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春风吹遍大地，拨乱反正，大搞经济，闻风而动。
　　 治海指挥部人员要去筹建糖厂，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成工人，按月拿工资，退休有劳保，做梦都要笑出声来。1978年的冬季不觉冷。
　　 可惜没有我！眼瞅着他们兴高采烈奔赴甜蜜的事业，有说不出的羡慕惆怅。
　　 同呼吸共患难的战友走了，失去昔日的喧哗。房屋空了，心在失落。
　　 局长见我心神不宁，安慰说：“别急，等民兵护坡拉练结束吧！”言外之意是完成任务后仍能去。所以没去，是局长赏识。
　　 解开了心结，感到自豪。写信向妻子抒发甜美的梦，编织着甜蜜：“糖厂距家只五十里，近一半距离，星期六晚上可赶回家干活，周一一早赶回来上班。”
　　 妻子是南方人，体力小，很多活要靠男人，早盼望着有这一天。
　　 妻子说妈妈身体欠安，要回南方探望。我知道妻子脾性：农村苦，寒酸，很少提想家。怕亲人担心，写信只说好，不说真话。突然有喜讯，按捺不住喜悦，想让亲人高兴！
　　 我很支持，嘱咐孩子把家管好。
　　 为不辜负局长信任，站好最后一班岗。推荐会书法雕刻多才多艺的张云做帮手。民兵拉练一个多月，军训，加固堤坝。我俩深入一线，写标语，发战报，获得好评。军训严肃，紧张，实战与实干结合，井然有序，圆满结束。
　　 春节过了，指挥部又陷入宁静，渴望早日去糖厂，无事便到局长跟前晃悠。
　　 局长不吭声，也不好意思问。
　　 过了元宵节，局长要我帮忙划玻璃。划着划着，突然说：“你要走了！”
　　 心里窃喜，盼他说下去。猛听“叭”一声，比桌面大的玻璃碎成几块。要在过去，局长会呵斥：“怎不小心？！”这次却找扫帚清扫碎玻璃，没说什么。
　　 预感就要离开，梦寐以求将成现实，写信告诉妻子。
　　 期盼去糖厂，惦记妻子，担心孩子不会生活，忘记喂猪，影响学业……整天心神不宁。无事便同张云在大坝上徘徊。回忆往事，抒发心声：“脚下就是海，我们指挥着来自全县各个公社的数万治海大军，凭肩挑，人抬，小车推，筑起这条十几米高，宽几十米的百里长堤。像屹立海中的长城，阻住海潮的侵袭。保护十多万亩鱼塘，盐场……坝内坡植树，护住泥土；外坡用石碴、石块铺到海中，抵挡汹涌的海浪。看，冲几米便畏缩了。坝顶这宽阔大道：方便巡查，参观，运输，观景。奋战的情景不断闪现，真舍不得离开。”
　　 张云深知我心情，跟着赞叹，不断安慰。
　　 哪知，左盼右盼，几个月过去，糖厂杳无音信。难道把我忘了？
　　 只好厚着脸皮，写信问厂里同事：“不是有第二批吗？难道忘了？盼帮打听一下，给个实信，好做准备。”
　　 同事很快复信，说：“都盼你来。领导几次要你，局长不放，不想要了。说富农成分，又不年轻……”
　　 如晴天霹雳，将甜美的梦击得粉碎，让我猛醒：因出身在村里遭受歧视，好容易脱离开，来工地受到尊重，竟得意忘形了……
　　 因出身，自己处处注意，干什么都跑头里，也赢得尊重。没想到，调新单位遇到老问题。夜躺在床，心中不平：指挥部器重我，糖厂却不要我，让同事瞧不起；在家因成分受歧视，到县混得没人要，要被乡亲嘲笑。叹道：“死波泛起，往事重提。刚结伤疤，又鲜血淋漓。孤苦伶仃，诸事不利。愁有何用？急可解决问题？怨天尤人，恨自己，让泪水偷偷流心底……”
　　 事已如此，哭死也不解决问题。不能低沉，要找转机！南方下乡是亮点，知青是新生事物，最硬气。可惜我下乡时还没知青办，没法联系。但有资料，经得起调查。可争取就地办理。我两年近四十，可无所谓，但孩子因成分参军，升学，就业都受影响。前年儿子找爷爷帮忙，被撵回来。如果知青落实，可为后代打好基础。
　　 认准救命稻草，便火速行动：给中央和县知青办阐述情况，要求承认我们的知青身份。
　　 当年下乡。数万人夹道欢送，市委书记，市长亲临勉励。我是带头人，市报多次报道，电台播放过录音，下乡日记……有照片，有剪报，有下乡通知和街道喜报。回乡有人说我是右派，妻子三哥还特为到学校，下乡公社写来证明。
　　 县知青办很快承认了我俩的知青身份。像剥去灰暗，站到阳光下。腰杆挺直，浑身光彩，仿佛在说：“我是知青！”燃起新的希望，充满憧憬！
　　 妻子来信：“妈妈青光眼已开刀治好。姐姐家孩子都从苏北农村回家，很开心。还有很多下乡的要回城。市里对回城过年知青发副食品供应券。我的亲人到街道，居委讨要，我们不在名册，不发，真盼望能减轻亲人负担。”
