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性尧还没离开故乡时，读了鲁迅的《呐喊》，就对鲁迅充满了崇敬和追摹。1933年11月29日和12月1日他在《定海舟报》上连载的《读<文学上的心灵>》一文中说：“至于鲁迅，近日除译著之外，虽极少创作，但是前几年的那部《呐喊》一跃而成世界名著，竟有好几国文字的译本，这是不能不承认中国文学家的成功，造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光荣的一页。”那时，鲁迅已经走进了他的心中，他对鲁迅崇敬之情渐行渐深。
　　
　　 一与鲁迅的四次通信
　　 1934年，金性尧在刘鸿生的中华煤球公司工作，担任文书工作。当时他正是十八岁的小青年，业余时间，为老家定海的报刊撰文。那些文章大多是杂文，来上海后，他喜欢上了鲁迅的杂文，写文章时总是学鲁迅那种笔法。
　　 一天他突然想到，鲁迅就在上海，能够见他，当面聆听他对杂文写作指教多好啊。稚气的想法，在年轻的冲动中，成为了现实。11月18日，他就给鲁迅写了信，诉求与鲁迅面谈。写好信，就送到当时的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11号（现在的四川北路2050号）内山书店，请书店转交鲁迅。内山书店由日侨内山美喜、内山完造创办。鲁迅在购书中结识了内山夫妇，结为挚友；鲁迅常来内山书店购书，会客，并一度在此避难。
　　 第二天，11月19日，金性尧就收到了鲁迅的回信，说明“面谈一节，在时间和环境上，颇不容易”的原因，特别指出“会引人疑有什么重要事件”，故而“尚希谅察为幸”。那句“会引人疑有什么重要事件”暗示鲁迅当时处境的危难，应该有着保护文学青年的意味。
　　 金性尧接到鲁迅回信，很高兴。鲁迅这么快回信，可见对他的重视，虽然拒绝了面谈，但是讲得很诚心，于是即写了一封请教鲁迅对生活的看法和近来刊发的文章与所用笔名等等。金性尧在第一封信中，毛笔落款有点潦草，鲁迅看成了“惟尧”。金性尧不好意思纠正，索性将错就错，这封信的落款就写成了金惟尧。
　　 11月25日，金性尧又收到了鲁迅的回信。回信写道：“来信早收到。在中国做人，一向是很难的，不过现在要算最难，我先前没有经验过。有些文学家，今年都做了检察官了。你想。变得快不快。《新语林》上的关于照相的一篇文章，是我做的，公汗也是我的一个化名。但文章有时候被检察官删去，弄得有头没尾，不成样子了。”读着这样平易、诚恳的回信，金性尧有点激动，年轻的心也就膨胀起来，想通过鲁迅发表文章的念头一下强烈起来。于是，他就寄上自己新写的一篇文章，写了一些请教指导等的话，又带给了鲁迅。
　　 鲁迅收到后，回信写道：稿子并无什么不通或强硬之处，只是孩子对理发匠说的话似乎太近文言，不像孩子，最好改一改，另外有几个错字也无关紧要，现在都改正了。
　　 鲁迅的回信说的实在真诚，可是金性尧寄文章给鲁迅，其实是想让鲁迅帮自己在上海报刊上发表。没想到鲁迅就帮他改了几个错字，这让他大失所望。冲动之下，年少气盛的金性尧又写了一封信给鲁迅，言辞之间就不够尊重了，使用了“使我很失望”之类的话。
　　 12月11日，鲁迅给他回了信、写道：
　　 “先生所责的各点，都不错的，不过从我这方面说，却不能不希望被原谅。因为我本来不善于给人改文章，而且我也有我的事情，桌上积着的未看的稿子，未复的信还多得很。对于先生，我自以为总算尽了我可能的微力。先生只要想一想，我一天要复许多信，虽是寥寥几句，积起来、所花的时间和力气，也就可观了。我现在确切地知道了对于先生的函件往还，是彼此都无益处的，所以此后也不想再说什么了。”
　　 这段美好的通信也就中止了。而金性尧心中却依然确立着对鲁迅的敬重，他后来对自己进行了反思，认识到自己的“幼稚冲动”；而对繁忙之中的鲁迅在短短的几个星期里，回了他四封信，体会到鲁迅对青年的关心和爱护。1957年，这四封金性尧把这四封信的鲁迅手稿经朋友交到了许广平手中。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李祚唐先生在《怀念金性尧先生》中的诗句“少小舟山习信风申江走笔拜周公”，说的正是此事。
　　
　　 二与妻参加鲁迅葬仪
　　 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鲁迅先生在他的寓所与世长辞。
　　 金性尧是在21日下午从前一天的《大晚报》上看到刊登的鲁迅逝世消息，说遗体移至胶州路的万国殡仪馆。21日下午3时大殓了。22日下午举行葬礼。
