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是读书月。一年十二个月，设立读书月，并不是要人们等到四月才读书，如京东购物节那样，“错过三天，再等一年”，而是要营造一种全民阅读的风尚。
　　 读书的动因主要有二：一是兴趣。如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二是功利。古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因为“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十年寒窗，一本万利。清朝诗人蒋士铨诗云：“人间第一科名贵，回首高堂只独愁。”4岁时，母亲开始教他读书，夜夜读到三更，“母意孜孜儿欲卧，剪寒灯、掩泣心酸楚”，母是寡母，子是孝子，还是母子忍别，赴省进京，求取功名；他后来写了许多催人泪下的怀念母亲的诗文。
　　 国际组织对当今世界有关国家年人均读书量作过调查：以色列64本，俄罗斯55本，匈牙利50本，奥地利43本，美国40本，日本40本，印度30本，法国20本，韩国11本，中国4.66本。另外联合国对世界500强企业家读书情况也进行过调查，日本年读书50本，中国年读书0.5本。
　　 早就听说以色列人爱读书，但能读那么多书，还是让人不可思议，一个星期读一本书，一年才52本。我不善交往，不会打牌，不爱旅游，消磨时间的主要方式就是看书，但我绝对看不了那么多书。如散文集那样的书，一周能看两、三本，但《西游记》那样的长篇小说，上下两本，一周也只能看一本。记得当兵时有一次生病住院，护士给我找了一本《西游记》，一个下午就看完，那时精力旺盛，现在可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如果是先秦诸子、《史记》《资治通鉴》这类文言文书，就不是论部，而是论篇，遇到读不懂的地方要反复读多遍，有些地方还要背诵，读起来更费时日，《老子》五千言，还不及一篇领导讲话长，就要读两个星期。我因患视疲劳，久已不看书而是听书，将纸质书扫瞄转换成电子书，用读书机朗读，听书比看书速度快一些，一小时一万字，但读书机不是“机器人”，古代诗文都要反复听几遍。
　　 1966年6月以后，高考停考，大中小学停课，1968年中学生开始上山下乡，1970年恢复了部分理工科大学，但也只凭推荐，因此“读书无用论”盛行。而且那时也没多少书可读，在破“四旧”的熊熊烈焰中，大批书籍被化为灰烬，随风飘散了。学校“停课闹革命”时，我还是小学生，没资格“造反”、串连，整日无事，所能看的书，主要是《毛选》四卷。我特别喜爱看《毛选》中的注释，那知识真是丰富，据王立群先生说，恢复高考后他考历史学研究生，凭借的主要就是《毛选》注释中的知识。一次，我发现我家居住的机关大院传达室的老头有一本《水浒传》，向他借他不肯，我就用一瓶二两五装的洋河大曲和他换了那本书，是七十一回本的上部，到第36回，书很破旧，书缝里还卧藏着虱子。1968年学校复课后，我又用一副25斤重的哑铃，和一个同学换来一本《三国演义》，还是毛批本，也只有上部，到第60回，书也很破旧，第58回曹操征讨马超，被打得大败，割须弃袍，欲知后事如何，后面两回却被撕掉了。后来我又从一个曾当过造反派司令的高中生那里，一毛钱一本，买了十几本小说，那个“司令”慎重地对我说：“这些都是‘四旧’，你看时小心些，如果有人问，千万不要说是我给你的。”
　　 1971年元月，我带着《毛选》四卷、《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毛主席诗词》《毛主席语录》和那十几本小说来到了部队，另外还带去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也不明白，当时怎么会把那本书带去，可能是想早日入党吧。部队对政治、文化教育是很重视的，有许多人在家没上过学，到部队后学会了看书、写字，记得曾听说，有一年十二军挑选有文化的新兵到通讯营，考试的内容是写出他们军长的名字，能写出来就是有文化了，有人将“李德生”写成“李得生”，没有被录取。我们部队在皖西大别山区的一个山沟里，刚到那里时还没有营房，住在老乡家里，晚上没有电灯，就在用墨水瓶做的小油灯下读毛主席的书。我常常熄灯以后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看我的那十几本小说，看后随即收起来。一次，我公开地看苏联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我认为那不是“毒草”，班长问：“你看的是什么书？”我说：“苏联小说，你看不看，我借给你。”他说：“那是修正主义的东西。”我说：“不是，是革命小说，抗击德寇的。”班长报告了连里，指导员说：“苏联以前是社会主义，现在是社会帝国主义，已经背叛了革命，背叛了人民。”书被烧掉了。书是上部，又问我要下部，我说没有，就来搜查，查出了我放在垫被底下、还未来得及藏好的另外几本小说，《铁道游击队》《小城春秋》和列夫.托尔斯泰的《哥萨克》、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的《两姊妹》。《铁道游击队》中的胡服是刘少奇，《小城春秋》中的吴坚的原型被认为是陶铸，这两本书当然就是“毒草”，那两个托尔斯泰的小说没人看过，但一个是俄国的，一个是苏联的，一是资本主义，一是修正主义，那还能有什么好东西。