别的学校才调过来的中年人。戴着一副眼镜，文质彬彬的，普通话也说得好。他讲课倒是不错，对学生也很关心。我们曾经在老师的带动下，在周末的晚上去河滩接晚来的东塬上的同学；一起探讨语文学习中的问题；他还给我们分享他写的文章。据说这个老师私生活比较混乱，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总之，他在学校里的表现还是挺好的。
　　 初三的语文老师——罗老师，那时候大概也是四五十岁，长得也精神，高大魁梧，也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经常会声情并茂的给大家讲课文。印象最深的是他教我们高尔基的《海燕》。他激情的朗诵，直到几十年后我仍能想起来。以致于这篇文章成为我最喜欢的文章之一。几十年后，我仍能背诵其中几段。可见，一个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有多大。
　　 我们的化学老师——王老师，个子不高，圆圆的脸盘，每节课能说出无数个口头禅——“啊”。有学生恶作剧，一节课不听课，数老师说了多少个“啊”。我也曾这样做过。发现他差不多能说上百个。老师的下意识动作自己意识不到，只有学生能关注到。但是要改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我们的几个英语老师，比较印象深刻的有一个女老师，具体叫什么已经不记得了，这个老师很认真，教得挺好的，她也有个口头禅“那么”，以致于后来她来了的时候，学生已经不说什么老师来了，只说“那么”来了，大家就都心领神会。我的另外一个英语老师，是我们村的。他一副书生气，甚至有些木讷。课比较无趣，但是字写得很漂亮。我因为英语学得好，历任英语老师都很器重。他几乎每次都在我的作业本上写几句鼓励的话。那时候作业本发下来的时候，不是看自己错了什么，首先迫不及待的想看的就是老师的评语。甚至后来利用假期，还把老师的评语剪下来贴在一个硬皮本子上留作纪念。听说这个老师后来在老丈人的关系下转到了行政单位，这可是教育系统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但是基于自己的性格，不久他又回到了教育系统。人各有志，不能委屈自己，我比较赞同他，或许教书育人才是他比较擅长的事情。
　　 我们有一个政治老师——寇老师，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瘦女人，脸每天抹得傻白，瞪着个小眼睛，每天都表现的愤世嫉俗，似乎整个世界都欠她的。我几乎从来没看到过她笑。多年后，她的课已经不记得什么样子了。但是她常常骂人的话记忆犹新：“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直到后来好多年后，跟我成为同事，她依然是那种不让人待见的人，骂骂咧咧，跟谁都合不来。
　　 我的数学老师，不是态度问题，而是水平有限。那时候他也就不到三十岁吧，高个子，眉清目秀的。每次上课，把自己讲得满头大汗，学生听得云里雾里的。而且他一带就是三年。我的平面几何算是完了，心想，到了高中再好好学吧，争取赶上去。做梦也想不到，我到了高中，他也调了过来，继续带我的立体几何，可以想象，我有多郁闷。反正，我的数学从此一塌糊涂。到了高二，虽然换了老师，我已经彻底跟不上了。后来数学课跟听天书一样。导致我高考预选时，差点因为数学成绩太差而落榜。我不能说，数学没学好全是这个老师的错，但是跟他有一定的关系。他代课从来不跟学生互动，自己一个人表演，你听懂没有跟他没有关系。以致于数学成了我一辈子的噩梦。虽然后来高考志愿填了外语类，不学数学了；即使在工作多年后，还常常梦见做数学卷子，看不懂题目，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后来，听说他还干到了县招办主任的位置，甚是风光了一阵子。或许有些人不适合教书，但是别的能力还是有的吧。
　　 当年给我们烧水的师傅——吕师傅，当时也不过二十岁左右。为人和善，几乎没跟人冲突过。难能可贵的是，就这个简单的烧锅炉事情，他干了一辈子，后来那个学校解体后，他又到了淳化中学，一直干了好多年。前两年听说他去世了，心里还是挺难过的。他是一个好人，但是没能长寿。
　　 我们的同学，后来也都天南海北了。有的人考上学离开了那个小县城；有的还在县城工作；有的去了外地打工；有的回家务农，时隔多年，几乎失去了联系。后来有了微信，不知道哪个同学建了一个群，拉进去二三十人。但是，因为分开太久，后来又不在一起工作生活，几乎无话可说，最多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在群里问候一下，发个红包，抢个红包。慢慢的，也就没人发言了。好在后来有几个同学平时联系多一点，还会常常走动。时隔四十年，很多同学已经当了爷爷奶奶，儿孙满堂了。当然，也有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无论穷富，无论是哪种生活状态，活着就是王道。在熬过了三年的疫情之后，我们更要珍惜生命。
　　 去年，我回老家，曾经开车去寻找那个地方。可惜，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经过多方打听，我已经找不到那时候的一点痕迹了。当地的人说，当时的校址，一部分在建高速路的时候占用了，还有一部分被用作了养猪场。往事如烟，再也找不到当时的痕迹了。我们曾在这里学习生活了三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我们在晨曦中，在老师窗口透过的微弱灯光中背书；在学校缺水的时候一起去抬水；在教室里寒窗苦读；在操场上嬉戏打闹；在学校大门口无数次告别来送行的父母；在极其简陋的宿舍里啃着发霉的干粮……那些岁月，无论苦难也好，快乐也好，都是我们的一段经历。
　　 城关中学，你永远存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