　　 刚读完信，邮局送来加急电报：“市里不承认我们是知青，带材料速来。”是妻子发来的。像给我当头一棒：若下乡地不承认，不仅追求落空，反要说弄虚作假欺骗组织，必须阐明真相！
　　 局长看我焦虑，支持我去南方。
　　 来到久违的城市，街道，路边，河浜，林中，到处是知青用竹竿，石棉瓦，稻草，破布搭起的窝棚，旁边堆放着水桶，煤炉，塑料盆……电线，晾衣绳乱拉，垃圾遍地。有人举着‘要吃饭’‘要回城’‘要工作’牌子走来走去。
　　 我的到来，妻子一家非常高兴。见面就问：“材料带来了吗？”
　　 我说：“带了！”
　　 妻子流着泪诉苦：“到派出所，知青办，街道，居委都问过。都说以前没人下乡。我们在乡下二十多年，却没名分！”
　　 我说：“现在人都换了，不了解也正常。慢慢找，总有知情人！”
　　 我的淡定，给亲人带来信心。都说：“你来了，我们不愁了！”
　　 无心享受亲人的款待，匆匆吃了点，直奔市知青办。
　　 四层小楼，人山人海。接待在二楼，街上排队老长。有的提行李，有地躺地上……
　　 半天才排到我。从包子取出本子，剪报，递给接待的女同志。
　　 她惊讶地说：“乱七八糟的想干什么？”
　　 我说：“这是我的证明材料，想让你们承认我的知青身份。”
　　 “知青都在名单中。不在名单中的不管。”
　　 “我是57年响应号召，自愿下农村的，可能给遗漏了。”
　　 “啥？57年？捣什么乱？62年我们都不管，快走！”说着将材料扔出窗口。
　　 我急了，忙解释：“当年有几万人夹道欢送，报上电台都报道过，你看看就明白了，我只想证明下过乡……”
　　 见不理睬，仍苦苦哀求：“同志，我老远来，就为这事。有材料，你看看呀！”
　　 “哪来功夫？人这么多，正事还办不完。下一个！”
　　 排在后面的人。不耐烦地吼叫：“知青办是你家的？答复你了，还要磨蹭。后面还有不少人呢！滚一边去！”
　　 我继续恳求：“同志，你没时间，请给指点一下，我该找谁？”
　　 她说：“反正不能办，你爱找谁找谁。谁叫你下乡你找谁！”
　　 有人在嚷：“真啰唆，快让开，让别人办！”
　　 本指望带足材料能理直气壮一举成功，没料碰一鼻子灰。只好垂头丧气离开。
　　 妻子说：“当年钱同志带队，不知哪去了？不知同伴在何处？多年不联系！”
　　 我说：“别灰心，今天有成绩。知青办只负责64年以后下乡的。‘谁叫你下乡找谁去’也给提了个醒：当年我们是学校共青团积极分子。就该去找教育局，团市委！”
　　 担心教育局也弄不清。为保险起见，先去了母校，寻到班级任徐老师。她满头白发，仍在任教。还认得我，问个不停。我说了来的目的。老师非常同情，提笔便写了情况介绍。
　　 按老师开给我的地址，找到教育局。一幢小楼，人不多，很安静。
　　 说明来意，一位老同志接待我们。看了材料，客气地说：“材料不假。当年能带头下乡，为全市做了榜样，精神可嘉。”
　　 总算有人知情和理解，深感欣慰。忙说：“许多人不承认我们，觉得冤枉。特地来弄清事实，要个知青名分。”
　　 他说：“过去搞派性，混淆了是非，‘四人帮’打倒了，会拨乱反正。”
　　 我说：“材料你看过了，也知道我们情况了，麻烦给写个证明吧！”
　　 他说：“证明放你手里失去意义。如果来调查，定能实事求是反映！”
　　 我一再恳求，仍说“没有先例，违背原则。”执意不办。
　　 我只好离开。
　　 妻子说：“他在敷衍我们。假若家乡真来查，不一定他接待。一人一个说法，指望不上，又白跑了！”
　　 我说：“虽不理想，能承认咱不假冒，又进一步！”
　　 妻子说：“看来想找个熟悉情况的，如大海捞针！”
　　 路灯亮了，路边的窝棚炊烟笼罩。中午，在外面胡乱吃了点东西，肚子又叽咕叫了。我耷拉着脑袋，想下步咋办？妻子哥哥姐姐的孩子都由苏北农村回来了，好多要凭票，开销很大。要尽快把事办妥，少添麻烦。
　　 抬头见一门口挂着报社的牌子，猛想到报社记者尤伟多次写过下乡报道。不知他可在？便到传达室去问。传达员说：“领导已下班，明天吧！”
　　 喜从天降，像抓到救命稻草，高兴地对妻子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妻子说：“但愿能柳暗花明！”
　　 回到家，都关心我们的进展情况，我一一汇报，并谈了想法。都说：“幸亏你来了，这些忙别人插不上手。”
