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年前某日，隔壁的六母，一定在“扫灰”时，举着一端绑着笤帚的竹竿到我家。一方七分旧的蓝头巾，把个头包得像陕北扭秧歌的样子。进门戳几下门楣上的蛛网，挺好竿子，就凑上炕沿，和母亲聊几句。
　　 我那时已懂得，两家过年期间就不再走动了，省着点。大人们这叫“问年”，不讲拜年。六母家人口多，七八个孩子，日子过得够累；我们家人口少，家里没劳力，生活也累。就这样累了一年的两个主妇找到过年的共同语言吧。那是文革初期，也都口是心非地说着新鲜话。“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是通用贺词，六母和母亲说完就哈哈大笑，年的氛围也被笑声引爆了，平时难得见她们大笑。记得邻居曾说母亲的笑好看。回家，母亲说，笑好看有什么用，能改改日子，让日子也笑才好呢。不管什么日子，母亲还是要用笑来过着。不管什么样的年，朗朗地笑一回，就有了过年的奢侈感，也有了问年的快活。
　　 所以，过年过节，都要笑，无关日子的好坏。这是我最初接受的节日文化教育。文化学者周国平说：“童年是灵魂生长的源头。”灵魂里播下了笑的种子，于是面相也不苦了。
　　 记得她们说到我。六母抚摸着我的头，看着母亲说，孩儿能出去拜年了，往后日子，就好了。这话我记得请，近六十年未忘。那时不懂意思。拜年和日子的好，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拜年能够显示这家人家有了底气？或者有了门面？也许就是闲话，和逻辑推理无关。
　　
　　 二
　　 拜年的习俗，已经不限于亲戚了。明《熙朝乐事》里说，“姻友投笺互拜，谓拜年”。类似于今天的微信拜年吧。儿时拜年，却是宗族乡邻互拜，多了一份亲近，有了更多的口彩。拜年多是辈分低者给高者问好。我们本家在村庄只几户，所以，遇见乡邻，只要年纪大都属长辈，我遇见就说“过年好”，关系亲密的，则父母要安排我专门入户拜年。
　　 1966年，我被母亲安排拜年，就像接受一项任命，心中感到无比的欢快。为此，母亲是要准备好“财力”，等六母贵叔等邻居孩子来拜年的。年前的大集，母亲一定要起早去赶。篮子里少不了鸡蛋，她特别喜欢收下人家两角钱的毛票。回家理顺了，三五张的样子。喜欢新票，光滑的绿，典雅鲜亮。用手指头一弹，呱呱响。我拿作业本纸弹一下，没这个声响。也许从那时我喜欢绿色吧，也希望收到绿色的压岁钱。之前，也有孩子给父母拜年，母亲都是炒好花生，拉开孩子的衣兜，塞进几把，顶压岁钱。母亲没有钱，自知亏了孩子拜年，孩子走后，总说，要有个毛八分的就好了。不失礼仪，这是母亲在最贫穷时也要秉持的品性。喜欢两角钱的钞票，理由如此，至今我的书桌玻璃板下还压着几张两角钱的票子。珍藏小额钞票，纪念的意义，比钞票的面值要高。
　　 母亲出嫁前是富裕点人家的女子，稍懂些礼仪。她握住我的双手，做抱拳姿势，举过头顶，教我弯腰，嘴里说某某叔婶伯母过年好。叔婶和伯母分不清，记住到哪个门喊什么，生怕颠倒了，好在需要辨析的称谓并不复杂。母亲曾教我花鸟虫鱼，家禽家畜之名，说我学得很快，表扬我聪明，但教我叔婶伯母姑舅姨娘之名，我脑子一盆浆糊。也许我天生就对人际关系反应和记忆很迟钝，导致我父亲说我不通人情世故。小时我流鼻涕，生怕抬头鼻涕流出，母亲给一方棉布手帕，但我不舍得用，忍着。所以，我一直以为当下说的“熊孩子”就是那样的，也有点自卑的情绪。母亲叮嘱，要干净点，意思是拜年要体面。成长不易，简单的乡俗礼节，离知书达理还远着，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成就一个孩子将来的优雅，父母做了多少努力啊。
　　
　　 三
　　 给信伯母拜年，我不敢去。不是他厉害，是因为给我钞票是五角钱，这么大的数额，我害怕了。忘记说了什么，只记得抓了一把炕上笸箩里的炒花生，马上逃离了。有一个想法，我怕母亲还不起，信伯的儿子海哥大我一岁，是要回拜的。我拿了钱，母亲买鸡蛋那几个钱，一下子就送出去了。一分钟拜年，信伯不会说我不诚实走过场，我常常想，他应该懂我。后来上学，海哥硬是以威胁的方式塞给我五角钱。母亲说，欠大了。再不言语。
