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单名一个“瑛”字。母亲生了我们姐弟五人，在那个年代，一家三、五个孩子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儿。所以，我有三个姐姐，一个妹妹，瑛姐她比我大两、三岁，排行老二。不过，我只是在我五岁之前见到过她，一个五岁孩子的记忆，模糊而朦胧，尽管历经了六十多年的岁月风尘，那些往事已经成了点滴碎片，而我却一直试图努力的把它们拼起，并镶嵌在记忆中……
　　 五十年代末，北方的秋天来的早，刚一进入十月份，树上的叶子几近掉光了。小城里，家家户户都忙着开始储藏过冬吃的白菜、土豆、萝卜等这些老百姓的大路菜，对于住在平房的人家而言，储存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在自家的房前屋后找个空地儿来挖个菜窖。
　　 家中的房子是日式平房，每一栋的间隔都很大，每年足可以在不同的位置开挖，因为第二年开春儿，还要把菜窖掩埋，以免进入雨水和塌陷。
　　 “ 十一 ，” 到了，放假三天，照例是挖菜窖的日子。父亲和叔叔几个大人忙活了一天，挖了一个大约长三米、宽二米，深有二米多的菜窖，然后再从墙角木柴堆里找来一些看起来比结实的木头做上盖，上面铺上一层厚厚的树叶，最后再盖上一些土，就这样，一个简易的菜窖就完工了。午后的阳光很温暖，大人们在屋里吃饭，我在玩纸飞机，那条名字叫花花的小狗，温顺地趴在我身边打着盹儿，瑛姐拿着扫帚哼着歌，顺着简易的木梯钻到菜窖里去清扫……
　　 “ 轰隆 ”一声，打破了安静，狗也吠了起来，大人们闻声都奔向了屋外，原来是菜窖上盖不堪重负塌了下来。吓懵了的我不知所措，对人们喊：姐姐在菜窖里！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埋在里面的瑛姐拉了出来，叔叔抢过来就背在自己身上，转身向不到一公里外父亲工作的医院跑去，我也跟在大人后边跑，但人还没送到医院就已经没了呼吸 一一 医生说，是一根粗木头压断了她的颈椎。
　　 几十年来，每当母亲生前抑制住悲伤，尽量用近乎平静的语气，在描述当时的情景时，她的心里就愧疚和伤心不已：为什么要挖菜窖？为什么不找一些更结实的材料来搭建？为什么不去阻止瑛子下去清扫？但是，多少个为什么，多少次后悔也是枉然，换来的只是父亲长长的叹息……
　　 我依稀的记得，父亲工作的医院，一位家在上海的阿姨，探亲回来给瑛姐几块 “ 大白兔 ” 奶糖，她捧在手里喜欢的不得了，人家问她为什么不吃？她说：“ 我回家和弟弟一起吃 。”我小时候很淘，经常出没在房顶上、树丛中，还有供暖的地沟里，衣服被刮出三角口子已是寻常，但总怕被大人责备不敢回家。瑛姐总能在房前屋后的角落里找到我，偷偷找来针线把破处缝好，比我用胶布粘的要好看的多，且看不出来什么大的破绽，使我一次又一次得以过关。这是亲情，这是姐弟情，它是血浓如水的情愫，它是骨断筋连的情缘，它是刻骨铭心的情感，它一定超越在金钱之上，是世界上最弥足珍贵的东西。
　　 我常常想，如果姐姐不是早殇而活到今天又会怎样？她也许会像天下的许多普通女人一样，恋爱、结婚、生子，相夫教子操持家务，一任时光流逝而凭添了许多白发，在琐碎而庸常的日子里以至晚年；也许她的人生会很精彩，家庭幸福，事业有成，三代或已同堂，生活或是甘之如饴……
　　 不过又想想，她过早的走了也好。我以为，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和国家和民族的兴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几十年来充满各种各样政治运动的社会，一个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充满争斗的社会，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当年不被看好的社会，裹挟到其中的个人命运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姐姐的早殒，使她一定少了许多人生际遇的那些坎坎坷坷一一谁知道她能不能在六十年代的天灾人祸、七十年代的 “上山下乡” 和十年 “文革” 动乱中能挺过来？能不能躲过这场三年多的新冠病毒侵袭？能不能超越人间的苦厄俗常，抵御住人生路上那些不可预知的种种意外？而现在，她一定会在天堂里和父亲、母亲，每天、每时、每刻的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抑或是一种福份？还是放下那些所谓的崇高吧，以悲悯之心打量俗世观照人生，用文字拨开那些虚幻的宏大叙事，回归到个人真实的情感，关心天气、老人、孩子，关心自己的柴米油盐，努力的活着，拼力的活好，是不是更有意义？
　　 环顾周遭，这是一个虚与委蛇的功利社会，有钱的任性，有权的豪横，钱和权，变成了许多人社会普世价值观里的追求目标，那些被灯红酒绿所点缀的表相浮华，薄脆而易碎。而只有往事，它会永久地封存在记忆里，无论你过多少年把它打开，都如蒙尘岁月，扑面腾起阵阵烟尘……
　　 再过几天，就是清明节了，听母亲说过，姐姐是阳历四月生人。那么，就把这些文字送给她和那个日子，我会在父母长眠的墓前，给她也献上一束白色的菊花……
　　 海子的诗句，权作结尾：“一切都在生长。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