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伯，就是父辈里排行老二的那个人。父亲有三个哥哥，我就有三个伯伯，这里，二伯是最鲜活最有故事的那一个，那个高大的身影是时常活在脑海里，时常浮现在眼前的。
　　 二伯是个兽医。村子里不用说，四邻八乡的牲畜家禽有问题了，他都管。
　　 他这个兽医是啥时候学的？没人说起过，只知道他曾经是解放军炮兵团的一员，打石门的时候，被震聋了耳朵，也伤了身体，回家来疗伤，就没有再回部队去。于是，成了农民。
　　 小时候，有一阵子，每天晚上提着纸糊的灯笼，跟在哥哥们身后，随着二伯给村子里每家每户的鸡打防疫针，一边在街巷里走，哥哥们还一边喊：打防疫针喽！打防疫针喽！到人家家里去，从鸡窝里把鸡一只一只抓出来，轮流按住了，我就把灯笼举高点，照亮他打针的手。哥哥们是帮忙抓鸡的，我只是站在外围，至于针打在鸡的什么部位，全然不知，就记得二伯半跪半爬地在人家的鸡窝口，从哥哥们手里接过一只，打完，放进去，再来下一只。
　　 还跟着他去生产队里帮生病的牛灌药，用一个小盆子盛着他煎好的中药，大家按住牛头，用一个胶皮软管，通到牛的嘴巴里，这一头连接一个漏斗，然后，往漏斗里慢慢倒药水，那牛蹦踹不动，只好大口大口地吞咽。有一次，药弄好了，他把盆子放在地上，对旁边的几个小男孩说：往里面尿！有人不解地大笑，他说：这是好东西，童子尿。
　　 为小马接生的时候，他抱着高大的马，能弄出一身一头的汗来。母猪生小崽的时候，他在臭哄哄的猪圈里，一蹲就是大半天。那时，我家院子的前面就是生产队的后院，那里，积肥料的猪圈一排有二三十个，每个猪圈里都有大大小小的猪，生小猪崽的事情此起彼伏，那也便是二伯的身影经常出没的地方。
　　 在二伯家的屋子里，有一个直达屋顶的中药柜子，就是若干个抽屉的那种，现在的中药铺里都有。也不知道他啥时候弄的那么多中药，经常见他这个抽屉里抓一把那个抽屉里捏一撮，用个很小很小的称，称过后，倒在一张纸上，然后包起来。有给牲畜吃的，也有给人吃的。
　　 他出门身上是背着一个带红十字的药箱的，走到哪里看到哪里，人畜不分。分明就是村子里的赤脚医生，因为他的主业，还得是下地种田。
　　 说到种田，二伯那是马虎得不能再马虎了。生产队的时候，他还跟着大伙一起糊弄着，挣工分就行了。责任田分田到户后，就得自己伺弄自己家的那片土地了。
　　 二伯家的田地里，永远都是畦垄不平整的，大块田地还看不大出来，小块的菜地就粗糙得不忍看了。水沟高低不平，畦背歪歪扭扭，左挡一块砖，右塞一片瓦，就凑凑合合地把地给浇了，跟旁边堂伯伯家那像是艺术园地的小菜园儿一比，庄稼人都有点看不下去了！
　　 这种凑合着过日子的秉性也是他日常生活里的模样。背着个医药箱子走街串巷的二伯，衣袖上、鞋帮子上，永远都是抹了不知道多少层的鼻涕痕迹，就他那个药箱子里面，也是乱得只有他自己才能找到要用的东西。
　　 记得那年四妹妹发高烧，我抱着她找来二伯给打了一个退烧针，就站在院子里的小枣树下，二伯打完针后，竟然手里没有一块酒精棉让他把针头拔出来按在针孔处！他眼睛四下里巡来巡去，看到地上有一片白色的纸，便弯腰捡拾起来，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按在针头处，就把针头拔出来了。我惊讶地不知说什么好，赶紧抱着妹妹跑回屋子里，去给她擦洗。
　　 但他就用那个不太洁净的针管，教会了我给人打针。他告诉我，把人的屁股一边从中间划十字，分成四瓣，打针的时候，永远不要碰触最里面的那一边，那里，离坐股神经太近。打胳膊的时候，要往上，找准肌肉最厚的地方。打针时，先把药瓶虚放在桌沿儿上，用镊子根部，横向，猛敲下去，药瓶不会碎。然后，右手像拿笔一样的握针管，左手的食指和拇指把他的肉绷紧，这样，针猛然扎下去才不会反弹。下手要稳、准、狠，还不能太用力。
　　 教会了我之后，他那个针管、针头、放针管的小铝盒子，就归我了。仔细地擦洗了那个长满了泥垢的小盒子后，我用镊子夹住那个小盒子，在火炉上细细地煮里面的针头针管，又向父亲讨来一瓶酒精棉球。每到放假，村子里大人孩子需要打针，便不再找二伯了。这也是我在住校时，每天给患病的同学打针的缘由。
　　 忙忙碌碌的二伯，还是顾得上关注我们的学习的，最其码，在他跟父亲一起喝酒的时候，我来向父亲讨要生活费或学习费用，坐在对面的二伯会从口袋里掏出三块五块的钱塞到我手里，让我好好读书。
　　 二伯家的红薯窖像是院子里的一口深井，只是下面还没到有水的地方而已。他家的红薯和萝卜可以放到第二年春天。记得我放假回来，二伯就让三哥在腰里系一根绳子下去，然后，再系一个小篮子下去，装一篮子红薯，慢慢提上来，让二娘煮了给我吃。有时，二娘也悄悄地跟我说：家来，还给你留着点年糕。
　　 时光不经打磨，我参加工作时，已经是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后期，村子里对兽医的需求好像不那么要紧了，人们求医的渠道多起来了吧。二伯仍是以种田为业，经常自己种点菜，驮到城里的街道上来卖。那次假期里，我看到在正午的阳光下，路边上被晒得迷迷糊糊的二伯和他身边也被晒得蔫蔫的菜，跑过去问他有没有吃饭，他说要等菜卖完了才回去。我赶紧转身去买回来烧饼夹肉和豆汁，放到他手里，让他吃完了再继续等。我要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喊，他才冲我笑笑答应，又对旁边的人说：这是侄女，上了大学的。
　　 二伯高兴地逢人就夸耀：种谷子吃米，种蒺藜扎脚。
　　 每到放假回家，去探望已经不能自理的二伯，成了我的一个心愿。
　　 病中的二伯依然是诸事凑合，屋子里乱乱糟糟，还有一股子怪味儿。搬了新家后的家具都换了，唯独他那个已经变成黑色的中药柜子一直跟着他搬过来搬过去，就是在病中，他也时常为自己配了药，这么吃一顿那么吃一顿。不知道那不再更新的药柜里，还有什么药材可供他配出可用的药来。
　　 但是，八年前的今天，二伯逝去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在外地，没有能送他最后一程，也成了我心里的一大憾事。
　　 逝者已远去，唯有回忆，温暖着我们的心田和我们的日子，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