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出门溜狗，忽然天上飘起雪来。
　　 我问奥利奥冷不？狗仔抬头望了我一眼，好像在说你真狗，我阿拉斯加本就是雪撬犬，一身皮大衣怕啥冷呢。
　　 我在花园里边走边将大衣的帽子翻上来戴上。心说你不怕冷我也不怕，反正这米粒雪也打不湿衣裳。狗仔在草丛里撒完尿，却掉头就往家里跑。狗仔怕冷呢。看到狗怕冷的样子，我禁不住哈哈一笑，走到窗子边掀开窗帘往花园里看，米粒雪伴着冷雨落下，看来是形不成雪花啦。
　　 赤水少雪，偶尔下雪，大人小孩都稀罕，近些年下雪的次数，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近点的是2016年，屋顶上看得到雪；再上是1991年，娃娃可以抓雪球打雪仗。更早的是1976年，大雪垫得厚厚的，都可以滑雪了。
　　 1976年的那一场雪，如今只淡淡地留存在记忆里，印象就是一个字：冷，透骨寒的冷，手脚都长着冻疮，又红又肿。但小孩子贪玩的天性让我跟在二哥的后面去玩冰条。各自手里握着根竹杆子去敲那些从茅草屋檐垂下来的一根根晶莹透亮的冰条。每敲打一下，冰条一声脆响，很快掉落到阴沟里，插入泥土中，兀自晶莹透亮。
　　 房前的水田里早结上了冰，整个水面成了一块大玻璃。偏偏水下还有鱼儿欢快地游动，也不怕冻。
　　 邻居家的堂弟一向胆大，拿着小木凳就要下到田去滑冰，冰面没承受他的重量，只留下沾满水的两条腿和受惊了的鱼儿。
　　 关于那年的雪，记忆大体就这些，还有从生产队的广播里听到的那一阵哀乐，大人们哭泣着，后来才知道三位伟人去了。但那年的雪到底有多大，雪花如何的飘，我反而没了印象。
　　
　　 二
　　 关于雪，其实我并不是特别喜欢。
　　 那些年在老家的山上，下过几次雪。那时候的冬天就像冬天，实在是冷，并不像现在的冬天已然变暖许多，雪也变得稀罕起来。我对雪不喜欢的主要原因就是下雪太冷，尤其是中午冰雪开始消融时最冷。我小时候家庭条件还不算太差，但大人教育我们从小要爱劳动，能做什么就去做，我们家里三兄弟，大哥可以帮着母亲种地，二哥和我是需要割牛草喂牛的。
　　 从小到大冻疮一直伴着我，一到冬天又红又肿，像红萝卜一样。因为牛天天要吃青草，轮到我家给生产队喂牛的那几天，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出去割草。
　　 喂养牲口要实诚。这是四叔告诉我的。那一天很冷，我出去只割到一点点青草，走过四叔家门口，我被他叫住。四叔的话语重心长，从喂牛上升到了良心工程。最后，四叔还让我到他专门留下的草坡割了大半背篓草，整个过程，我的脸一直红着。
　　 四叔一辈子没有结婚，年轻时他看不上很多女生，后来是高不成低不就，直到四十岁得糖尿病去世。没结婚的四叔一辈子最大的任务就是割草养牛。没事的时候还会把牛拉到山坡上，用一把铁梳子梳理牛身上的毛，那一条水牛被四叔养得很肥，耕地的时候有使不完的劲。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风景，我不知道雪花是多少人眼中的风景，但从小到大，雪花没有成为我眼中的风景。后来的一些生活让我更体会到，你眼中的风景可能成为别人的心酸和痛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不掀开坛盖子，你看到的只是表象。
　　 我想起这句话，便不由自主想起读过大学的五叔。他曾说过一个故事，说某年大雪，三名书生见雪而喜，相约做诗，一人起句“大雪飘飘落地”，一人接“都是丰年瑞气”，第三人曰“再下三天何妨”，不料窗外叫化子怒道：“放你娘的狗屁。”五叔说这个故事时哈哈大笑，我们在一起吃火锅，大人们都在笑。五叔从遥远的成都回来看望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祖母。外面下着雪，五叔很高兴，一整天都带着我们堆雪人打雪仗，我的父亲母亲在忙着弄菜。大哥被叫去砍白菜煮火锅，他有些不高兴，二哥和我却高兴地陪着五叔打雪仗。
