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远地，远远地我就看见进村的那座桥头上站着一个人，一个穿着大红棉袄的女人。
　　 不用问，我知道那是春妮。这是我每次春节回来探亲进村时必然会看到的一个镜头。
　　 多少年了，山村的那条小河早已干涸，散落在山脚下的那一片片低矮的草房早已变成了一栋栋红砖小楼，从楼房里跑出来的后生也大都是陌生的面孔……
　　 变了，这里的一切都已变的不再熟悉，但春妮没变，她依然会在这个时候，穿上那件大红棉袄来到桥头，等候一个人归来。
　　 村民们都知道那个人早就“回来了”，也曾无数次劝她不用再等了，甚至多少次强行把她拉回家，但她又多少次挣脱跑回来继续站在桥头。她坚信，他一定会在过春节时回来，她要践行给他送行时对他说的话，在这桥头等候他回来！
　　 我缓缓地将车滑到春妮面前停了下来。春妮一眼就认出了我，兴奋地跑到车门窗前，切切地问：“东哥呢？怎么还不见他回来？”边说边将头伸进车内四下扫寻，见东哥确实没在车上，才略有些失望地说，“你先回吧，我再等等！”
　　 我知道劝不回她，也无法清楚地告诉她东哥为什么不能回来，只能无语地望着她那倔强的背影，慢慢打开那无法磨灭的记忆。
　　 七十年代末，我和东哥如愿穿上军装，来到了西南边陲的一座军营。三个月新训对我们这些“下河能摸鱼，上树可捉鸟”的山娃子来说，纯粹就是“张飞吃豆腐——小菜一碟”；新训结束后，我俩凭借过硬的军事素质双双被选进了“侦察连”，这既是精英汇聚的龙虎之地，更是全团的眼睛和先锋。在这里，经过近一年的锤炼，我们不仅熟练掌握了各种枪械使用（驾驶）、擒拿格斗、伪装潜伏等基本技能，还学会了全天候方位判定、地图测绘、情报传输等特种技能，从一个新兵蛋子成长为一名真正的侦察尖兵。
　　 第二年初春，一场自卫反击战在“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怒吼中打响。我们“侦察连”在炮声响起的那一刻，就先于主攻部队出发了。
　　 我们不喜欢打仗，却从不怕打仗，特别是对那些找上门来的不速之客，那就一定要把他打痛打怕。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一个月后，我和东哥随着部队凯旋，奉令撤回原营地休整。此后，大规模地进攻性战役已几乎没有了，双方都将战斗的重心转移到了实际接触线边界防守争夺上。
　　 在一年多的攻防战斗中，我们侦察连时常会以班组为战斗单元，深入敌后侦察敌情，东哥成功抓了“舌头”回来，身体多处负伤，荣立战功并被团里安排到那个四季如春的城市调养；伤情恢复后，又作为我们这批兵中首批“享受”探亲假的功臣代表，激动地登上了回家的列车。
　　 立功喜报送到山村的时候，正是东哥回家探亲次日，周围的村民们赶十多里山路过来祝贺，都为山沟里出了这样一位“英雄”而高兴，都想亲眼目睹“英雄”的模样，听“英雄”讲一讲他战斗的英勇故事。东哥父母特地把家里准备过年的猪提前杀了，摆了十多桌来答谢乡亲们。
　　 春妮也来了，她把欢喜藏在心里，为赶过来的乡亲们端茶添水，在厨房里涮碗洗菜，忙里忙外，一刻也闲不下来。
　　 这天，东哥当然没给乡亲们摆他的英勇故事，只是抹不过乡亲们的盛情，喝了不少酒，坐在凳子上晃晃悠悠地，看着就让人心惊，生怕他不慎摔下来。
　　 春妮悄悄到厨房下了一碗醋汤面端上来让东哥吃。听老人们说，醋汤面能醒酒，吃了也许会好些。春妮这样想。
　　 大家都夸春妮心细，有人趁机起哄，让春妮借东哥这次回来探亲，干脆把跟东哥的喜事办了。
　　 春妮粉红的瓜子脸，羞得顿时变成了红辣椒，小嘴一抿，闪身躲进了屋里。
　　 其实村里人都知道，早在东哥当兵前他俩就“谈”上了，有好心人想把那层纸捅破，可正准备找双方父母说和时，东哥却当兵走了，这事就只好搁了下来。双方父母嘴上虽没说，心里却都默认了此事。
　　 现在，全村上下更觉得，也只有春妮才配得上东哥这样的“英雄”。
　　 说是说，但大家都清楚，东哥这次回来探亲时间太紧，喜酒嘛！还得等下次他回来再喝。
　　 太阳渐渐西沉，乡亲们三三两两同东哥一家谢辞后，说说笑笑地踏上了回家的山路。
　　 春妮没走，她跟父母说了声，留下来协助照料东哥。
　　 东哥已经醉了，在院子里呕吐过后，被父母和春妮架进屋里躺在床上休息。
　　 夜深了，东哥仍时不时地发出呕吐声。妈妈在隔壁房子给春妮铺了一张床，说了几句拜托辛苦之类的话，就和东哥爸回屋先休息了。
