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有落叶归根之说，可有时候，故乡却成了回不去的远方。
　　 对于生我养我的那片黄土地，心情复杂却感情单纯。我想刻意尘封记忆，却又走不出魂牵梦绕的痛楚。这并不是我无情，而是那里有我太多酸甜苦辣的过往。一旦打开记忆闸门，我怕我会失控，更怕无从下手。
　　 ——题记
　　
　　 我的村庄——疙瘩川，坐落在三合镇东南面。
　　 那条顺着潘家沟流淌下来的河水与从会宁老君坡下来的滥泥河交汇处，就是三合镇的街道，也就是中、小学校所坐落的三角地带。
　　 三合镇，有着悠久的历史。
　　 三合的前身为清末时期政府所设军事关卡李营堡，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时期改称为旧营堡（今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三合镇李营村）。为这一时期该地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
　　 三合镇位于烂泥河流域中段，甘肃省与宁夏交界处，西吉、会宁、静宁三县中心地带。
　　 宁夏西吉县三合镇简介中介绍，“三合镇从建镇伊始，就兴经济、重教育。在同一时期建立的国立三合学校（后发展为今天的西吉县三合中学），为国民政府时期西吉县第二大学校（当时与西吉学校并列为西吉二所完全小学），解放后三合中学升为初级中学，1975年升为高级中学。时值今日，三合中学仍然是西吉县乃至宁夏固原市乡村完全中学佼佼者（排名乡村中学第一）。”
　　 据说，三合学校的前身是当地有名的地主——戴家建立的私塾，供他们家族和当地有钱人家的孩子教学、读书。
　　 在西吉撤乡并镇前，三合的行政中心在此处可谓繁华鼎盛，尤以学校最“阔绰”。也可以说，三合的学校就是三合的命脉，其重中之重、盛中之盛是其他部门无可比拟的。三合中、小学满足着附近学童的学习需求，而高中部则为三合镇以及平峰、苏堡（今震湖）、田坪、大坪（今马建）等地的学生服务。
　　 对三合学校的记忆从七十年代开始，那时候中小学在一起。中学生多数从几十里之外背着铺盖卷而来，有些家长挑着担，一头是铺盖，一头是书本、干粮。学校给住校生配有宿舍和学生灶，十个八个挤在一间大房子里，用木板搭拼的床铺，再铺一层麦草，上面铺一层毡或褥子，冬天就靠着身体互相取暖；在没有电褥子和电热宝的时代，薄衣单衫，手脚冻肿的季节，没人退缩、没人嫌苦，朗朗读书声是学校最美的风景。
　　 他乡的学生一周回一次家，盼星星盼月亮，更盼周末，父母也是翘首以盼。背着书包翻山越岭，徒步几十里山路，回去换洗衣服，帮助父母干农活，周日再把母亲烙好的干粮馍馍和杂粮炒（熟）面背到学校，锁在木箱子里，计划好吃一周的时间，可往往吃到一半就发霉，由于没有粮票和钱，只能屏住气，忍着难闻的味道充饥。年轻人活动量大，消化功能强，学校灶上的饭除了洋芋面就是洋芋菜，那营养根本维持不了一天时间，没有蔬菜水果补贴，在半饥半饱中送走最美的青春年华。不像现在动不动要吃肉、喝牛奶、吃鸡蛋补身子。好多住校生一年连咸菜都吃不了几顿，更别说吃肉。就那样的生存环境，照样培养出了无数大中专学生，为国家建设做出了不可抹灭的贡献。
　　 住校生真苦，他们全凭自觉性和对未来的无限渴望，支撑着求学生涯。尽管常常在饥饿中上学、干农活，但对未来的期望值没有降低。尽管贫穷让我们捉襟见肘，但没有阻挡多数人调谷子卖糜子也要把孩子送进学校的脚步。
　　 那些几十里之外背着书包和馍馍上学的学生，顶风而行，冒雨而走，同样，没有雨伞的我们，雨天两脚泥，雪天一身白，从家到学校后，衣服湿得能拧出水，馍馍和书本被雨水湿成一包杂，迟到了还会被老师教训一顿，也免不了同学嗤嗤嘲笑一番。现在回想，学生时代的我们，好坏，坏到拿别人的难堪取乐。但是，我们也很友爱，没有校园暴力，更不敢怒怼老师。上学的路上，永远有父母的叮咛声：“到学校里好好听老师的话！”作为农民的家长，生怕孩子闯祸、打架或骂人，而不是把学习放到第一位。
　　 站在我家庄背后路边就能看见学校院子，十几分钟的路程，趟过河渠就是学校的菜园。小时候看见校园背后陡坡上种着各种菜很是稀罕，那就是供应学校食堂的唯一蔬菜。
　　 早自习或课间，不少学生围着校园墙外的埂子背书。那片区域，外人不可入内，因此，印象中，学校是神圣“不可侵犯”之地。八十年代后期，菜园被废弃成了荒地。途径河湾，有一眼泉水，是学校专门为他们挖的，供师生饮用。我们常常在路过口渴时趴在泉边用手捧一掬解渴，或往家里抬水。由于众人取水，渐渐地泉水又不是那么旺盛，学校为了保障自己用水量充足，干脆用柳条和树杆搭建了个小棚子，仅能低头舀水，并上锁封控了。当时泉水还算充足，白天没人担水时涓涓清流顺着泉边流淌入河，后来泉干涸了，河流也几乎断流，他们又转移到学校操场对面红土崖下挖了一眼泉水，那是唯一一口甘甜泉水，我们上学时就从那里给教室和老师抬水。长大后我们偶尔去红土泉边给家里担水。若干年后，据说泉水也几乎干涸了。大概是九十年代，学校在那里打了机井供师生饮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学校大门朝着潘家沟方向开，操场在大门外用围土墙围起来，校门对面是戏台；多少台样板戏都在那个戏台上演出。偶有电影映出，让我们见识了银幕上的“活人、活景”。八十年代样板戏结束，流行起了电影热，三合中学有专门放映机，王明杰老师负责放映。公社也有专门放映队，和学校轮换着放映。小小乡村透视外面的大世界都是从电影开始。也算幸运，在信息想对闭塞的年代，我们几乎把中国出厂的电影看了个遍，包括一些外国片。