　　 还是喜欢去隔壁六伯母家拜年。可能是有了双方的“母亲之约”，都不给压岁钱，于是就觉得不太拘束，说话也多了起来，在“过年好”后面还添加上“年年红火”一类的喜庆话，得到的是六伯母的笑脸，还要一把拉过我在身边，抚摸着，那种抚摸，特有温度，比收到几角压岁钱还舒服还高兴。初一这天，进出六伯母家可不止一两次，精神也抖擞起来，还骑一根棍子作马匹，喊着号子。六伯母家也有过年的好零食，是年前切制的生地瓜干，放在冰天雪地里速冻而成的，这种冻干的瓜干，甜度很大，放进锅里一炒，味道香，口感脆。六母喜欢把我两个衣兜都塞满。福子哥和强子弟都眼馋，或许不舍得，但也不制止，出门时我一定要拿出一些，给兄弟心理上一点平衡。那时，一点零食，都是最美的，所以，成人之后，我便觉得只要喜欢，即使别人看不上眼，也都视为珍物，少了攀比之心，多了惜物之意。蓬户有温度，朱门未必暖。快乐并非因为生于什么样的家庭，关键在于是否有一种让人亲近的体性。当下，当一个人走进所谓有身份人家拜年，还要掂量一下礼物是否足够和值得，面子是否合适。拜年的味道，真不如我儿时那种朴素来得悠长，值得回味。
　　 去七四叔家拜年，完全是我自作主张。相隔几步，拐弯就到了。七四叔院子无门，也无狗，脚步跺几下，七四叔就听见了。不加“七四叔”几个字，不知这个称谓好与不好，乳名“七四”，只喊“叔”，说了拜年词，转头便走，不能接叔的钱。主要是为了给七四叔道歉，没有检讨错误的话，我是想，七四叔一定理解我拜年的意思。他家有粗大杏树一棵，枝杈伸出院墙外，杏黄时节，诱人的杏子，无法让人控制食欲，我敲下黄杏不少。院中有杜梨树，老得连年轮也说不清，是方圆十几里闻名的老树，别看杜梨小，味道赶得上五味子，我偷偷地摘下杜梨很多。拜年就是求得七四叔宽容，也感谢他不把我干的坏事告诉我父母。后来，七四叔见我父亲，提起我懂事，我便知这一趟“秒拜年”还真有效果。七四叔的宽容，是我一辈子都值得回想的美德。原谅一个人，再怎么脆弱的关系都有可能持续；不原谅，什么样的坚固关系都容易破碎。
　　
　　 四
　　 给本家的升叔拜年，我是怀着十分的忐忑和虔敬的。这是拜年的最后一程。
　　 那些年，升叔喝得起酒，酒钱来自他会石匠活，听说也有帮人捣鼓牲畜赚个小钱。父亲说，升叔喜欢初一早晨也喝点。升叔是父亲的叔伯弟弟，毕竟隔着一层，我和他并不十分亲近，但他对我家的帮助，让我把他看作是神一样的人物。
　　 爆竹响起，门扇上的红春联都贴上了，喜欢喜庆色彩的人家还在树枝上系写红布条，似乎也打扮了我的心情。升叔住处距我家两百米左右，我在路上琢磨好了拜年的话，希望给他在我看来是最隆重的拜年词。进屋，都忘记了，且改了拜年的程序，双膝跪地，磕了几个响头，有点疼。但我觉得很值。升叔一个跳跃，从地上抱起我，我眼中注满了泪水。我懂得，父债子还，父情也要子偿。升叔对我家的好，我肯用最惊人的礼仪来报答感谢。我家除了喂猪收入工分，再无来源，每年升叔都要从很远的集市上买下一头猪，给父母饲养，我把他看作是财神了。不知何时，升叔早把一块钱塞进了我的衣兜，回家想，唯有升叔才给这么多压岁钱。后来我上大学，父亲病重，无人照看，也是升叔时常去我家看看父亲。那时就恨我没有能力在过年时买上两斤酒再给升叔拜年。
　　 记得也去给卖糖球的桂爷“拜年”。我和伙伴就在桂爷的门口玩，装模作样的，不好意思走进他的家门。桂爷出门，就喊“桂爷过年好”，桂爷转身回家手里拿几串糖球分给我们。给桂爷“拜年”，是亏了桂爷的，心思不纯，就想得到桂爷的糖球，当然也有一份感激，没表达出来。
　　 儿时的年，很简朴，朴素得就像一张纸，也许这张纸就为记下拜年的故事，而空白着。没有华丽的祝福语，但从心底发出的美声，比得上那些华美的辞藻。人生平淡不必惊天动地，感到快乐就好；亲情乡情不必甜言蜜语，一个简单的仪式，便足够；守岁钱有无不要紧，也不必车载斗量，一份心意，足以铭记。
　　 抓一把，不必是压岁钱，一把炒花生，一把冻干的地瓜干，一句温暖的话，一抹疼人的神情，足以让一个年沉甸甸的。年纪大了，我常常怀念那时的拜年，得到的快乐，值得用篮子盛；每去拜年，背上背负的是满满的幸福口袋，想放下却不能，都转运到记忆的最深处了。
　　 儿时拜年，收获的是快乐和恩惠，不比收一个大大的红包少。头脑就是一个红包，装着曾经年岁的好。我明白，眼下的过年，早就不是以前的味道了，过来人的都喜欢怀旧，重温那时拜年的味道，仿佛回到儿时，我又年少了。
　　 父亲曾说，拜年是感恩的方式。我觉得，生活在底层的人，更懂得什么是人情世故啊，些微的好，都被无限放大了。
　　
　　 2023年2月4日原创首发江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