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老电影《邮缘》，让我颇为惊讶，郭凯敏给我的感觉是稳重、内敛，长相正派得恐怕连句调皮话也不会说。他一生没有演过坏蛋，估计化妆师手段再高也很难把他弄成反面形象。那眼神透亮，国字形脸如同日轮般光明正大，生来就是一个美好范式，这一定是上天赐予他的禀赋。没有近距离接触过，我只是想当然。
　　 观看《邮缘》两次，丁大森让我笑翻好多次。我做梦也想不到，无论出演什么样的角色郭凯敏都能演到极致。我知道当年《庐山恋》《小街》火爆一时，可现在《邮缘》这么精致、洗炼、内涵深厚的影片并没有造成轰动。也许经典多了，总是一剧盖过一剧，来不及具体放光？也许曾经放光，只是我不知道而已。有人说“美的本质不在其作用当中，而在其存在当中”。可我观看了《邮缘》，它的美既在其存在当中，也在其作用当中。它的美就在于不谈美，而在趣味中再现了美。它不搞笑，却在严肃中不断让人笑出声来。主人公的成长不疼痛，却在欢悦中成长。这是我看到相貌严肃、正派的人演出的喜剧效果。
　　 《邮缘》是一部非常严肃的喜剧。它把我一下子带回了青年时代，那时的情景，那时的情愫，那时的格调。人心相对干净、单纯。那时代的爱恋方式，都是从外向内的。女孩子矜持，男孩子正经，内心再煎熬，也得循序渐进，再热烈奔放的性情都努力压着，绝不会像现代人那样，大街上见了恋人就肆无忌惮冲上去拥抱接吻，旁若无人一般。这在当时被视为流氓行为，现代人听起来一定觉得搞笑。那时，我们的一切行动都与革命有关，比如革命的友谊，革命的爱情，革命的婚礼，革命的同志。凡是与革命有关都是无畏的，越私己越要加入革命才显得正当。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是集体思维，集体话语，很少有个体思维，个体话语。革命就是集体话语，所以异常正当。革命充满火药味，但我们觉得很亲切，因为在它的掩护下，可以显得正大光明。
　　 《邮缘》没有现实那么夸张，分寸把握得非常好，我想，可能是新型文化的引领吧。剧情不怎么复杂，描述一对姐弟的恋爱过程，与一个每天走街串巷为市民们送信的女邮递员纠缠在一起。丁大森，半大小子、调皮捣蛋，不是上房揭瓦，就是下地挖坑，今天打了人家的玻璃，明天踢翻人家的锅，谁见了他都头疼，但他心地不坏。他的爱恋就是从女邮递员被两个小混混拦路调戏，被丁大森发现，他站在高高的围墙上，像一个巨人，大声喊：谁敢！然后一个筋斗翻下墙，惊走了小混混，女邮员得救，从此两个人有了交往。
　　 女邮员喜欢集邮，大森投其所好，说他也喜欢集邮，借了本邮集让女邮员看，摆放邮票让女邮员奇怪，他把古币和关公摆在一起，说那古币是关公的刀。把鲁智深和鲁迅放在一起，说他们都姓鲁。女邮员惊愕地发现他并不懂集邮，完全在撒谎，还很无知，便扬长而去。丁大森刚刚萌生的爱恋被女邮员推开，最主要是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惹恼了女邮员。回到家中，问起邻居集邮的小学生，才知道自己的无知败露得很不堪。小学生告诉他，鲁迅姓周不姓鲁。关羽旁边那张邮票是古币不是刀。他恍然大悟！
　　 丁大森为追女邮员，妙趣横生，歪打正着，虽然调皮捣蛋，却有真性情。让人不得不对郭凯敏先生天才的表演艺术拍案叫绝，多层次、多维度表演出剧中的喜剧效果，其内核十分严肃。那个女邮员忠于职守，爱岗敬业，经常复活找不到信主的信。她择偶不求富贵，只求诚实不欺，于是她就成了不着四六的丁大森的导师。只要他有进步她就鼓励他：不要做迷途的羊羔，要拿出点牛劲来学点真本事。丁大森说：你的意思做牛不做羊？女邮员点点头。于是他考夜校时就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牛不羊”。牛不羊同志居然真的考上了。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成长的过程是美丽的。
　　 这部剧的妙处在于，通过两个人的爱恋，校正不良行为，心灵不断获得成长。更重要的不是一本正经说教，而是通过艺术细节表演，潜移默化，渗透人心。其表演得真、美、奇，贯穿着一种强大的客观生活直感，人物塑造得真实可信，没有一点雕凿痕迹，看完之后有一种回味无穷的美感。我不禁惊叹：杰出的艺术家的确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让我回想起先生扮演《小街》的男主角，关怀一个受欺的女孩子，让他的内心从此有了温暖，有了爱。在《逆光》里塑造了一个勤奋上进爱思考的年轻人，为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开启了辨析真理与谬误的先锋。《童年的朋友》塑造了一个无私利他的班长，彰显了男人的力量等等，都具有美的回味。
　　 也许，郭凯敏先生一生都在做一种努力，唤醒人性的美好，给人以内心的光明。他说，艺术就是慰藉人心，有着和谐的力量，达到天人合一之境。
　　 我说，艺术应该直指灵魂病灶，有着批判的力量，世人才有警觉。