　　 对于鲁迅的敬仰是深入心底的，而年少时的冲动很快烟消云散。这时金性尧已和武桂芳结婚，因为不喜欢从商工作，父亲无法，让他去师从忻江明进士，学习《春秋左氏传》等经传。
　　 那天正是从老师那儿出来，在路旁的报摊看到《大晚报》的。他看到鲁迅逝世的消息，心里郁郁如有所失。回到家马上与妻子商量，第二天中午，他和妻子草草进了午膳，就走向万国殡仪馆。“胶州路一带，真是万人如海”，敬仰鲁迅的民众络绎不绝来参加丧仪活动。鲁迅的葬礼成了汇合民众呼声的海洋。金性尧他们就是这大海中的一点浪花。他们进入鲁迅灵堂，向鲁迅灵柩致礼后，在门外等候。
　　 2点半，萧军，黎烈文，吴朗西，周文，靳以，姚克，黄源，张天翼，胡风，曹白，巴金，鹿地亘，孟十还，陈白尘，萧乾，聂绀弩和欧阳山等16人将鲁迅灵柩棺抬出灵堂，抬上灵车；蔡元培亲为执绋，宋庆龄、日本作家内山完造，著名文学家茅盾、胡风等人为鲁迅扶灵。出嫔起吊，行列前面的青年作家欧阳山、蒋牧良分左右执撑着“鲁迅先生丧仪”一幅白布制的特大的横额。送葬队伍从胶州路出发，经过极司菲尔路、地丰路、大西路，最后到达虹桥路。送葬队伍出发时有6000多人，很快就增至几万人。金性尧来得很早，故而能行在队伍的前面。走在他前面的是徐懋庸。鲁迅曾为徐懋庸的《打杂集》欣然提笔作序，后因徐懋庸给鲁迅一封信，责怪鲁迅对于党的基本政策缺乏了解，认为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错误的”。已抱病在床的鲁迅，写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公开阐述自己观点。金性尧在灵堂看到徐懋庸给鲁迅的挽联：“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鲁迅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蔡元培主持了在万国公墓举行的葬仪，金性尧倾听着宋庆龄、邹韬奋、章乃器、田军、内山完造等讲话和胡愈之致哀词。在哀乐声中，注目由宋庆龄、沈钧儒、李公仆等人将一面由沈钧儒亲手书写的“民族魂”大旗覆盖在灵柩上。金性尧和人们在暮色中默哀，向这位倔强的骑手和战士告别，灵柩徐徐下降，安放在墓穴中。人们又唱起了吕骥、冼星海临时谱写的《安息歌》：愿你安息，安息！愿你安息，安息，安息在土地里……
　　 金性尧应和着唱着《安息歌》，哀痛着，震荡着，这样的场面刻烙在他心里，鲁迅成了他强烈的激励和敬仰。
　　
　　 三义务参与《鲁迅全集》校对
　　 金性尧走向文坛，还受夫人武桂芳的影响。武桂芳也爱写作，中学时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笔名木圭，文笔非常漂亮，是个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经常投身社会活动，并结识了许广平、柯灵等。鲁迅去世后，他跟许广平的交往更加密切。先是去许广平家参加中共地下刊物《上海妇女》杂志的校对，不久又由许广平介绍参加《上海妇女》编辑委员会，还参加过文艺通讯写作班。
　　 鲁迅与世长辞后，许广平决心完成鲁迅的未竟之业，开始筹划出版《鲁迅全集》事宜。然而，要想出版《鲁迅全集》谈何容易。当局的管制严格，经费来源无着。可是，当时鲁迅手稿的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无论是被国民党特务、还是日本鬼子搜去，都是无法弥补和不可估量的损失。出版《鲁迅全集》迫在眉睫。1937年初，在许广平和好友许寿裳、台静农、胡愈之等人的筹划下，成立了以蔡元培、茅盾、周作人等人为主的《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蔡元培挥毫写了“鲁迅全集”四个大字，后还写了《征订〈鲁迅全集〉精制纪念本启》和《鲁迅先生全集序》，以蔡元培的身份和威望，来避免当局的干扰。
　　 他们想出以另印需预付100元一套的《鲁迅全集》精制纪念本，来解决出版资金难题。郑振铎、王任叔做主要编辑工作，参照鲁迅生前为自己文集编的体例，精心设计。而20卷的校对也是一个大问题。
　　 金性尧家经济条件很好，夫妻俩不用为生计发愁，整天就在家里读书、写作，出门逛街就是去书店或者购买文物字画。1936年底，金性尧在《青年界》发文.《青年界》是北新书局主办的月刊，名作家的稿子有很多是首发于此的，鲁迅，周作人，郁达夫，老舍等都给它写稿。这意味着金性尧进入了上海文学界。而武桂芳从许广平那儿得知将要出版《鲁迅全集》，需要校对人手。金性尧就主动提出去义务担任校勘工作。
