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田野里，农人们正忙着耕地，犁铧翻起的泥土释放着清新的气息，似乎在呼唤久违了一季的种子。
　　 校园内，太阳懒洋洋地拥抱着大地，温馨怡人的风儿麻麻溜溜地穿过树林，法桐举着碧绿的小扇子耳鬓厮磨。吃过午饭，我来到停车场，脱掉鞋子，坐进车子，打开天窗，躺在后排座椅上，闭目养神。
　　 一帮孩子追逐着，打闹着，欢笑着，吼叫着，一阵阵声嘶力竭不绝于耳。绿化带旁边，几把破扫帚横七竖八地斜躺着，与绿油油的颜色极不相称。不属于你的圈子不要硬挤，挤进去也只是个局外人，自讨没趣。几个玩兴正浓的男孩子忽然发现了这堆“宝贝”，弯腰抓起，高高举着，捕捉蜻蜓一样，撵着扑打，其余的孩子惊呼着四散而逃。一场异常热闹的游戏开始了，围着树转圈的，绕着车来回躲猫猫的。张张笑脸克隆似的，神情飞扬，欣喜若狂，那份轻松舒适，那份自由自在，还有那发自肺腑的笑声，或许只有孩子们才会拥有。敞开的天窗给予我丝丝爽风，也裹挟着孩子们忽高忽低，忽尖利，忽闷遁的大呼小叫。我打开车门，与孩子们商量，可否声音小点儿，或者离我远点儿。孩子们欣然应允，在领头男孩的带领下，欢呼雀跃着去树林一侧。我冲他们伸着大拇指，他们也兴奋嬉笑着，高兴离去。
　　 《易经》有云：乐极生悲。当我安心躺在后排座椅上，昏昏欲睡之际。“老师，老师，他划你车了。”带头男孩焦急地敲打着车窗。我起身开门，一个肤色黝黑的男孩双手抓着卫生区的大扫帚，小脸拉得比脚丫子还长，小眼睛眨巴着。“是他！就是他！”孩子们七嘴八舌地指着这个长脸娃。长脸娃一言不发，任由孩子们指责。我顺着孩子们手指的方向，走到车后，几道深深的划痕，呈飞机拉线模式。我生气地问：“怎么划的？”带头男孩指着长脸娃愤怒地说：“我们都在那边玩，他偏要来这边。他还拿着扫帚打我们，我跑得快，他没打着，就打到车上了。”这些即将淘汰的扫帚基本没有苗子，只剩下光秃秃的竹条，裸露的铁丝接扣恰好在反面。铁丝头上还有车漆，宣示着对此事负责。
　　 我强压怒火，扶着长脸娃的肩膀，平静地说：“放下扫帚，去找班主任。”孩子们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争先恐后地带头，跑向班主任办公室。长脸娃的头发早已被被汗水打湿，一绺一绺地滴着汗珠，汗水从额头流淌着，路过鼻唇沟，漫过耳前，汇进脖颈，浸透了背心。他，始终一声不吭，像罪犯一样被押解到班主任面前。班主任一听，简直是暴跳如雷，怒吼道：“昨天刚和家长联系了，今天又惹事儿，你不是答应我要好好学习吗，怎么又胡嗦丟呢？你快把我气死了。”长脸娃依然装聋作哑，似乎任凭你能说会拉，不如我一把死拿。
　　 无可奈何之下，班主任随我到停车场查看情况，随手拍图发给家长。十五分钟左右，一对年轻的夫妇赶来。男人个子不高，脖子挂着金黄金黄的粗链子；女子面带微笑，不慌不忙。男子神色安然，客气地说：“老师您好，我也是您的学生。您看看需要多少钱？我们赔钱也行，去陪您修车也可以。”班主任老师说：“她的车是新买的，得去济南4S店。”店铺经理已经根据图片情况发回修理意见，车尾划痕处涉及面广，车身的一半需要重喷漆，尾部图标需要更换，价格大约一千，以实际修车费用为准。
　　 看着这个油腻的中年男子，我实在搜索不出一丁点儿相关信息。他笑着说：“我现在在北京发展，恰好这几天在家。您或许不记得我了，方斌不是每年两次回来看望您吗？我们是一个班的。”班主任老师担心我不好意思，直截了当地打断他的话，“既然人家店里说修理费需要一千元，您就先给一千元，至于路费或者其它费用，让老师自己出吧。孩子小，老师也能体谅。”说罢，男子微信转发给班主任一千元。
　　 我说：“这钱不能要。既然您是我的学生，希望您能配合学校教育好孩子。我们请您来的目的，不是为了要钱，而是为了向您明确责任，共同教育孩子在错误中自我觉醒。”
　　 “哈哈！老师您还是原来的老样子，一点儿也没变”，男子哈哈大笑着继续说，“那年我上五年级，您生病了，我们班的同学都去您家看您，那时您在路边的平房里住。方斌是班长，让我们各自带来自己心爱的东西，凑了一大方便袋，有方便面，有饼干，还有辣条。您却什么也不要，全都退回来。当时，同学们都哭了。”他越说越激动，“那时，我家穷，我什么也没拿，总感觉对不住您。可是，您后来依然对我们一样好。”他的满脸横肉忽然可爱起来，“现在，我混好了，万儿八千的钱不是问题，何况这一千块钱。学生不能再对不住您了。”