　　 他说，美学根脉是“真善”，使用哪一种方法都没有对或错。但，让人觉醒，非要声色俱厉，非要有疼痛感吗？丹麦国家以童话为艺术精髓，慢慢渗透在人们的心性中，据说这个国家的人民天真、温情脉脉，内心充满爱与阳光。带孩子的妇女可以把婴儿放在阳光下晒太阳，自己进咖啡店喝半天咖啡，孩子在外边也不会有危险。这就是文化艺术对人心的渗透，即便世界到了末日，我依然坚持艺术信仰对人心的慰藉，美学引领，哪怕是最后一丝微笑。
　　 他的坚定信念让我刮目相看！他的艺术表明是一种生命见解，如同宗教、科学和社会学一样。它与别的见解的区别，在于它并非由时间产生，仿佛是终极目标的世界观。把艺术当成生命观的人便是真正的艺术家，他是追求终极目标的人。爱，不就是人类最后的实在吗？上帝所有的建造不就是一字“爱”吗？当有朝一日脚下的世界破碎了，作为创造力的艺术会独立存在下来，人们通过沉思，建造新的世界与时代。我通过他的作品，每一次的观看，每一次的认识，在每一次喜悦中，增添一份又一份的力量。
　　 他说他的艺术观是抚慰人心，他的生命观是本色做人。不为任何目的去自我克制，而是怀着对一个确定目标的信任而坦然地自我解放。
　　 这让我想到，夸父追逐太阳，最后融入太阳，太阳就是他所追求的道。郭凯敏先生追求艺术慰藉人心，慰藉就是他的道。他会成为光明的一角，抚慰人心的使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确做到了。他的《天伦》慰藉了一群离散的亲人，表达了伦理破碎的悲惨。《非常警察》慰藉了一群罪者，展现了人性的良善。《冀东兵妈妈》慰藉了战争中快被人遗忘的奉献者，告诉世人什么才是真正的美德。《青山风骨》慰藉了那个绿化一方山川的老人，提醒世人保护自然是千秋万代的工程，告诉世人什么才是做人的风骨和操守。《洋泾浜兄弟》慰藉了一群自尊、自强的平民，贯穿了平等、尊重的意蕴……
　　 他说，艺术的道德就是艺术家本身的道德，艺术与人性合一就是知行合一。
　　 我说莫言认为，面对生命和生存，道德是没有力量的，道德是人吃饱了以后才去想的一些问题。
　　 他说，莫言之语，看起来似乎想批判伪道德，然而，我认为他把自己陷入了困境当中。吃，是人与动物的基本特征，动物自身给予自己生命体的关注，这就是道德的基本原理。吃饱了想的恰恰不是道德，而是欲求。所以此道德观只能是形而下的认知。
　　 是的，他总是这么有独自的见解，而他的见解恰恰与我的观点相合，有时是具体的启示。
　　 他崇尚艺术展示人性的美，人就会效仿之。艺术就像涓涓溪流滋润人的心性，培养人的高贵。如果展现野兽艺术，凶狠残暴才能得势，人会更快效仿之，因为人就是一团欲望。艺术为世人演示残暴的过程，就等于教给世人怎样巧取豪夺，屠刀底下出天下的逻辑。例如最近火爆的《狂飙》真是触目惊心，世界变成这样，我们的后代将怎样生活？一个小商贩如何一招一式成为富豪，展演得淋漓尽致，且在社会上活得理直气壮，我是痛心的。无论片子多么“好看”，我都不投赞成票。
　　 我不知道那些即将涉世的年轻人看了会产生什么效应。一个弱者没有安全保障是法律问题，人性没有健康保障是文化问题。当法律和文化都没有保障，人会变得凶残野蛮，毫无底线、视凶残为骄傲，衣冠楚楚却心如刀剑。让人看后觉得很茫然，很绝望，活着可怕，活着寒心，活着没有指望。现实是肮脏的，但艺术要引导善与美。我渐渐领会，并向郭凯敏先生的艺术信仰靠拢。
　　 当现实成为一滩烂泥，文化就要引领人性向善向美。人文精神的塑造是文学艺术在努力，它绝不是一道命令，一种法规一日生成，而是需要千秋万代不懈去努力！这就是我近日来与郭凯敏先生艺术交流得到的启示。
　　 一个人是一段历史，一个艺术家是一幅幅历史画卷。我走进了他的画廊里，一卷卷地看。也许真正的艺术品总是寂寞的，它总是给小众展演的。它们是细水，不是瀑布。它们是出水芙蓉，不是风月下的艳客。于是，你相遇它就会得到心灵的慰藉，有细雨润物之感，有美的享受，且觉得活在世上真好，相信自己会遇到美好。
　　 艺术思想众说纷纭，但希望和幻灭谁更正确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只是缘于各自的兴趣选择吧。俄国的天才导演塔可夫斯基在他的自传《雕刻时光》中，对艺术的理解是：“艺术的目的便是为了人的死亡做准备，耕耘他的灵性，使其有能力去恶向善。”这个理解与郭凯敏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好的艺术的确能征服死亡，比人的生命更长久。虽然艺术的成功不是谁可以注定的。但正像郭凯敏常对我说：艺术必须坚持耕耘，耕耘人的灵性，耕耘成一片田园，人类在呼吸之中就不那么干燥。爱成为本能，作恶时就不那么理直气壮。这便是艺术的义务。
　　 他的艺术观充满了诗意，但他并不脆弱，因为爱的抚慰已成为他的信仰，所以，他成了意志者。想起尼采的一句话：“真理，始于两个人共同拥有的那一刻！”
　　 静静的窗外，一片湛蓝的天空，有鸟飞过，还有一缕清风。太阳给予我温暖与光明，艺术给予我智慧、思想和美！挡开一切喧嚣，紧紧抓住一片刻，一瞬间，一刹那，与艺术相拥，与艺术家交谈，原来孤独的人生会战胜孤独，寂静的心灵会绽放出花朵。于是我知道了，寂静不是死亡而是孕育……
　　
　　 2023年3月3日净心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