　　 学校戏台是集唱戏、看戏、演电影、开会为一体的活动场所。小时候，逢年过节、开大会时，从四面八方熙熙攘攘而来看戏的群众，为三合街道的繁荣增加了不少色彩。三合，在我的印象中从未落寞过。
　　 三合中学和小学分家始于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应该是一九七九年？那年我们队上的学生被分到就近的三合中心小学念书，很荣幸，我是其中一员。小学建立在公路对面河岸上，背靠从会宁流下来的河道，面向公路，与中学一路之隔。老师也是从中学分出来一部分，从其他乡村学校调来一部分。当时校长是刘作文，老师一共八个，其中两个民办教师。秋季开学后，校长带领师生建操场、填院子、栽树、修花园等扫尾工作。在各路学生和各路老师汇聚一起的陌生环境中开启了小学教学、学习之路。当时的小学学习气氛很好，五个班，大概有一二百学生。至今，路过小学大门口时我还会朝里张望，母校的情结始终在心头。
　　 而三合中学，从此走向辉煌，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沐浴大地，各行各业欣欣向荣。三合中学，真是办得风生水起，教师队伍庞大，其中有来自大城市支宁的高校（清华，北大）毕业生，师资力量雄厚，生源状态俱佳，每年高考中都能送走一大批大、中专生。从此，那些几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家有了吃商品粮的国家干部。三合中学，仅次于西中的一所中学，甚至在八十年代高考录取人数不亚于西中。
　　 与此同时，三合的教育得到了县教育局重视，三合的校风更上一层楼，外地求学的学子不惜舍近求远从他乡转学就读，有来自甘肃会宁和静宁的，有其他远处乡镇的，甚至有更远、大地方的。
　　 九十年代后，学校配置改善，坐落在三条河岸上的三角地带居然盖起了教学楼，开通了自来水。同时，也有一批批来自上海复旦大学的支教老师长居三合学校，他们为山区的教育献出了青春，也让山里娃学到了外面的新生事物，打开了学习思路。就在那些年，学校大门也改了方向，将后大门改为正门，在小学斜对面，也算是门当户对吧！
　　 当然这只是我在回家时从外观所见，里面环境如何，不得而知。
　　 二零零三年后，学生因撤乡并镇而开始转学，热闹的三合中学从此没落，门庭若市的街道一并冷若面霜，坑坑洼洼街道两旁的门市部数量大减，整个街道萧条冷清。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立集到二零零三年撤乡，堂堂的三合镇就这样夭折了，存活了仅仅二十年左右的集市，就此告吹。
　　 自从一九八五年我离开三合，很少知道家乡的事情。以前回家在街道下车后步行回家，还能看到街道景象，现在坐车直接到家门口，上最陡峭的山坡时，才能从疾驰的车窗看见三合街道；最先看到的就是三合中学，沿河畔修建的学校，是最熟悉的建筑物。
　　 修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西三线”，是走三合街道的必经之路，现在我们村很少有学生重走我曾经走过的蚰蜒路。现在有了高速公路，我们走过的小路全挖断，几乎没有一条直达，只有新低速可以通往其他地方。
　　 三合镇，一个大名鼎鼎的乡镇（公社），就这样没经得住时代变迁的折腾，最终哑然失色。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商店（供销社）和趾高气扬的售货员，也消失在时代洪流中。办事方便的信用社，邮政所，铁匠部，拖拉机站，粮库，放映队，一一撤出了公众视野，最后留下方便群众就医的卫生院，还算得上是一个大机构。但是医疗条件远不如七八十年代，那时候有分配来支医的高等院校毕业生（东北的黄大夫。天津人的朱大夫、王大夫夫妇，八十年代又先后回老家去了）。内外妇儿、中医齐全，手术能顺利开展。防疫，保健，治疗，一应俱全。
　　 不大的一点地方，办事机构基本齐全，遇到小事不用跑远路，突出了个方便，如果谁有大事情或看病，上一次县城，相当于现在进一次京城办事，可以说，足以惊动乡邻。
　　 三合的交通运输相对落后，但有四通八达的土路，西至甘肃会宁，东至县城，南至静宁。中途包括途径附近乡镇，距离西面子每个乡镇都不太远，可以说三合稳居西面子的中心地带。经济，文化，教育，交通，都是数一数二的领先。就连始建于一九七六年的三合大桥，也是西吉县第一座石桥，纯属人工建造，历时三年竣工。
　　 在我的记忆里，三合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现在，成了回不去的故土。唯有记忆，如丝带，飘来飘去，忽隐忽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