　　 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他的话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他是胡方磊，那时又黑又胖，老实巴交，常受人欺负。一次，一高年级学生早晨在校门口堵住他，拿走了他一天的伙食费五元钱。我知道后，非常生气，带着他去指认，他却不敢吱声。恰好，我认识那孩子的家长，直接找家长要回钱还给他，并嘱咐班长，以后谁要敢欺负他，全班男生集体上，出事儿我负责。这话长了翅膀一样，传遍全校。校长狠狠地批评了我，“作为老师，你这话本身不符合教书育人这一教育理念，这是搞黑社会。”其实，当时我只是在气头上，没有想那么周全。老校长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孩子们不知轻重，万一闹出事儿来，你根本负责不了，吃不了，也兜不了，哭也没地方儿。”我坦诚地向老校长认错，并及时在班里纠正，教育同学们团结友爱，努力学习。这话对于孩子们来说，似乎没有多大效力。自此，我们班就出名了，那几个全校出名的角色，也不敢凑近。再后来，还有部分兄弟班级学生通过关系要求转到我班，都被老校长严词拒绝。
　　 一个中午，我下班回家，意外地发现，老公和一陌生人喝得正嗨。他说他是胡方磊的爸爸，孩子已经在中学读初一，由于学习基础不好，感觉没人管，常常和家长提起我。家长才知道小学四年级时，我手把手教孩子写名字，一次次鼓励孩子。他特意骑着自行车带来一箱酒，在附近饭店要了六个菜。这让我很尴尬，我从来不收受学生与家长任何礼品，这次总不能赶人家走吧。席间，他百感交集地说：“感谢您，老师，我没有文化，我和孩子妈都不识字，您支起了孩子的天，也给了孩子希望，我们一家真得很感激您。”其实，这是我的职责和义务，都是应该的，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家长的这份礼遇，实在让我于心不忍，受之有愧。临走时，老公将剩余的酒给他绑到后车座，又悄悄塞进一百元钱。不久，他把自家老母鸡下的笨鸡蛋积攒了八十个，特意送来。我收下鸡蛋，又硬塞给他八十块钱。当时，集市上的笨鸡蛋一块钱一个。后来，我赶集买菜时，总有人指着我说：“那老师杠好了。”
　　 “老师，还有王道春，我们常在一起喝酒，也常说起您。”胡方磊的话打断了我的思绪。“这样吧，我们都不是外人，那就打开天窗说亮话。这修车钱你应该出，子不教父之过。孩人，生下来就是有责任的，不管年龄多大，做错了事，都要付出代价。今天的事情，孩子需要负全责。”我看了看长脸娃，轻轻拍了拍孩子的肩膀，继续说：“这是他过度顽皮造成的，由于是无心之过，这钱我不要，希望孩子以后遇到类似的事情，可以敞开心胸包容与接纳，传递一份大爱。这件事，到此为止。”说罢，我转身离开。
　　 俗话说，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又一个暑假过后，我走进新班。一阵不同寻常的声音，引起了我的注意。顺着一双双眼睛无声地集体指向，我发现了一张黑黝黝的小长脸，他也看见了我，四目相对的一刹那，长脸娃脸上的肌肉不由自主地抽动了一下，身子晃动了一下，双手不安地放在桌子上，相互揉搓着。当时那个带头男孩，满脸笑意，看看我，又看看长脸娃，“嘿嘿，胡建祥，这回可有你的好果子吃了哦。”自我介绍环节，我向大家说明去年那件事已经成为过去，要给自己和他人改过自新的机会。知错改错不算错，知错不改错中错。孩子们这才收回异样的目光，长脸娃黑红脸庞上的血晕渐渐散去。
　　 日复一日的交往中，长脸娃越来越喜欢接近我，有时到办公室门口等着我，抢着帮我拿书和作业，俨然成了我的小助理。
　　 时值阳春三月，校园内外柳色依依，紫叶李朦胧的花意中，如烟的柔风暖洋洋地徜徉着。花光似锦，新绿繁华。在这温馨的时光里，和煦的阳光默默地把法桐骨感地画在地面，残存的铃儿与风儿一起欢愉。登上楼顶，墙外是忙碌的田野，我似乎看到了一片金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