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早，春光明媚，一片盎然。上班后，我却对着办公室衣柜里一套衣服发呆。这是一套西服，蓝灰色，单排三纽扣，修身款，陪伴我整整二十五年。下周，我将正式退休，赋闲在家，不再需要穿的太正式，到了与这套西服话别的时候了。
　　 一个人倘若能坚守在自己二十五年的生活里，这人一定是“老铁”；一套西装倘若能陪伴自己二十五个年头，这件衣服指定是“老友”。那么，“老友”，还记得你我相识的那一年吗？
　　 一九九七年，全国人民瞩目的大事，就是香港回归祖国。为纪念这一令人欢欣鼓舞的喜事，市人大常委会机关为全体干部职工定制一套西装。恰在此时，我通过了公务员考试，由企业调入机关工作，因此也沾光得了一套西服。西服是服装企业上门给每个人单独定做，量体裁衣，做工精细，穿上去非常合体，很打扮人。那时，我只有三十五岁，身材偏瘦，一米七八的身高搭配一百二十多斤的体重，简直就是一副行走的衣服架子，十二分自信地驾驭了这套西装。就这样，开启了我和“老友”风风雨雨的日子。
　　 说实话，但凡是服装，都有其功能性，西装也不例外，但就国人而言，其装饰功能远大于使用功能。正因为如此，寻常日子里，我很少穿西装。穿西服会有一种拘束感，觉得太板人。再说了一名副主任科员，每天除了闷头写材料，没有多少穿正装的机会。差不多，一年穿西服的机会，也就七八次。六七次常委会会议和一次人大会，需要着西服扎领带，这样显得端庄郑重，其余场合着便装即可。据说，市委一位大“笔杆子”，夏天时穿背心短裤写材料，洒脱得很。我还年轻，不敢这么任性，T恤、休闲裤是最常见的穿着，呆在办公室里起草着各种会议材料以及工作报告、新闻稿件等。
　　 男士西服是舶来品，也被称作洋装。我的父辈大多没有穿过西服，他们除了工作服，正式一些的服装通常是四个贴兜的中山装。从建国以后，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亿万中国成年男性大多穿着中山装。到了八十年代，我刚参加工作时，在企业里无论大会小会都是以工作服为主。俱乐部里召开职工大会，台上的领导和台下的职工，大都穿着米色的涤卡工装，朴实得很，也单调得很。平日里，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不穿中山装，一般以夹克为主，极少一部分人开始穿西装戴领带了。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一九八四年，张明敏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深情演唱歌曲《我的中国心》，深得人心，广为传唱。虽然这首歌并不是为洋装做宣传，但说明了一个道理，只要有中国心，洋装也是可以穿在身上的。随着改革开放，当穿衣突破了认知上的禁锢，西服开始走进国人的生活，穿西服过马路成为街头即景。
　　 八十年代末，我结婚时买了一套西服作为礼服。这套西服的牌子隐约记得是“爱都”牌，多少钱记不住了，反正是咬牙横心才买下的，“一生只为这一天”嘛。婚后，这套西服穿的很少，基本都是挂在柜子里。当时，作为企业一名管理干部，实在是找不到必须穿西服，这样正规的场合。
　　 直到我成为一名公务员，因为工作需要，才认真对待一套西服。其实，回头看看这二十五年，“老友”早就变相地成为工作服，见证着我工作的点点滴滴，眼瞅着我成长与进步，以及渐渐老去的过程。
　　
　　 二
　　 “老友”，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参加常委会会议的情形吗？
　　 红彤彤的国徽下，庄严的会议室里，人大代表、常委会组成人员济济一堂。我坐在会议室的后排，白衬衫，绛紫色的领带，外套就是你这位“老友”，不过那时你还嘎嘎新呢。西服上衣三枚纽扣，上下不扣，只扣中间，很是潇洒。
　　 实际上，在此之前，常委会会议没有着装要求，大家随意穿着。一位电视台的记者给主要领导提意见，说这么严肃的会议应当着正装，同时拍新闻片也非常上镜。从这以后，会议通知上就多了一句话，着正装或职业装。与会的、参会的男士一律是西服领带，女士的要求是着装得体。我披挂整齐，端坐后排，一边听着与会人员的发言，一边认真做着记录。一切繁复的工作，都是从最简单的事情做起，一个人的所谓成功，都是源自于弯腰做最琐碎的工作。
　　 会议一结束，我急匆匆回到办公室。解开领带，脱下西装上衣，挂到衣服架上，赶紧坐到电脑前，噼里啪啦，奋笔疾书，撰写会议消息稿，然后起草会议纪要。“老友”，我知道，这个时候，你是相当委屈，只能呆在衣架上，冷眼旁观，看着我撸起袖子加油干，见证我演绎办公室里的故事。
　　 “老友”，你见证了我的快乐时光。那时，人大机关干部年龄偏大，我这个三十五岁的人还属于年龄小的。就像左拉写过一篇题为《陪衬人》的小说一样，在人大这个“大人”堆里，被人一口一个“小朱”叫得心花怒放，被“陪衬”得“青春”依旧。年轻的好处，就是比你年长的都是老师，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学习研究人大制度以及有关立法、监督等工作的内涵外延……