　　 春妮一会给东哥喂几口热开水，一会用热毛巾给东哥擦拭擦拭身子，困了就倒在东哥身边眯一会。
　　 第二天早晨，东哥妈妈起床看见给春妮铺的那张床连被子都没打开，才知道春妮为照顾东哥，整夜未眠……
　　 十五天的探亲假是短暂的，归队时，春妮还是像当年送东哥当兵走时一样，一直把他送到村口的桥头。
　　 东哥动情地将春妮拥进怀里，留下一个深深的吻，“宝贝，别送了，回去吧！再过几个月，过春节的时候我就退伍了，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娶你当媳妇。”
　　 春妮捂着嘴，什么也没说，眼里是满满的泪。
　　 望着东哥渐渐走远的背影，春妮突然大声喊道：“春节，我还在这桥头等你回来！”
　　 东哥按时返回了部队，但心里似乎还装着探家的幸福。晚上，他专门从服务社买了烟和啤酒，把我约到操场边，滔滔不绝地述说着此次探家的开心事。
　　 半个多小时，都是东哥在说，我几乎就插不上言，直到回营房时，还凑到我耳根悄悄地说：“那晚我喝醉了，春妮照料我，我就跟她‘好’了。”
　　 “废话！村上谁不知道，你俩当兵前就‘好’上了。”
　　 “不想跟你说了，你不懂！”说完，东哥一溜烟跑回了营房。
　　 我愣愣地站在那里，心想：“这疯子，又犯啥神经了！”
　　 前沿接触线上，双方仍呈胶着状态，有时为了一个山头、一条小溪，打几番拉锯战也是常事。
　　 这天上午，东哥他们班接到任务，要他们今晚天黑前赶到前沿阵地，配合守卫部队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原来，在接触线边界上有一条小河，河对面一个几百米高的山头被敌方占着，敌人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形优势，肆无忌惮地向河这边我守卫部队发冷炮、打冷枪，弄得我守卫部队非常被动，只能猫在洞里，甚至晚上连灯也不能点。于是上级决定拔掉那个山头，今晚派侦察班过去先摸摸情况。
　　 午夜时分，东哥他们分三个组趟过小河，分头采取行动。东哥这个组由副班长带队，主要负责掩护和断后;另两个组则分别由东哥的班长和守卫部队选派的另一名班长带队，主要任务是分区分片，侦察摸清敌人的兵力部署及火力配置情况。上级明确要求，这次行动不抓“舌头”，非万不得已，不得动用武器，以免打草惊蛇。
　　 三个多小时后，东哥他们组收到信号，另两个组均已顺利完成任务准备回撤，通知他们断后掩护，安全返回。
　　 夜，静得让人窒息。前面两个组交替着已先后安全返回到小河对面，东哥他们这一组也已到达距小河仅几十米的山脚下。走在左侧的东哥突然感到脚下踩到了一个东西，不用问，是地雷。如果东哥腾身跃出这枚地雷的杀伤半径，也许还有生机，但他知道，踩到的是一枚松发式子母雷，自己跃出去就会把周围成片的地雷引爆而危及战友。
　　 东哥用手势向副班长报告情况后，示意他和另一名战友先撤，待他们都安全撤到小河边时，才使尽全身力气向山脚下纵身一跃。
　　 随着东哥跃起的身影，一连串爆炸声相继响起；迅即，山头上的灯光齐刷刷地照了过来，密集的子弹同时飞向那团爆炸的火光，东哥的身影在火光中化为尘烟……
　　 副班长使劲用拳头砸击地面，回应他的只有枪声响过之后的寂静。敌人疯狂扫射一阵后，见没什么动静，只认为是山上的动物出来寻食碰响了地雷。
　　 副班长返身爬回去，四下搜寻半天，找到的只有那顶残缺的军帽……
　　 次日午夜，密集的炮火精准的飞向对面，在“为东哥报仇”的喊杀声中，战友们不到一个小时，就一鼓作气拿下了几十天来压得他们喘不气的那座山头。
　　 一个月后，我陪团里一名干部回到入伍时的那个山村，把写有东哥姓名、贴有东哥照片的立功证书和革命烈士证书及那顶“残缺的军帽”送交给东哥父母。
　　 两位老人都不识字，互换着翻看那两本证书，久久凝视着那顶“残缺的军帽”。没说一句话，没滴一滴泪。
　　 春妮来了，她不相信两个月前还生龙活虎生的东哥竟变成了一顶“残缺的军帽”；她不相信一米八几的东哥竟熔化成了一枚寸许大小的军功章；她不相信两本烫红的证书竟写完了东哥二十几年的青春人生……
　　 她哭了，哭得撕心裂肺，天崩地裂。她不知道该怎样对东哥说，她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她不知道世人将会以怎样的眼光看她。