　　 1938年4月，校勘工作开始，金性尧每天早早就到淮海路许广平家中开始工作。参加这一工作的还有唐弢、柯灵、王任叔等一批人。这个校对工作非常辛苦。书稿中，有的没定本可据，还有单句的正误和互通的字义，六七个人聚在小小的亭子楼里，校对一些时候，又争论一阵，解决疑义，又继续校对。就这么整整两个月，总算把600万字校完了。金性尧年轻，家中也没什么大事，每天都去参加，非常认真地看样稿，找疑问，作校对，参与讨论，解决问题。一坐就是半天。在校对中他进一步阅读鲁迅，对鲁迅的认识更深切。于是对年轻时给鲁迅的书信，特别是最后一封信的幼稚和冲动反思更深刻。
　　 在鲁迅亲友和各界人士的多方努力下，从1938年4月开始，在禁出红色书籍的孤岛上海，仅用3个多月时间就将600万字、20卷的第一部《鲁迅全集》出了。
　　 金性尧很是兴奋，他在1938年11月出版的《边鼓集·说到〈鲁迅全集〉》一文中道：“在这‘言路之窄，正如活路之窄’的上海，居然能有这样浩大的人力，物力，出版了厚厚二十大本的《鲁迅全集》，恰如出现了一颗子夜的巨星，那光芒，那重量，那望不见的美，听不到的声，将永远炫耀在人们的头上。”
　　
　　 四．倡议和编辑《鲁迅风》
　　 “鲁迅风”是现代杂文的一种独特流派,是指鲁迅、瞿秋白等人开创的鲁迅式的战斗杂文。1938年，上海“孤岛时期”，巴人（王任叔）和阿英（钱杏邨）等展开了一场重新评介鲁迅杂文的“鲁迅风”之争。本是属于革命文学阵营内部不同观点的辩论。可是后来却被别有用心者浑水摸鱼，趁机对鲁迅杂文展开围剿，乃至辱骂鲁迅，否定鲁迅杂文风格。面对这一现状，中共江苏文委呼吁革命文学阵营停止争论，联合起来，负起文艺战线上的作战任务。
　　 在这样的氛围中，几位年轻的杂文作家，对因“鲁迅风”而使鲁迅受到攻击感到很气恼，金性尧（文载道）就提出倡议，干脆自己办个杂志，越是有人讨厌鲁迅杂文，我们偏要坚持，刊名就叫《鲁迅风》，以展示“鲁迅风”杂文风采。几个发起人商议后，把《鲁迅风》编成《语丝》那样的“同人杂志”。启动资金由巴人、金性尧、许广平、柯灵等捐款。巴人联系办各类小报多年，且与巡捕房人头相熟的民主人士来小雍、冯梦云，请他们为名义上的发行人和编辑人。没有办公场所，金性尧就提出他家可为办公场所，集稿、审稿、发稿都在他家进行。必要时到巴人家里讨论一下。
　　 当时中共地下党文委委员王任叔做了具体安排部署，请唐弢和金性尧担任编辑。但唐弢以家里有事，未能膺命。这样就只有金性尧当主角做编辑了。
　　 1939年1月11日《鲁迅风》创刊号问世。巴人撰写了发刊词；内有景宋（许广平）的《“鲁迅风”与鲁迅》，唐弢的《鲁迅的杂感》，石灵的《圣诞树》，关铭的《偶语两则》，江浙离的《街头杂写》,执芳的《红姑娘》，文载道的《岁寒漫笔》，柯灵的《逆旅》等。开始为周刊，每期12页，定价3分，印数2000。杂志的发稿、校对、排版、广告常常是金性尧一个人完成。
　　 为了节省成本,杂志不发稿费,办刊人不领工资。稿源紧张，金性尧常想法约稿。如在柯灵的陪同下多次请王统照写稿，还写信向巴金、李健吾、谢六逸、赵景深等约稿。王任叔、陈望道、郑振铎、许广平、唐弢、曹靖华、成仿吾、恽逸群、巴金、邵荃麟、孙大珂、周木斋、孔另境、骆宾基、林淡秋、卢豫冬、魏金枝、李健吾、沈尹默、柯灵、萧军、萧红、李辉英、王统照、胡风、胡仲持等文化名人,都在《鲁迅风》刊发过文。
　　 《鲁迅风》经费的困难问题，也常常是金性尧调拨解决，即使十四期后，23岁的他“觉得自己年青，没有经验”，提出辞去编辑之职时，依然明确表示“经费问题，他保证继续负责”。对于《鲁迅风》同人中经济发生困难时，金性尧、武桂芳夫妇也“义不容辞”地经常加以援手。如唐弢因妻子生病经济极端困难时，金性尧夫妇主动上门送钱物，唐弢、石灵、孔另境等皆向金性尧借贷过，金性尧都一一解决。他助人为乐之事，自己从不提起。
　　 18期后，金性尧暂时卸下编辑之职。但《鲁迅风》从创刊到停刊,共19期。因为杂志关心政治和社会现实,这本杂志很快就引起了汪伪政府情报特工机构的注意,《鲁迅风》被迫停办。虽然《鲁迅风》存世短暂，但它似一道闪电，一捧火苗，照亮“孤岛“的黑夜，给在战争灾难中的同胞带来热力，起到了很好的“桥梁作用”。而金性尧为此付出的努力，也为他的青春增添了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