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我一度忽视了父母的需求，这种忽视带着父母对我们的要求总是那么低，或者说，从来就没有要求。比如，每当我问及父母，还缺什么？他们的回答总是，“什么都不缺。”
　　 我想，父母对我们要求总是那么低，这也不要，那也不要，是不是我们在父母的需求方面想法太单一，或者说，我们没有深层次地去分析父母的想法。
　　 大山最深沉的爱，是父母一心想着儿女，总不想给儿女添麻烦。这是大山的传承，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优秀传统文化？如果说是，那为什么父母总是那么艰难？如果说不是，那为什么儿女们会心存一份感念。有时，父母对儿女的要求过于简单，反而让儿女们心生愧疚，只是，当我们设身处地地去为父母着想时，却又得不到父母真心希冀，就像一对年老的夫妇始终不愿离开那居住了一辈子的老屋。
　　 于是，我觉得儿女对父母的孝敬，应该是满足他们心愿。父母希望我们好好工作，那我们就踏踏实实去工作，父母希望我们身体健康，那我们就要倍加地爱惜自己。
　　 桂西多山，独特的喀斯特地形地貌让一些居住在大山深处的人们，过着几近与世隔绝的生活，边远、闭塞、贫穷、落后。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山村才有有第一台电视机，而且是很小的一台黑白电视机，大人、小孩都蜂拥着，看电视的路上，常常亮着火把。
　　 黑白电视机接收的信号十分脆弱，这应该归结于山高林密，信号传不到。一些电视台只能收到模糊的影子，屏幕上闪着满满的“雪花”。每晚有两集电视连续剧，人们像赶集似的迈着兴奋的脚步，哪怕是只看了个模糊的影子。
　　 老家在一个很深的山弄里，电视信号非常差。堂哥家买了台电视，但要把电视接收器架在山顶最高的那个地方，然后栽线杆、接线，堂哥经常爬到山顶上转动电视接收器的天线架。“收到没？有图像没？”堂哥用他那极具穿透力的声音高喊着，并焦急地等待着回答。
　　 在那个普遍贫困的年代，买得起电视机一定是件令人羡慕的大事件。大部分人只能到有电视机的人家讨看，堂哥家就在我家屋下，几步路，一定程度解决了我们看电视行路难的问题。
　　 母亲很喜欢看电视，晚饭后总是急匆匆地走进堂哥家，母亲看电视回家时间是直到堂哥家关机。用父亲的话来说，母亲看电视“看得太痴”，我们一般是看完有故事的连续剧后就回家了，但母亲连广告都看。我分析母亲那么爱看电视的原因：母亲曾经是个“文艺青年”。比如，母亲绣花的功夫就十分了得，曾是十里八乡的“花匠”，山里很多未出嫁的女孩都喜欢向母亲学习怎样绣花鞋。
　　 山里的婚嫁习俗，女孩在出嫁之前要学习缝制布鞋，缝制布鞋的功夫成为衡量一个女孩是否贤惠能干的标准之一，如果能缝制花鞋，那一定令人羡慕。山里的人们，穿鞋主要来自女人们的缝制，男人是不会缝制鞋子的。于是，女孩自小便要学习针线活。
　　 在我看来，女孩自小便学习针线活是贫穷的一个表现，没人愿意看到细细的钢针一不小心扎在手指蛋上，然后冒出一颗殷红的血豆。
　　 我把母亲的绣花功夫和看电视结合起来虽然有些牵强，但在我看来，绣花应该是一种文艺，看电视是一种文艺欣赏，这样看来，二者并不矛盾，母亲一定是很文艺的，甚者自带文艺的才华。只是，大山的艰难让母亲的文艺才华被无尽的土地劳作代替了，母亲那双粗糙的手拿起细细的绣花针日渐吃力。
　　 父亲没有反对母亲到外婆家背来了台旧电视。外婆家相对来说还是较为富足的，土地就在门前，而且面积宽，不用翻山越岭，脚步不会那么匆忙和沉重。外婆总会在母亲的背篓中装上十来斤黄豆，似乎，母亲从外婆家搬东西是一种日常，这种日常让父亲常常陷入自责和沉思当中。
　　 父亲极少到别人家看电视，或者说从不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他在坚守着贫穷的最后一点尊严吧！只是，这种尊严一直让我误认为父亲不爱看电视。
　　 母亲从外婆家背来的旧电视并没有带来太多的欣喜。原因是，父亲没有时间去栽线杆，也没钱去购买信号线。再说，父亲也不可能像堂哥一样爬到高高的山顶上，然后高喊，“收到没？有图像没？”因为父亲的主题是在土地上扬起锄头，铲掉那些影响庄稼生长的杂草。于是，母亲从外婆家背来的旧电视很快就成为一种摆设，而且十分不和谐，破旧的房屋里搁着一台电视机，格格不入。
