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初夏。南来的、湿润的风，掠过街头巷尾时，二哥来信了。
　　 写信，在四十年前，是最常用的联系方式。一封信，不管是只言片语，还是洋洋洒洒，都会把身处异地他乡的人们连结起来，亲情、友情、爱情藏在信封里，漂洋过海，翻山越岭。二哥在信中说，这个暑假他要回大连，回家住一段时间。我不禁想起，一年前的那个人来人往的码头。
　　 一九八一年的夏末，是个什么样子，已记不清了。我只记得，一下公交车，便掉进老码头的人声鼎沸和南腔北调中。老码头就是海港客运站，那时客船还是交通运输的主力，载着南来北往的人们，走南闯北。
　　 “三个包呢，倍沉，你背不动。”女人操着北方口音，试图从男人身上拿下一个包裹，男人执拗地不肯放下一个包裹，他们应该是南下闯生活的，那时南方比北方有更多的赚钱机会。一辆双排座130车嫌道边的人挡道，不停地摁喇叭，这车在当时很牛，既能拉人又能拉货。喇叭声惹得道边壮汉骂道：“能压着我吗？装什么灯？”一口浓重的山东话。
　　 嘈杂、混乱中，我和磊，还有新，提着大包小卷，跟在二哥后面，向客运站走去。二哥不是我们的亲二哥，他长我们一岁，在七个从小到大的发小中排行老二。我们四人都没说话，沉默得有些尴尬，像四个蔫茄子。其实，我们应该兴高采烈才对，因为二哥非常争气，考上了复旦大学。此时此刻，我们正是送他乘坐客船，去繁华的大上海，去赫赫大名的高等学府读书。
　　 沉默源自分别的伤感，也源自二哥放不下的心。前两年，二哥的父亲因病去世，家中除了他，就是体弱多病的母亲。二哥这一走，家里的大事小情，全落在母亲身上，他放心不下。我们就这么默默地走到检票口，二哥接过行李，肩扛手提，走向不远处停靠的大船。
　　 没有拥别，甚至没有挥手。我从长廊的窗口，看到了那艘大船，泊在一湾湛蓝的海水里。从检票口出来的人们，汇集成一股细细的人流，慢慢挪向大船，人流中无法辨识哪个是二哥的背影。要不了多长时间，大船会在“呜”得一声长鸣中，驶向大海深处，最终停靠在另一个码头。于二哥来说，这是新生活的彼岸。
　　 那一年，二哥十八岁，我们十七岁。
　　
　　 二
　　 转眼就是秋天。而秋天呢，一只手还牵着料峭的冬天，缓缓走来。伤秋感怀，这不是我们那个年龄应该做的事，我们要做的事，务实得很，也现实得很。
　　 最先预告秋寒和冬天将至的，是商店外堆着的白菜和萝卜。政府部门全力保障秋菜供应，家家户户忙着储备秋菜，成为城市里的主旋律。商店挑灯夜战，居民全家上阵。面对这个阵势，甭说二哥母亲体弱多病，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也难独自完成买秋菜的任务。没有电话，更无手机的年代，我们住得离二哥家比较远，二哥母亲即便有心让我们帮忙，一时半会儿也难以联系到我们，唯有一阵阵的焦急和一声声的叹息。
　　 这个时候，我们几个小子闪亮登场了。因为家里都忙着买秋菜，自然而然地想到二哥母亲家也要囤菜过冬，几个人一商议，约定好时间。周日一大早，我们来到二哥家，拿上副食品证和二哥母亲给的钱，直奔白菜、萝卜而去。一个人在窗口排队开票，另两人在白菜、萝卜堆前排队，分工负责，提高效率。很快，一车白菜、萝卜推到二哥楼下，萝卜直接搬到二楼走廊放好，白菜放在楼下晾晒一下，傍晚再收回家。这期间，我们也没闲着，把一小铁碗面粉熬成糊状，再把报纸裁成长条，粘贴在窗缝上。这叫溜窗缝，冬天寒风吹不透。铸铁炉子也搬出来了，安装好烟筒，下周天我们还来，去煤场买蜂窝煤，做好入冬的各项准备。物质生活并不富裕的岁月，没有空调，没有暖气，也没有地热，但也要暖暖和和地过一冬，等待春暖花开。