　　 吃晚饭时，五叔讲了这个故事，我虽然上小学了，但似懂非懂。直到1991年我师范毕业教书了，看着我们的校长带着一帮孩子在校园里打雪仗，玩得十分嗨。而那时我正在写关于雪的组诗，正好从一本书上重新看到这个故事，才算懂了一些。
　　 我想起饭桌上的四叔，那时他可能在担心他的牛是否有青草吃。
　　
　　 三
　　 2016年1月24日的那一场雪，比以往来得早些。
　　 那一天，我刚刚下到赤水河里，就感觉到雪花开始在飘。早上下雪，还真是少见，那雪花飘洒在水里，沾水即化，加上我们都在奋力划着水。也没感觉也多冷。从赤水游到九支镇，然后再游回来，游过去时还冷得背心僵硬，快到岸边时，已经没有冷的感觉了。我一边戏着水一边看雪，雪花飘落在脸上时，凉嗖嗖的，主动张开嘴去迎，入口即化。
　　 待我们穿上衣服开始跑步时，那雪花越发下得大了，迎着风跑，一会儿胸前竟然变白了。前边队友的头发上也看得见雪花，黑白之间，气喘如牛。
　　 回到家，听着妻子的埋怨，这般大的雪，偏要去洗澡，也不怕冻坏了。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拉着她的说：走，我们看雪去。妻子紧了紧身上的睡衣，心里一动，问到哪儿去看？我说去我的老家六角井。说完，我带妻子到窗前，手指向九支背后的高山。
　　 打电话给女儿的干爹李开荣，他很有兴趣。等我们吃完饭收拾完毕，李开荣两口子开车已到我家楼下。李开荣说二哥的车子他不熟悉，但不大一会儿就开得飞快，我们从赤水大桥过去，沿着去龙洞的那条水泥路走到十字岭上山。
　　 山上的雪垫得还不算厚，但柏树上的雪像一团团白棉花，有些树枝被压得弯下了腰。我们一家三口合影，女儿站中间，下身穿着牛仔裤，上身的羽绒服也不扣。妻子穿着香槟色长羽绒服，还戴了顶毛线帽子。她将头搁在女儿的肩膀上，映着后方的绿树白雪，让人看了不免心疼。
　　 照完相，我们一家开始堆雪人，我和女儿负责搬雪，妻子负责堆，很快就堆出一个光头雪娃娃来。女儿还捡到两只松果，扎在雪娃娃的眼眶里，又塑出鼻子和手脚。期间，妻子、女儿的脸上始终充满欢乐的笑容，后来我蹲在雪娃娃后面照了一张相，现在看那个笑容有点苦。
　　 别人的眼中的雪美不美我不知道，但我眼中的雪是冷冷的。自从2015年6月1日妻子被判定了“卵巢癌晚期”，我们家的天空就常常飘雪。
　　 好不容易我们进了新桥医院，却被告知，已是晚期，肿瘤太大无法手术，必须要先化疗一段时间再说。
　　 那一年正好女儿高考，妻子的大姐就留在家里照顾女儿。我一边送妻子到新桥医院去化疗，一边在电话配合妻子欺骗女儿说妈妈出差一段时间，爸爸也陪着妈妈出差呢。
　　 等到6月8日女儿考完最后一科，我等在学校门口。接上女儿上了车，女儿忽然问我：妈妈是不是出事了？我懵了，眼泪就禁不住流出来了，默默点了点头。
　　 等妻子化疗到8月份，终于顺利手术了。女儿上大学，我和妻子每月到新桥医院继续化疗。全家人表面没说，但每个人心中都沉甸甸的。
　　 我的思绪飘飞着，回到2016年雪后的六角井。那一天，我还帮着开荣一家换各种角度照相。照完相，见零星的人家已是炊烟起，腊肉的香味慢慢飘来。
　　 那一天，下山的路上，妻子和李开荣一家有说有笑，讨论着回赤水到哪家馆子吃饭，吃火锅还是吃中餐。还是火锅吧，火锅吃起热乎些。唐来洪说，随后又吹嘘着她开车飞快，又问我的驾照拿到了没？我淡淡地说考完科四了，快了吧。
　　 心里想着，驾照到手了，就买车带妻子去看雪。然而我真正买车开上车，是3年之后。2017年一整年我都忙着在筹钱，然后带妻子去新桥医院化疗，直到12月初妻子走的那一天，都没有下雪，天也不算太冷，可我心中的雪纷纷扬扬落下。
　　 我的心中，始终留存着2016年1月那一场雪，还有我写过的那一组诗《雪夜放歌》，以此来纪念天堂里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