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姥姥家的路，是一条闭上眼也可以抵达的心路。
　　
　　 一
　　 通往姥姥家的路并不算远，只有10里土路。出了村向西，横穿过省道，上了个不太高的土岗子，就是一个大下坡，下了坡也就算了出了“峪”了。后面都是平整的土路，再穿过两个村子就到了。
　　 说是姥姥家，我却从小没见过姥姥。姥姥在母亲16岁那年就离开了，当时母亲的两个姐姐已经结婚，一个哥哥在外地工作，母亲下面还有一个12的妹妹一个9岁的弟弟。母亲只好辍学回家照顾这个残缺的家。
　　 我认识的姥姥仅仅存在于一张5寸的黑白相片里。这张照片是大地震后母亲从废墟里抢救出来的唯一一张姥姥生前的照片，只可惜照片已被断垣残瓦压折。那年姥姥总是腹痛，去了县里几家医院都不能确诊，医生建议去大城市医院。这张照片是姥姥去天津就医前特意在县照相馆照的，可能姥姥自知身体不妙吧。母亲把它小心收起来，放在一个铁罐里，珍藏着。直到县里照相馆重新开张营业，母亲拿上所有的积蓄，跑到照相馆求着人家给翻拍一下。后来洗出六张，兄弟姐妹每人一张，直到现在都完整地保存在六个家庭。
　　 照片上的姥姥当年不到50岁，穿着大襟袄，面容慈祥，头发紧贴着头皮梳得很是光滑整齐，母亲说，姥姥脑后盘着一大团乌黑的发髻。只是那道压痕由于当年技术原因无法修复，从姥姥肩头折向胸前。这条折痕同样折在母亲心口，是母亲永远的痛。小时候，我经常看到母亲在相框前凝望、出神，和我们兄妹讲述她小时候的故事。现在母亲和她的兄弟姐们也都上了年岁，从面容看，大姨、老姨和姥姥长得最像。他们也说，二姨和母亲在脾气方面和姥姥最像，都要强。
　　 “大的稀罕，小的爱，当巴间的拿脚踹。”这是老话，确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年轻的父母对待头生的孩子免不了稀罕，越是后来的越少了新鲜劲，最后除了一个老疙瘩还能享受一些特殊关爱外，中间的孩子最不受待见。一件衣服往往是老大穿完老二穿，一直往后轮。姥姥生六个孩子顺序是这样的，大姨，大舅，二姨，母亲，老姨，老舅。显而易见母亲生下来的位置就不受待见。加上母亲从小体弱多病，在姥姥、姥爷眼里自然是不受待见的三丫头。比母亲大10岁的大姨总是护着母亲。母亲很小时候有一次病重，发烧严重，家里也想不出好办法，就让母亲凭天由命，是大姨帮母亲擦汗喂粥，熬过了几天，母亲才算捡回了一条命。那年月死个孩子根本算不得什么大事儿，死了就用小被子一裹，往乱葬岗子一扔，狼叼狗撕。母亲就跟我说过，她婶子生下一个死孩子扔到山坡，竟被自家的狗叼回来在大车底下啃，被她叔叔看到，把狗活活打死了。人没食，饿；狗更没食，也饿。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疯狂得让人无法按照正常的逻辑去分析判断。
　　 后来姥姥去天津看病，是姥爷和母亲一直守在她身边照看。姥姥在最后时刻拉着母亲的手含着泪说，没想到她最后得了她最看不上的“三丫头”的“济”（方言，好的意思）。姥姥的骨灰也是瘦小的母亲一路火车、汽车抱回来的。
