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情】忙年(散文)
我以前对小时候过年的记忆,除了热闹就是忙,现在回想起来,还需加上一条,那就是穷。虽然没有像鲁迅《庚子送灶即事》说的“只鸡胶牙糖,典衣供瓣香”那么窘迫,但也是穷其所有。不过,俗语说的是,富也过年,穷也过年;富家富忙,穷家穷忙。
一进腊月,年前的准备就上了日程。不用开会分工,每个家庭成员都会自觉地担负起自己该担负的那份责任。
父亲主要是想尽千方百计增加点经济收入——赅人家的欠款年前是要还的;怎么也要置办点年货,起码要割上几斤猪肉,添点油盐酱醋,买上纸马香烛对联门神灶王爷年画和鞭炮之类,还要打上斤儿八两的散酒;可能的话,还要给穿着补丁衣服的儿女们买块衣料或围脖头巾棉帽新鞋什么的。
那个年代可不像现在,只要动动脑子或是出点力气就会换来收入。山村人家能换钱的东西无非是一头猪,三五只羊、六七只鸡和或多或少的山果,再就是卖点柴草了。虽然生产队年终决算时也分钱,但那时的分配原则是“人七劳三”(分粮时七分按人口,三分按工分),一些人口多劳力少的人家,往往是没白没黑的忙活一年,决算时能分到三、五元钱就很不错了,有些时候还要倒找给生产队钱。羊是不能冬天卖的,那时正是瘦的时候,肉的味道不好,很少有买主,也卖不上价钱;母鸡是家里的摇钱树,平时打油买盐还指望它们下的那几个鸡蛋;即使有一、二只公鸡,也是买小鸡时就准备自家过年用的;那辛辛苦苦养了一年的肥猪,虽然能卖七、八十元,但除去养猪的成本,也就剩个二、三十元而已,那钱可不能用在过年上——先要把赅人家的钱还了,再买上头猪仔,然后把早就想了又想,不办不行的事办了,也就所剩无几。日常生活中就是没有盖房子、办婚嫁等大项支出,亲戚之间的人情往来,打油买盐,买供应粮(上级分配的救济粮),儿女们的学费、书费(虽然很少),等等,也就是靠卖点儿水果和柴草之类。
冬天能卖的水果一般只有柿饼。之所以放到年底才去集市上卖,一是年集比较好卖,价钱也好些,二是如果早卖,那钱是留不到过年的。
卖柴草是很辛苦的事。逢集的头一天晚饭前后,摸黑把积攒了很长时间的柴草劈好捆好,第二天早晨鸡叫三遍就起床,带上几个干煎饼,一口气挑到几十里外的集市上。记得当时一般是二元左右一秤(一百斤),所以,就是挑上一百几十斤,也卖不了几个钱。等卖完柴草山货,会享受一点的人去买一碗荤菜汤,不舍得花那几角钱的人,就找一个背风的地方蹲下,啃自己带的干煎饼,或花一、二分钱买碗白开水,将刚吃进胃里的干煎饼软化一下。然后去逛集市。先割上几斤猪肉,买上几斤芹菜芫荽,再到年画市看看,买上张喜庆的年画或香烛纸马,最后再到鞭炮市场看会儿热闹,买上几挂鞭炮。当然,也有什么都舍不得买的,卖完柴草扛起扁担就匆匆回家,回去后还能到生产队干半天活呢!
