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那年，我在县文联办得《冰峪》杂志发表小说处女作，得了三十五元稿费。从乡邮局取出稿费，到书店买了一本新华字典，骑自行车回到家，把剩余的钱交给正在院里剁红薯梗喂猪的母亲。母亲站起身，满眼惊喜，手使劲往围裙上擦，接过钱说：“没想到看闲书，写闲字也能挣钱。”我从车筐里拿出新华字典：“妈，送你的。你不是早就念叨想有本新华字典吗？”母亲激动得热泪盈眶，她颤抖着双手，把字典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凑近鼻子闻了又闻。我们姐弟三个共用一本词典，母亲又不舍得打扰孩子们。母亲回了屋，找来一张旧报纸，包好字典封皮，小心翼翼地放在堂屋的红柜上。
　　 我那时已经下学了，没读完高二，就在北屯的砖瓦厂，当架土坯工。大弟和小妹成绩都不错，我是老大，该做出让步。尽管我在年级前三十名，喜欢借着一窗蛙鸣，一地月色读小说，写作。离开学校，班主任高老师上门找过我，他是骑摩托车来村里的，母亲说了家里的实际情况，高老师唉声叹气，觉得太可惜，他工资也不高，还有一家六口要养，囊中羞涩，帮不了我。临走时，他握着我的手，鼓励我，一定坚持写下去。世界上的路千万条，只有走正路，追求真善美的东西，才会成功。他说，一个人不能没有梦，没有梦和行尸走兽毫无区别。我记住高老师的话，也记着尼采的名句：“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一种辜负。”我追逐梦想的发源地，就是田间地头，山水沟壑，蓝天白云，潺潺流水，一只鸟儿，一棵树，一块瓦，一堵墙，一朵花，一捧土，一顶瓦罐；老房子，旧院子，马厩，柴禾垛，统统行走在我的文章中。从发表第一篇小说之后，我踌躇满志，耕地播种时，我揣一支笔，一个本子。点完种子，坐柳树下，写一阵，读一会书。我接触的外国文学作品少，除了读过《百年孤独》《羊脂球》《战争与和平》《茶花女》等十几部名著，其它的未曾涉猎。我爱上写作，和母亲有关。可以说，母亲的言行举止，直接影响我。
　　 母亲仅读了四年书，姥爷姥姥生了九个儿女，母亲排行老二，姥爷再有本事，也没法把孩子们全培养成大学生，母亲辍学后，家中那辆纺车，归了她。她没日没夜纺茧线，织布，贴补家用。姥姥家住在碧流河岸边，母亲在月朗星稀的夜里，坐在河畔石头上，听河水淙淙奔流，谁家墙里伸出的口琴，杏花一瓣一瓣，随风飘落。母亲悄悄把想读书，走出南河庄的梦，埋在心底。嫁给父亲后，生活的琐事，压弯母亲的梦，她有一个习惯，芦花鸡啥时候抱窝，舅舅们哪天来串门，拎着十八条，五寸长的鲫鱼，东院三婶四月初六来借一瓢玉米碴子；东街李二愣子端午早晨送了五个黄米粽子，刘老邪六月六打发闺女，本家大嫂在我这要了两根绣花针等等，家里一笔一笔的开销，母亲必记录在册，没有一丝一毫的含糊。不认识的字，母亲画个记号，树不会写，她画棵树，生僻字，母亲不厌其烦问我。我读书期间，写文章，买课外书，母亲不阻拦。有一年秋天，乡里图书室进了几本《北京文学》《小说月报》，这两本杂志，在国内文学界属于天花板，重量级书刊。我想买下来，或者订一年，订任何一本都中。弟弟那会读小学六年，小妹读三年级，我读初二，父亲母亲打理一爿葡萄园，赚的钱年吃年用够了，就很幸福了。没多余的钱给我订报刊，我特别想拥有。鼓足勇气，我去离家二里地的葡萄园找母亲。母亲在埋头剪葡萄，一串串的葡萄，被轻轻放在铁篓里，等着父亲驮到乡农贸市场卖掉。我默不作声，帮母亲剪葡萄，母亲说：“说吧，有什么事？”我吐了吐舌头：“妈，我想……买书。”母亲扫了眼远处的父亲，掏出口袋里的一个布包，打开，塞给我压低声音嘱咐着：“赶紧走，别让你爸看见！”我撒腿就蹽，飞出葡萄园，数了数几张皱巴巴，散发母亲汗味的票子，十元零八角。买那几本杂志还差还差两元，这好办，我回家将平时路上捡到的破铜烂铁，纸壳子，扎好，绑在自行车后面，猛蹬自行车飞向乡里。
　　 卖完废品，我紧紧攥着那把零钱，兴高采烈地扑进图书室，气喘吁吁的对管理员说：“那几本杂志，我都买了！”六本杂志，我如获至宝，那天的夕阳，瑰丽无比。天蓝蓝，水澹澹。菊花漫山遍野，蜻蜓到处飞旋。那一刻，我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那六本杂志，夜阑人静时，我不知翻阅多少遍。从乡村，到城市，三十年过去了。书皮发黄了，但至今仍陪伴我，住在鸟笼。
　　 许多年里，那本方方正正的新华字典，一直端坐在老宅子的红柜上，左边是一支油笔，右边是一个本子。母亲每天晚上，坐在长条凳子一端，记笔记，陌生的字儿，翻翻字典就找到了。母亲的日记，读起来颇有柴米油盐的气息，一行行文字，仿佛一碗柴禾火煲的玉米粥，喝着真过瘾，米香四溢。母亲自最初的单纯记日记，后来演练成，写得一篇篇烟火味浓郁的文章，这一切源于母亲爱读书，爱学习的好习惯。
　　 去年，我荣幸做了市作协副主席，妇女代表，我觉得应该去探望高老师，我辗转打听，寻找很久，最后得到一个不好的消息，高老师十年前，死于一场车祸！痛心！他走的那年五十二岁！
　　 回老家，我把自己是作协副主席的事儿，跟母亲说了，母亲为我高兴，杀了一只大骨鸡炖野蘑菇犒劳我。席间，我告诉母亲，决定把她多年来写的日记，整理出来，出一本书。母亲说：“我不是做梦吧？我写那东西也能出书？”我说：“当然了，老妈，我为你骄傲！”
　　 母亲说：“是不是得花很多钱出书？”我拉着母亲的手，安慰说：“有个企业家，说好掏腰包，给你出书。”母亲点点头，自言自语说：“那感情好，世上还是好人多。”
　　 母亲的书稿，还在修改校对，今年母亲得了一场病，住院手术，出书的事只好退后。母亲现在康复期，我马不停蹄，抓紧时间，希望新书的出版发行，给母亲带来好运，带来幸运。
　　 每晚，我都往老家挂个电话，汇报一下稿子的修改进度，母亲是手写的日记，我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在电脑上敲打出来，做成文档才行。我们母女在电话里，互相激励，搀扶着走过人生的一道道沟坎，无论在精神上，抑或物质上，两个时代的女人都在追求有尊严，有骨气，有格局的活着。
　　 我想，再苦再贫瘠的日子，对于我和母亲，只要有一个梦支撑，都会像星星般闪亮。尽管出一本书很难，我们的家境贫寒，好在有很多很多好心人，热心人的支持，让母亲的书，有一天瓜熟蒂落。包括我的出书梦，终会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