　　 饭都不够吃，那为什么还要拼命生孩子呢？除了当时没有合理的避孕措施外，还有就是基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式，国家社会宣传“人多力量大”。老百姓对国家大事不甚了解，但实际情况就是“挣一年工分，不如生个小人”。当时粮食是按照人口分下来的，不分老幼，这个简单道理就摆在眼前。所以那个年代有四五个孩子都正常，比较极端的是我们村有生八个男孩的，被称为“七郎八虎”；爱人同事姐妹七个，被称为“七仙女”。不过到了现在，当年被骂“绝户”的“七仙女”家庭老两口倒是靠着几个女儿小日子过得相当滋润。儿子多的家庭如果不小心有没娶上媳妇儿的，老人跟光棍儿儿子一起过，也不舒心。
　　 人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很难说绝对的好与坏。所以说话、办事总要留一线，山高水长，难免有个马高镫短，谁知道自己走到哪一步呢？
　　
　　 二
　　 当年媒人给母亲提亲，姥爷一听说是“峪儿里”，就扔下一句话，“没一块儿好地，那以后的日子就有的白薯吃了！”我们这里把红薯叫白薯，碰上红瓤的就叫“红瓤白薯”。红薯是舶来品，大概是传到此地最初的红薯都是“白瓤红薯”吧，这是题外话，不说了，都快成绕口令了。母亲是被一挂披红的大车接进田家的。后来母亲跟我们讲，刚结婚那会儿，根本吃不饱，一个原因是僧多粥少，另一个原因是炕上围着12口大人孩子，母亲把炕沿，还没吃上两口，就有碗递了过来：“嫂子盛上！”
　　 过了一个月，奶奶提出分家，这在当时属于正常。母亲本以为自己挑家另过可以苦尽甘来呢，谁承想，奶奶只分给母亲半袋子玉米面和几捆枯柴。父亲在奶奶那里啥话也不敢说，母亲望着清锅冷灶，想起自己早亡的母亲，“狠心”的婆婆，“窝囊”的丈夫，不禁呜呜大哭！其实奶奶也有自己的难处，毕竟除了嫁出去的大姑，她还有老人和6个未成年的孩子要养，最小的老叔仅仅比后来出生的我大五岁。
　　 母亲决定回娘家求援。那时候没有自行车，只能靠两条腿走着。土路两边往往都是高大的青纱帐，父亲把母亲送到姥姥家村口就说什么不再往前走了，太丢人了，刚结婚不久就等丈人家救济，你让男子汉的脸往哪儿搁。
　　 姥姥走后，这个家就是大舅妈操持。大舅当时在大清河盐场上班，是正式工，是和大舅妈在那里经人介绍认识的。大舅妈人长得漂亮，后来生的两个女儿也都如花似玉，不像农村丫头。大舅妈从乐亭远嫁到滦县，大舅也只有放假才能回来，这边也是一大家子老小，进门就是又当嫂子又当妈，很不容易。但大舅妈从来没让大家失望过，多少年以来总是尽力帮助下面的弟弟妹妹。还有母亲的两个叔叔两个婶婶，也总是力所能及地对几个没妈的孩子提供帮助。大舅妈总是对上门求助的母亲说，穷帮穷，富帮富，官面儿帮财主，都是应该的。又弯腰刮一下我的小鼻子笑眯眯地说，都说“外甥是狗，吃了就走”，外甥长大了赚钱要来看大舅妈，别当“小狗”哈！
　　 靠着“化缘”得来的粮食，终于熬到了生产队分粮分柴，父母才算舒了一口气。
　　 打我记事起，逢年过节，就开始跟着大人去姥姥家了。虽然没有姥姥，大舅妈当家，习惯上还是这么个叫法。开始小的时候那几年都是走着去，中间要歇上好几次，甚至耍赖要母亲背。姥爷他们哥三个，姥爷是大哥。有一年老姥姥家小姨结婚，二姥爷一大早赶着骡子车来接我们，车上铺着狗皮褥子，还有几个跟车玩耍表哥表弟。他们让我坐车头，说是不颠，自己却一脸坏笑地都往车尾挤。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嫌弃骡子放屁臭。