　　 第二天，一上班我们就来到报社。上了楼梯，大厅宽敞，明亮，有人在写，有人整理桌面。一个额头大，头发少。满面红光，在清扫的正是尤伟。见到我愣住，端量半天，惊讶地说：“哎呀，稀客！从哪来？”放下抹布，紧紧握手，招呼着同事：“这就是我经常提到的军官儿子……”
　　 不少人都好奇地围过来打招呼，听我们谈话。
　　 “想不到还能见到你！‘文革’蹲笆篱子了吧？”
　　 我说：“老家成分不好，曾被人歧视，受过欺侮，但没坐牢。”
　　 他说：“当年采访报道你，两派时期，诬陷搞反革命串连，我蹲过监。”
　　 我一惊：“给你带来这大影响，竟然不知！”
　　 他说：“是派性整人不择手段，不怨你！你又老又黑，认不出了！”
　　 我简单叙说我的情况和来的目的。他不平地说：“你是知青带头人，不承认是不对的。也难怪，二十多年了，当事人有的退休，有的调离，有的刚复职……你可找化工研究所朱姝所长，当年是团市委的副书记，她清楚。”
　　 我眼前一亮，激动地说：“太好了，她丈夫曾是我公社书记，她下乡同我一个队。”
　　 化工研究所在运河边，红瓦高楼，很气派。朱姝衣着朴素，气质好，精神。见到我很热情，问个没完没了。当我提到当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部队要南下，父亲说别给地方添麻烦，动员回了山东老家。乡亲们认为我是城市被遣送回来的阶级异己分子，遭受到不公平待遇时，朱姝流着泪说：“是我们没尽到责任，你们受苦了！”
　　 一句话，勾起往事，忍不住泪流满面，失声痛哭……
　　 她拾起电话，说：“还记得我们组织应届毕业生到农村去。当年有个军官儿子积极报名，为我市带了头……他还在农村，因不承认他是知青找到我……好！”
　　 打完电话，她说：“原来的教育局长，现在是市委宣传部部长。今天没空，约你明天去。”又说，“材料要带着，再把自己情况和要求写份报告。你们自愿下乡，又是带头人，比后来下乡都强。不仅要知青身份，还要给同等待遇：要求回城工作……”
　　 我喜出望外，原来只求承认知青。朱姝给掀开天窗，顿觉晴空万里，光辉灿烂！激动的真不知说什么好了！
　　 朱姝说：“先安排你住下，静下心写好报告。”
　　 我说：“吃住在妻子娘家，就不用操心了，报告我会写好的。”正离开，又被叫回，说：“给你开个介绍信！”
　　 那天回到家，没等亲人们问起，便报告这大好消息。大家听了，都为我俩鼓掌，竖起大拇指！岳母去打来酒，为我们欢庆！
　　 第二天去市里很顺利。沈部长是个矮老头，戴起眼镜仔细看我带来的材料，又看我写的报告。只说：“实事求是。你几个孩子？”
　　 我说：“四个。”
　　 “这么多！都多大了？”
　　 “在农村劳力多为争工分。大的十九，小的九岁了。”
　　 “好，我会通知知青办，有事可与他们联系，回去听信吧！”
　　 ……
　　 知青办主任亲自接见我俩，发给路费，让我们回家做回城准备。
　　 妻子担心泡汤，请求说：“把准迁证给我们好放心。万一变化，东西处理了，以后咋活？”
　　 主任说：“尽管放宽心。通过组织更便捷保险。难以阻挡。”
　　 那一夜，全家为我们庆祝，绘制着美好蓝图，兴奋得睡不着。我对妻子说：“去糖厂，我一人好；认定知青，咱俩人好；若返城，全家大人孩子都受益。做梦也想不到喜事会从天降！”
　　 我激动地把消息告诉爸爸，他不相信。提醒我：“回乡是我们要回去，不是组织安排，怎会返城呢？别睁眼说瞎话，痴人说梦！”待我决定动身时，又惊叹说：“市里对我们太好了，千万别辜负期望！”
　　 好消息不胫而走，回家乡亲们有送吃的，有送钱送粮票的，真情金贵，仿佛见到颗颗诚挚的心……
　　 临行那天，我一家上拖拉机开动时，街两边站满送行人，连躺在炕上的老人也被子女搀扶出来。有招手的，有抹泪的，喊声不断：
　　 “过去冤枉你了，好人有好报！”
　　 “祝一路平安！”……
　　 十几年的相处，就要别离。我和孩子失声痛哭，街上到处哭声，不少人追着跑，邻村好友守在路边送行……
　　 这情景深深印进脑海，乡亲们的深情厚谊，恋恋不舍，成了激励的动力。
　　 1979年春风浩荡：土地承包，工厂改制，知青返城，建特区……脚步声声，春意盎然，故事真多！
　　 2023年2月25日蠡湖（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