　　 这次回山村前，我就已经向连队递交了继续留在部队的申请。我想留在东哥化为尘烟的地方陪着他，让他永不孤单；我想用余生护卫东哥化为尘烟的那片河山，使他人永不敢再来践踏；我想让东哥化为尘烟的山坡开满鲜花，使来者更加珍惜。两天后，我到东哥家房后的山坡上包了一包土，恋恋不舍地与父母、与赶来送行的乡亲们、与养育我的山村跪别后，毅然返回了部队。
　　 东哥没了，春妮像丢了魂一样，时不时还自言自语地说“糊话”。乡亲们心疼春妮，都认为是东哥“没”的太突然，刺激了她的神经。如今东哥已不在了，那还不如帮她早点张罗个好人家，也许会让她渐渐淡去对东哥的思念，少一些痛苦。可任凭父母和亲友们怎么劝说，春妮就是非东哥不嫁，有几次还拿起扫把，把上门来帮她张罗的人撵了出去，此后就再也没人敢上她们家提这事了。
　　 春妮父母只能一把鼻涕一把泪，暗自伤心。
　　 只有春妮自己知道，她已是东哥的人了。那晚东哥喝醉了，她留下来照料东哥，给东哥喂开水、擦拭身子，后来实在太困了，就伏在东哥身边睡着了；东哥喝得迷迷糊糊，顺势把她揽进怀里，她一下子被惊醒了，但又挣脱不开，想想迟早都是东哥的人，也就随了他。
　　 已经三个多月了，春妮清楚的知道自己给东哥留下了种子；东哥没了，我无论如何都该给东哥留下这粒种子。
　　 春妮把自己的想法跟父母说了，父母惊得目瞪口呆。妈妈心痛地说：“傻女儿，你对东娃子好，我们知道，也理解！可现在，东娃子已经不在了，你却说怀上了他的‘种’；一个大姑娘，这，你也敢说？谁又能信？还是趁大家都不知道，妈妈带你悄悄去处理了，找个人家安生过日子哈！”
　　 “不，我已经是东哥的人了！”
　　 “傻女儿吔，你婚没结、人没嫁，算哪门子‘东哥的人’嘛？如果再生个娃，这辈子，你可怎么‘活’哟！”
　　 “我不管，我不能让东哥没后!”
　　 父母哭的已没了声息，春妮却铁定了心。
　　 几天后，春妮来到东哥家，对东哥父母说她想搬过来住，给他们当儿媳。
　　 老两口喜欢春妮，巴不得早点把她娶进门，给他们当儿媳，可如今，儿子都没了，这儿媳，怎么娶得进门？
　　 春妮把她已经怀上东哥孩子的事细细跟他们说了，表示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她坚决要给东哥把这“后”留下。
　　 东哥父母哭了。“好女儿，感谢你对我们家东娃子的这份情，但我们不能为了自己，毁你一辈子名声！”
　　 “我搬过来就是你们儿媳了，就不走了。给东哥生个娃，给你们养个‘孙’，这天经地义就是儿媳的事，不存在什么‘毁不毁’名声的事！”
　　 东哥父母老泪纵横，说不出一句话。
　　 春妮就这样大大方方地搬进了东哥的家，理直气壮地给东哥父母当起了儿媳。
　　 村民们渐渐都知道了春妮搬过来的真正原因，也注意到了她身子的变化。
　　 第二年盛夏，春妮生了，生了个男孩，她给孩子起名叫“冬子”。村民们以大山般的仁厚接纳了春妮和冬子，纷纷带着鸡、提着蛋跑过来看望。
　　 春妮又哭了！她感恩父母最终默认、尊重了她的抉择，她感恩上天赐给了东哥一个儿子，她感恩村民们给了她充分的理解和宽容。
　　 冬子一天天长大，当春妮领着他到村委办理入户证明手续时，村干部却犯愁了。东哥没结婚，且已是烈士，怎么会有媳妇，还生了个儿子呢？而春妮，还是个未婚姑娘，这入户证明，怎么开？
　　 村干部知道实情，但在那个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的年代，谁敢把冬子上户口的事给办了。
　　 冬子成了黑户，春妮也是“黑户”，她的户口在她娘家父母的户口本上。
　　 黑户？也就意味着分不到责任田，尤其是冬子，今后上学读书、出行就业、成家立户等等，都将会面临各种困难和问题。
　　 但春妮想不到那么多、那么远，她能想到的是如何耕种好东哥父母名下的那一亩多责任田，养活这四口之家。
　　 她与东哥父母商量后，决定把一亩多责任田全部种上主粮，再在房前屋后，见缝插针地开挖出十几块桌面大小的荒坡地，栽种上红苕、玉米及其它瓜果蔬菜，与主粮搭配着吃，这才勉强糊饱一家人的肚子。
　　 春妮娘家父母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没婚嫁，年纪轻轻却守着“寡”；眼睁睁地看着女儿起早贪黑打整那一亩多土地，到头来却不能敞敞亮亮吃一顿精米细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