母亲则忙着缝制衣服和准备年后吃的食物。
20世纪60年代,我们那里的农村人还很少穿的起机织的细布,特别是冬天穿的棉衣棉裤,几乎全是自家纺织出来的粗棉布。由于生产队棉花种的少,纺纱织布缝衣又极为艰辛复杂,加之那时家家孩子多,所以能在过年穿上一件新衣服,哪怕只是一双新鞋或是新袜子,也会非常高兴。为此,母亲们不知要熬多少个夜晚。我家男孩多,所有针线只有母亲一个人做,经常是腊月二十八、九的晚上还要忙活。有时我一觉醒来,迷迷瞪瞪看到轻轻摇动的煤油灯焰旁,母亲还在聚精会神的飞针走线,橙红色的灯光映在她慈祥的脸上,眼神里透着期盼,好像看到了孩子们穿着暖暖和和的新衣服时欢天喜地的样子。
准备年后的熟食也是件大活。老家有个风俗:正月初十(石头生日)以前,一般是不能动碾、磨等加工器具的,因此,年前必须准备下能吃到正月初十的熟食品。我们的主粮是地瓜干煎饼。煎饼的加工很费功夫:头一天下午,将地瓜干用碾子碾成蚕豆大小后,用水浸泡一夜,第二天早晨天不亮就要起来,用石磨将浸泡好的地瓜干磨成糊糊,六、七口人的饭量,要磨一个多小时。磨完后,再用鏊子将糊糊一张一张摊成煎饼。一般过了腊月初八,就要每天多摊上一些,除了够当天吃的外,还要剩余一部分积攒起来,留作年后食用。到了年底,家家的煎饼笸箩上都有厚厚的一摞,或是一大半瓷缸。
孩子们自然也加入到忙年的行列。 学校放了寒假,回到家后把书包一扔,就整天帮着大人们推磨推碾喂猪喂羊拾柴。
为了节省点加工费用和赚些麸子,同时也能吃到好些的麦面,过年用的面粉大都是自家加工——将捞(淘洗)好的麦子凉到水分适宜时,就动员全家的力量用整天的时间用石磨磨。那是个单调又很累的活。也有少数人家养头驴用以拉磨,但平时的饲养也很麻烦。此外,还要碾一些小米面,地瓜面、糕面之类,以做各种过年的食品用。
除了每天推磨、推碾外,更多的时间是拾柴火。因为做年饭要烧很多柴草,而且还要备些年后烧。虽然住在山里,但烧柴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地里的庄家秸秆,除分给各家少量的地瓜秧和高粱杆外,其余全部被生产队留作喂牛喂羊喂驴;山坡上草,田野里的树木,全都是集体的,我们只能搂些树叶或薅割些生产队割后剩的杂草,况且,我们这些贪玩的孩子,一天也捡不了多少。多亏林场每年冬季都组织修剪黑松,能分得一些松树枝,平时有了些柴草储存。
过了小年,家家户户就进入了忙年的高潮。在生产队一口气干到了年底的男人们,只要没有上级统一组织的水利、农田工程建设,也可以请一、二天假,筹办一下过年的事了。
一年一次的卫生大扫除大都在腊月二十四、五进行。先是清理一下院子里外房前屋后,将一年来积攒的垃圾或是掩埋,或是烧掉,再挑些干净的沙土铺撒覆盖在庭院里,道路上,院里院外顿时就有了些新的气象。室内的卫生重点是扫屋,那是件很脏很难干的活,一般都是父亲自己干。先找一根长竿,在长杆的一头捆上把扫帚,穿上雨衣,戴上斗笠和他从部队带回的那副风镜,然后独自一人在屋里清扫。不知为什么,那时屋里的蜘蛛网特别多,有圆形的、三角形的、网状的、布状的,旮旯里,墙壁上,顶棚上,房梁上,到处都是。等把房屋所有地方清扫一遍,扫帚头上就缠满一大团。灰尘更是少不了,一扫把下去,“噗”的就起来一团。最难打扫的是“锅屋”(灶房),我们那里的风俗,家家户户的锅屋都没有烟筒,常年烟熏火燎使得房屋内像涂上了一层黑漆。有一年父亲还去北山顶上挑回来些白土粉刷了一遍。把里里外外打扫完后,还要清洗各种餐具、器皿。平时很少用上,早被尘封的不见原型的锅碗瓢盆、盘盏杯筷、酒壶茶碗、传盘(端菜用的木盘)香炉等,这会儿被一股脑儿找出来,洗刷的干干净净后装进筐里备用。