　　 后来老舅也结婚了，小舅妈进门，姥爷就开始在两个儿子家“上轮”。就是一住几天，在谁家吃饭，给谁家干活儿，来人去客（东北直到北京这一带都把客读qie）也是谁家招待。大舅家条件稍微好点，母亲和她的姐妹每次回娘家都算着日子，尽量赶在大舅家。并不是贪图大舅家吃食能好一点点，主要是姐妹们更心疼他们的老兄弟。
　　 别看日子穷，规矩却少不得。不像现在，很多人一边嚷嚷着说过节没有节日气氛，一边七大姑八大姨那边哪也不想去。那时候有新姑爷过年就要连待三年客，待客就要老姑爷陪新姑爷。老姑爷们也是一年到头难得相聚，大家都是庄稼汉，共同语言也多。加上肚子里都缺少油水，再打起酒官司，就没完没了了。妇女孩子都没上桌的机会，并不完全是歧视妇女，那时候都穷，过年准备的东西有限。只能等主桌上吃完才能热热再吃。
　　 有一年过年在姥姥家，我和难得一见的小伙伴们漫山遍野地疯跑，早就饿了。再说，一年到头不就盼着这天要好好开开荤吗？中午我悄悄趴着窗台往里看，酒席还没完，转一圈回来，里面还是热火朝天。天气冷，空着肚子，我们几个孩子就在门口兜圈子，真怕屋里的人把盘子都给舔干净了，或者干脆把我们给忘记了。那天直到下午三点才吃上饭，肉是没有了，就用肉汤熬了一大锅大白菜粉条，大家将就一下。一个是当时饿的难受，一个是没吃到肉，所以这事儿一直记得。哪像现在，想吃饭喝酒天天有局，还得看这个局都有谁，是不是吃得能舒服，才决定去不去。
　　 我和别人家孩子不一样，由于没有姥姥的缘故，很少在姥姥家上宿。记得有一次姥姥家有喜事，晚上就没回家，和几个孩子一起跟姥爷挤在厢房屋里，缠着姥爷“说瞎话儿”（就是讲故事）。姥爷就给我们讲滦河红鲤鱼的故事。告诫我们“会写不会算，挨一辈子攥；会算不会写，挨一辈子憋”。要好好学习。还告诉我们老李家是老祖宗用一条扁担从浙江挑过来的，家谱是“绍，树，怀，先，泽；嘉，祥，玉，凤，林……”写之前我又求证了母亲，字可能不太准确，音应该没错。
　　 多年后我在北京认识一个来自四川的李姓朋友，他的名字里有一个“先”字。一对照家谱，还真是和姥爷李家是一家子，恰巧和我的表兄弟属同一辈分。后来他去我家玩儿，就跟我父母叫姑父、姑姑。他的父母来北京我也去看望，我喊他们舅舅、舅妈。几千里之外竟有这样巧事儿，神奇吧！
　　
　　 三
　　 后来家里有了自行车，我就算长了腿儿，刚会骑那会儿，天天外面疯，一高兴就去姥姥家。母亲胆小，虽然也能骑，却始终不敢上路。往后的日子里，再去姥姥家就是我骑车带着母亲，从那一刻，我觉得我长大了。家里后来又有了驴车，父亲也曾赶车带全家去姥姥家。
　　 现在这条路基本荒废，只有春种秋收的农用车偶尔走走。小车都是多绕行三四里走铺满柏油路的县道，一脚油门就到了，对我来说这路仿佛都变短了。自从姥爷十几年前走后，母亲年龄也大了，身体又不好，回娘家的次数也少了。逢年过节，都是我去舅舅家走动，对母亲来说这路仿佛又变得长了。
　　 都说“有百年的家里，没有百年的亲戚”。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很多一个村出来的本家都快相见不相识了。三年疫情，大家都很少走动，今年终于放开了，老家过年这鞭炮铁定是不让放了，这走亲访友的环节就万万不能再省了，它是年味的重要标志。用不了几天就过年了，到时候带上母亲，到姥姥家走走，给舅舅、舅妈拜年！
　　 通往姥姥家的路，从来都是外孙感觉最近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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