　　 二弟为我们这个家付出实在太多了，初中没毕业就辍学打工了。我一直很愧疚，是二弟把读书的机会让给了我，他的成绩一直不错的，但以我们的家境，实在无法供全部的儿女完成学业。于是，我入城读书，二弟走进工地。我无法想象，在那普遍贫穷的年代，而且我家更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父母是如何为我每个学期拼凑学费，还有每月的伙食费。直到我毕业，父亲宣布家中的粮食足够时，我们才如释重负地看到希望。
　　 为了让山里人看到电视，政府大力普及卫星接收器，母亲从外婆家背回来那台电视终于有了音像，我家终于成为有电视机的人家。
　　 刚参加工作，我的收入不高，空荡的单位宿舍里除了一张床和几套换洗衣服，再也没有别的。当我投入120元巨资购买了一台旧彩电时，单身宿舍热闹起来，同事们相约到我的宿舍观看球赛。
　　 旧彩电虽然很清晰，但毕竟过时代了，而且屏幕较小，观看球赛不够刺激。我决定购买一台大彩电。
　　 当我在犹豫怎么处理旧彩电时，犯难了，送人是没有要的，卖废旧肯定不划算，毕竟还可以使用嘛！突然想，何不拿回山里，让父母也能看到彩色电视机。我为这个想法感到无比兴奋，我感受到父母看到彩色电视机的那种幸福。
　　 总感觉我家的日子从来都是谨慎的。儿时盛米，父亲总是刻意地用食指将米盅口沿赶平；食油倒进锅时，父亲停倒的速度相当快。用食指赶米是为了少装，停止倒油是担心往锅里多倒了油。每一分钱，父亲总是要思考很久才使用，一直在思考着如何用在最值到用的地方，从来感觉不到豪爽。
　　 终于，我还完了我所有的欠账，读书时借的，工作中买摩托车借的。终于舒了一口气，这是山里人的思维方式，欠别人钱总是不安的，无债一身轻。
　　 欢喜过年，一家人聚在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是我多年的梦想。我总觉得，春晚是个仪式，一年一度，像个欢喜的总结。
　　 旧彩电实在太旧了，从我搬到老家也有几个年头了，屏幕显示变得发绿，彩色电视机变成绿色电视机。换！这是我人生中最豪横的一次决定。毕竟，旧彩电虽然变成了绿彩电，但仍可以观看，在父母的眼中，还能使用的东西是不允许丢弃的，应该要耗尽最后的价值。
　　 我给父母新购了一台32吋的等离子大彩电，那年，我们一家人认真地看完了春节联欢晚会。
　　 随着工作越来越忙，我和弟弟们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父母变成了留守老人。这是大山一个新奇现象，年轻人不再年复一年耕种祖辈留下来的土地。桂西山高石头多，有限的土地无法满足生存的需求，人们纷纷外出务工，生存的渠道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得丰富，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山的生存危机。
　　 我的工作也从乡镇到县城，再从县城到市区，离家越来越远，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
　　 “幸好有电视陪着我们。”父亲越来越年老了，越来越喜欢看电视。父亲是一名老党员，他要经常了解国家大事，他也乐于了解国家大事。他说看到国家好他心里才踏实。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多媒体、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年轻人大都不看电视了，甚至，很多年轻家庭连电视机都不买了。我在市里的电视机也很少启动。
　　 随着国家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实施，山里的年轻人大都搬迁到山下居住了，大山人去楼空，曾经鸡鸣犬吠的山村变得十分宁静，只剩很少的老人故土难离，依旧居住在大山深处。父亲说他习惯居住在山里，习惯养猪养鸡。我们尊重父母的想法，反正，大山的山村公路早已畅通，来去无阻，而且，老家已经起了一栋二层楼。大不了我们多花些时间驱车回老家看父母，而且，还可以零距离感受到乡愁，不也很好吗？
　　 电视机又坏了，自母亲从外婆家背回的那台旧黑白电视机算起，已经是第四台了。
　　 我决定将我在市里那台4K电视搬回老家，父母很高兴，这是他们看到最大、最清晰的电视机，他们说跟看电影没什么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