　　 “老友”，你见证了我的愁闷心境。因为年轻，就得多干活，领导也愿意压担子给我。记得刚到人大机关十个多月的时候，领导把起草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这出人大会上重头戏的任务交给了我。时逢人大常委会换届，这个报告既要报告当年度常委会工作，又要报告五年来常委会的工作。这可把我这个新兵愁坏了，写写停停，不时窗前门口瞎转悠，那烟抽的一根接着一根。一次次讨论，一遍遍修改，加班加点，披星戴月，终于成稿。当主要领导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的时候，我坐在会场角落里，心里才变得踏实起来。
　　 “老友”，你见证了我的进步时刻。自此以后，我不住手地写着，记录人大工作的每一个进步，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先后发表有关人大工作的消息、通讯、言论等体裁的文章近三千篇，其中在《人民日报》《中国人大》《民主与法制》《辽宁日报》等中央和省级刊物上发稿三百余篇。我也给自己带来若干小惊喜，创下了一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六篇通讯、三篇通讯在全国好新闻评比中获奖、荣幸成为《中国人大》杂志首批特约记者……某个晴朗的上午，我与你这个“老友”一道站在讲台上，竞聘处长职务，走上领导干部岗位。
　　 这一刻，定格在二〇〇六年。算起来，你我相伴走过了恰好十个年头，你已经半新半旧，我步入不惑之年，喊我“小朱”的日渐稀少，管我叫“老朱”的日渐增多。工作上，从懵懵懂懂到驾轻就熟，从依葫芦画瓢到破旧创新。“老友”，你说我这算不算“丑小鸭变天鹅”？
　　
　　 三
　　 东汉时期，孔融在《论盛孝章书》中写道：“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感慨光阴流逝，写得真好，但我觉得不够形象直观。五十多岁，于我而言，最大的变化就是凸起一个圆圆的肚子，毫不客气地把“老友”的前襟顶起，这让我很是纠结要不要把中间的纽扣系上。
　　 “老友”，说起西服来，除了穿着板人，有拘束感，还要做到站有站像、坐姿端正。这有点像组织规定的纪律要求，条条框框，底线雷池，不得逾越。所以，我不会把西服口袋里塞满花花绿绿的票子，让铜臭玷污了“老友”。我也不会把权力玩于股掌、弄权耍横，让污秽的东西脏了“老友”的底色。咱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对得起宪法宣誓的庄严时刻。
　　 说起宪法宣誓，“老友”应该很熟悉了，我总共有三次宣誓，每次都要把领带打得规规矩矩，把西服整理干净利索。从二〇一七年到二〇一九年，先后在就任研究室主任、常委会委员、副秘书长职务时，进行了宪法宣誓。面对国徽，左手抚按宪法，右手举拳，诵读誓词，“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恪尽职守、廉洁奉公……”
　　 “老友”，你注意到了吗？近几年来，机关来了不少年轻人，有来自基层的年轻干部，有英气勃勃的转业军人。他们年轻得让人羡慕，在他们的“陪衬”下，我确实感觉有点“老”了，虽然有些伤感，不过打心眼里为他们高兴，也为人大的未来高兴。终有一天，他们都会变成羽毛丰满且高贵美丽的天鹅，见证人大工作更新、更美的篇章。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的一天，普通寻常，而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常委会上，在主持会议的主要领导宣读免去我的副秘书长职务后，我郑重按下表决器——赞同。这是近年来，我最后一次穿西服，“老友”你已陈旧，我终将老去，毫无遗憾，略有眷恋而已。
　　 承蒙组织关心，去年“五一”过后，任命我为“一级巡视员”。因为是虚职，不需要宪法宣誓，所以没有穿西装，但我觉得“老友”一定能感受我的喜悦之情。喧闹之后，必定是一片沉寂，“老友”挥一挥衣袖吧，“不带走一片云彩”，认认真真地向过去告别。
　　 这几天把办公室里私人物品都带回家了，只剩下煮茶壶、茶杯、充电器，还有挂在衣柜里的这套西服。忽然想，在经历了许多岁月的洗礼之后，不能说一套西服与我没有生命上的某种关联，端详西服面料的经纬，和那些针脚缝线，会看到蕴含其间、热辣滚烫的执念和爱，那是我生命密码的一个组成部分。
　　 “老友”，一己之事微如芥子，咱们各自珍重。
　　
　　 原创首发，2023年3月1日草于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