　　 万事俱备，只欠“劈柴”。城里不像农村可以上山拾柴、砍柴，只能在煤场里买。那里卖的劈柴，大多是木器加工厂剩下的树皮，树筋、树瘤特别多，不耐烧，也不好劈。我那时在玻璃厂上班，工厂制作玻璃箱，会截下许多巴掌长短的木头，我们称作“木头头”。秋天时，工厂作为福利给职工发“木头头”票，一张票装一麻袋免费“木头头”。我的“福利”用在了我家，不得不和工友讨要了一张“木头头”票，这拨“福利”送给二哥家。
　　 那天，我差不多是把一块块木头头摆放在麻袋里的。工厂规定装一麻袋即可，不过秤，不计重量，所以摆得越多越实惠。密密实实的“木头头”快把麻袋撑破的时候，我才住手。用自行车托着一麻袋“木头头”，顶着呼呼的北风，下坡骑行，上坡推行，终于到了二哥家楼下。把“木头头”归置到位，顺手劈了一小堆木头，这样二哥母亲就不用费力劈柴了。以后，每隔一周，我们都来探望二哥母亲，顺便劈一小堆木头，直到迎春花开。
　　 有没有把这些事情，写信告诉二哥，我是一点也记不住了。反正二哥在上海读书的那几年，他是放心的，二哥母亲是舒心的，而我们是开心的、快乐的。
　　
　　 三
　　 迎春花开的时候，二哥家又有了新情况，他家那块地方赶上了拆迁。二哥母亲通过亲戚朋友，找了一间落脚的房子，但单位只给出辆车，没有搬家人员。如何搬家成了二哥母亲的难心事。
　　 那天，正在站台工作，值班室的刘大姐喊我，说是有我的长途电话。电话是二哥从上海打来的，他妈妈情急之下给他打了电话，他想起我单位的电话，说起家里要搬家的事，很是着急。我说，你安心读书吧，搬家的事有我们呢。下了班，骑着自行车一通串联，五个发小全联系上了。加上我，六个小伙子，搬家不成问题。
　　 又是一个周日，一大早我们齐聚二哥家，开始搬家。打包，装车，一溜烟到了新家。肩扛手提的，很快卸完一车的家什。最麻烦的是按照二哥妈妈指点，七手八脚地归置物品，这个地方安床，那个地方摆桌子。手脚不停地忙到中午一点多钟，才基本就绪。新家不大，但归置好了，还是蛮不错的，可以落脚，可以静卧，可以三餐，二哥妈妈笑了。
　　 这个时候，磊在厨房一通忙乎，将二哥妈妈准备的鸡鸭鱼肉，烹饪成一桌丰盛的菜肴。一瓶老白干把我们喝得小脸通红，那时虽然年轻却不胜酒力。酒精作用下，哥几个话就多起来，工作的讲单位里的故事，还在复读的讲起学校里的故事，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甚至骂骂咧咧。
　　 二哥母亲笑着说我们，你们真是一群坏小子，又是一帮好孩子。这话很矛盾，当时没听懂。后来，在工作生活中，在岁月的磨砺中，才渐渐懂得这话的含义。
　　
　　 四
　　 磊跑到我家，手里拿着二哥的信。信上，二哥写得清清楚楚，几月几日乘坐什么号的客船回家。信的末尾说，希望我们去码头接他。
　　 我说，走的时候，大包小卷的，需要我们送送。这回来过暑假，没啥行李，干嘛还要去接他？
　　 磊说，不接不行呀，二哥找不到新家。
　　 我笑的前仰后合，继而心里泛起一股酸楚。家是最温馨的地方，无论走到哪里，无问走的多远，总要归家。然而，人生跌宕，不知道有多少人像二哥一样，一时的，或者永远的，找不到家？
　　 几年前，有一次二哥请我们吃饭。他做东，开场白当然由他来。已经是银行高管的二哥举着酒杯，竟然说起了这些陈年旧事，以表达感激之情。他话还没说完，就遭到我们强烈反对，什么感谢感激的，朋友还有得做吗？大家起哄，罚二哥一杯酒。
　　 我说，与其罚二哥喝酒，不如咱们一起喝一杯吧。这些往事，经过时光润染，岁月风干，犹如一块鲜香味浓的火腿，下酒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