“二十五,做豆腐”。如果不是结婚办喜事或是修屋盖房,每年也就只做这一次。这不仅是不舍得那么多的豆子,也因为实在太麻烦——老早就要准备好点豆腐的卤水,和邻里们预定好过滤豆浆用的“过床子”。加工时,先将泡好的豆子磨成豆沫糊糊,再将豆沫糊糊盛进纱布包袱过滤出豆渣,然后将过滤出的豆浆放入锅中加温。点卤水是个技术活,不仅要掌握好火候、温度、时机,还要掌握好点入卤水的量,这不仅影响到出豆腐的多少,也影响着豆腐的口感质量。点卤水时,一般不允许多余人在场,在场的人也要屏气息声,让人感到有点儿神秘。等锅里的豆浆凝结成块状的豆腐脑后,就迅速出锅,盛进铺好纱布包袱的竹筛里并用重物压实。开包前的第一件事便是过称,计算一下每斤豆子出了多少豆腐,年前年后也就多了一个家常里短的话题。
腊月二十六、七,开始买肉、杀鸡、蒸糕、蒸馒头。不管有钱没钱,割上几斤猪肉是必须的,经济宽松、舍得花钱的人家有时一买就是十几斤、几十斤。政策宽松些后,有时十几家合伙自己宰杀一头猪,只要不出去卖,就不会收税。鸡是自家养的,至少要杀上一、两只,或是剁碎了炸丸子,或是收拾干净后连买的猪肉一起暂先挂到房梁上。海水鱼不是每家都能买的到——不是仅仅因为贵,而主要是在那个什么都凭票供应的计划经济年代,集市上没的买,供销社门市部也只有些小杂鱼干咸巴鱼之类。我家沾父亲是个老复员军人的光,每年春节供应两条七、八两重的白鳞鱼。买回家后,就惹得猫们白天黑夜盯着房梁可怜兮兮的叫个不停。当然还要蒸上几锅馍馍、卷子、米面(发糕)、年糕之类。馍馍、卷子、米面都有白、黑两种,一种是麦子面的,一种是地瓜面的;年糕也有两种,一种是纯黍子面的,另一种是在黍子面里掺上一些切碎的地瓜块,像蒸发糕一样摊在篦子上,蒸熟冷却定型后,切成四四方方的小块,吃起来有些地瓜的甜味。这个时候,我们的任务是烧火。看着炉膛里欢快跳动的火苗和锅盖上面升腾弥漫的白色蒸汽,过年的那种喜悦、期盼也在心中升腾着。
煮、炸通常是在临近除夕的最后两天。炸“麻花”和“棋子块”是母亲每年都要做的一种点心。母亲炸的麻花和棋子块香、脆、甜,样子又好看,是我们每年一次的享受。炸麻花用的面是用烘柿子和的——秋后,将树上的柿子连枝折下,捆成一束束挂在房梁或房墙上,不用多少天,那些柿子就又红又软,吃起也特别甜。 煮肉、炸丸子是各家必备的两种年菜。将大块的猪肉煮熟后,先切出一、二块带皮的大块方肉,留作供祭使用,其余切成片状,肥瘦混在一起,盛在盆里随用随取。煮肉的肉汤也不能浪费,捞出熟肉后,将早就切好的大盆萝卜片和白菜倒入肉汤锅里,煮成八、九分熟,吃的时候,将上面覆着一层白油的凉菜加温就行了。丸子的种类很多,萝卜丸子、猪里脊肉丸子、鸡肉丸子每家必备,有时还炸些鱼肉丸子和豆腐丸子。那些天,小山村里到处弥漫着诱人的香味。
当然,还有很多需要拾拾掇掇的家务活,都必须在年前干完。本来忙年是件快乐的事,却往往让大人们急躁心焦。等这一切就绪以后,二十多天的忙碌才算告一段落,尽管除夕那天还是很忙,但那是属于过年的内容了。
改革开放后,山村人家也逐步富裕起来,吃的、穿的、用的都跟上了城市的步伐,用村里人的话说,现在的日子天天像过年。住房条件、生活习俗也有了很大改变。现在过年,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提前忙活,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来说,不再忙年的年,总感到少了点儿什么,尽管谁也不愿意再回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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