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米在我家乡是最为平常又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是把稻谷变成大米的一道工序，现在看来很简单，然而在我的记忆中它并不那么简单。
　　 说到家乡，自然离不开河流。我的家乡也不例外，一条没有名字的河流蜿蜒地穿过家乡的那片村庄，整个村庄显得有了灵气，它自然也成了我少儿生活中快乐的源泉。
　　 河水一年四季在河里流淌着。然而河水的流淌也非一帆风顺，途中有好几处被截断，建起了河坝。河坝的旁边会有一个小房子，那就是我记忆深处最早的打米的地方，它有个似乎通用的名字，叫水电站。
　　 河坝的水通过一个“水渠”引到打米的房子。说是“水渠”，其实是对它的一种贬损，在我看来，它是一个水利工程。水闸门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一个人手工便可以操作，打开和关闭都很方便。为了应对湍急的水流，它的底部和两侧都是用石砖砌成。每一块石砖都是石匠们精心打凿而成，外形规则，凿痕清晰可见，大的有两米多长，让人不禁惊叹于前人劳作的艰辛与伟大。
　　 水电站有专门的管理人员，每次来打米，要是管理员不在，只需要在米房门前大喊一声，附近那片农舍一定会有回应，要不了多久，就会有人不紧不慢地走过来。
　　 管理员打开水闸，然后用手轻轻的带动那宽厚的皮带，打米机就转动起来。湍急的水流声、打米机有节奏的响声，和谐又温柔。
　　 这个时候我最喜欢站到水渠的盖板上去，看那水流从脚下闪过，然后带动水轮旋转的样子，感受那水的威力、大自然的力量和人类的智慧。所以那个时候，跟着父亲去打米是我很期待的一件事。
　　 不过，那个时候交通还很不发达，不象现在几乎家家都通水泥公路。那个时候公路只通到公社，其他都是逼窄的土路，打米时必须用肩膀把稻谷挑到打米房。打米房也不是免费的，按次收费，为了省钱，父亲不得不每次都把两个箩筐装得满满的，我后来才知道：两个箩筐装满，足有一百六七十斤。我至今未曾挑起过一百六七斤的担子。那时候离家最近的水电站距我家也有约两公里，父亲必须挑着这一百六七斤的担子，往返于这两公里的路上，光这一项就够他辛苦的。那个时候的打米机其实是很简单的设备，只是把谷子粉碎一下而已，输出是大米和谷糠的混合物，这个时候还需要一道工序叫“车米”，就是把米和糠的混合物放到“鼓风车”上去吹三到四次。目的就是把米、糠及沙子分开，保证米里没有其他杂质。“鼓风车”通常是木质的，一个人的高度，有一个手摇的风叶轮，就靠这个叶轮的旋转把米和其他杂质分开。米和糠的混合物必须用簸箕装好，奋力举过头顶，倒入鼓风车里。这也是一项很辛苦的活。鼓风车一旦转动起来，空气里便充满糠粉和其他粉尘，农民似乎习惯了，好像不在乎这些粉尘，其实这些粉尘时刻在侵蚀着他们的身体，农民也知道这些粉尘使他们很不舒服，只是他们没有条件讲究这些。现在想来，要是他们能在打米时戴上一个口罩该有多好呀！
　　 没过几年，大队部也有了打米的设备，是烧油的。因为离家近，它成了我家新的打米的地方。每次去都要忍受震耳欲聋的机器的嘈杂声。狭窄的空间里充斥着糠粉和灰尘的混合物。让人睁不开眼睛。所以这个时候我不再情愿去跟着父亲去打米。
　　 后来，随着政策的进一步放宽搞活，农村涌现各种各样的营生方式，流动式打米机也出现了。车子和打米设备一体，机动方便。每到一处大约十分钟就可以把打米设备支好。工作结束后，可以很快的把设备收拾好，再开往下一个地点。那个时候大部分家庭都已经通了公路，因此，打米这件事，可以“服务到家”了。同时，这个时候打米设备有了很大的进步，设备输出已经是纯粹的米，不再是混合物，也就少了“车米”这道工序，打米的工作也变得很简单了。遗憾的是这样打出来的大米质量不是很好，通常大米里还会有少量糠和沙石等。
　　 再后来，村上出现了一种大型的打米设备，用电的，噪声较小，一次性完成，而且分拣很干净，收费不贵。
　　 因为这种设备体积大，所以只能是固定使用。这需要各家各户把自己的稻谷送到打米房。于是各家以不同的运输方式去打米，有用手推车的，也有用摩托车和小车的。基本没有人用肩膀挑了。父亲本不会骑摩托车，为了适应新的形式，专门买了一辆摩托车，并学会了使用，这样一直困扰父亲的打米工作也就变得很简便了。
　　 现在，父亲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母亲一个人住在乡下，打米的工作有时也会突然冒出来，所以每次回家一定要把打米这件事考虑好。
　　 从现代大农业的观点来看，我所说的打米工作显得原始和简陋。但是历史曾经一度是现实，我们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就此为起点，再往前推，打米的工作只能是更加简陋和原始。由此推测到农村人生活的不容易，故记述之，也彰显着时代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