我与他们争辩，列宁、斯大林也是苏联的，列宁也看托尔斯泰的小说，指导员说，他们都是革命导师，你讲话要注意。书全被烧掉了。因为看“毒草”，特别是因为我的“态度”，入党被“考验”了两年多，最后还是营教导员出来给我讲了话。教导员是个读书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营党委会批准我入党之前他亲自来找我谈话，那天，下着濛濛细雨，我正拿着一把长尺，在营房山墙的黑板上出黑板报，我们就在黑板报的檐下谈了起来，他对我说：“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鼓励我继续努力学习。此情此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还有一个读书人，原是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干事，到我们团政治处任文化干事，是个军旅诗人，在我们连体验生活，就睡在我的下铺，常给我讲莎士比亚、歌德、裴多菲、普希金、莱蒙托夫、马亚可夫斯基……我把委屈告诉他，他对我说：“要正确对待，但还是要多读书，部队需要有文化的人。”
　　 后来，为了配合那个年代不断开展的政治运动，也出版了许多书籍和学习辅导材料，不仅有作为批判的武器的“正面”书籍，还有作为被批判的靶子的“反面”书籍，如在“批陈整风”中，出版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一批马列著作；为配合上山下乡运动，出版了《知识青年自学丛书》，不仅有《社会发展史》《世界史话》《中国古代史话》《中国近代简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简史》《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简明中国文学史》《古代中国文学作品选读》等文史书籍，还有《简明中国地理》《军事基本知识》《气象知识》《医学卫生知识》《快速针刺疗法》《天文知识》《数理化自学丛书》等其它书籍；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出版了鲁迅著作、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杨荣国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中国古代思想史》、北大编写的《儒法斗争史概况》以及儒法两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韩非、王充、韩愈、柳宗元等人的著作；毛主席又要求许世友“读《红楼梦》，一遍不行，至少要读五遍”，于是又出版了《红楼梦》以及《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在批《水浒》运动中，出版了《水浒全传》等。我常背着一个黄帆包，包里装着几个冷馒头，在大别山深处的那些乡镇新华书店里寻找书。一次往返80余里，从皖西金寨县响洪甸水库旁的营地，到六安县独山镇新华书店寻找鲁迅先生的书，出发时还晨星未落，归来时已皓月东升。我还曾请一个山东日照老兵，回家探亲时帮我找《水浒传》,他还真找到了，有好几本，全是线装书，但带来后不敢给我，去请示指导员，指导员说：“你怎么能用这种东西来毒害革命战士？”将书没收了，但没有烧掉，归指导员自己了。
　　 住院时给我找过《西游记》的那个护士，父亲是个将军，母亲也是部队干部，在某省军区政治部文化处，可以弄到书，我就请她买书。出院后，她给我寄来一个邮件，但通讯员拿到邮件后立即就送到连部去了，部队是不允许男女战士私下来往的，我刚出院，就收到医院寄来的东西，最主要的是邮件寄件人是个女姓的名字。副指导员负责审查此事，他问我：“谁给你寄来的？”我说：“后方医院的一个护士。”“是什么东西？”“可能是书。”拆开来是几本鲁迅著作，还有一套新版的七十一回本《水浒传》。“她为什么给你寄书？”“我请她买的。”邮件里还有一封未封口的信，副指导员又问：“信里写的什么？”我把信看了，是几句附言。护士是干部，谈恋爱不违反纪律，但我是战士，当时正在努力争取入党，就是有那个贼心也没那个贼胆啊。我把信给副指导员看，又将每本书都翻了一遍，让他知道书里并没有另夹带信。那个护士知道我喜欢看古典小说，以后又给我寄过一部《东周列国志》。当时听说江青、王洪文都在看《红与黑》，但那书是搞不到的，他们能看别人不能看。
　　 在部队几年，我发的津贴大多买书了，退伍时大多数人都带木材回来，我什么也没带，只带回来一箱书。那是特殊年代出版的书，印着那个时代的风云标志，以后大概是不会再版了。有一本《<论语>批注》，是北京大学七0届工农兵学员大批判组编著的，还有一本《黑书批判资料汇编》，汇集了对建国17年一百部小说批判的文章，还有八个样板戏的剧本和主旋律谱等。已过去半个世纪，书页都已发黄，就像秋天的落叶，见了真恍如隔世。
　　 到“文革”后期，毛主席也不能容忍全国只看八个样板戏和浩然的两部小说的这种状况，文化艺术领域开始复活，书店里书渐渐多了，人们对读书的禁忌也渐渐少了，到恢复高考以后，读书成了那个时代的风尚。古人重读书，就有人将墨涂在嘴上，在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前期，青年人手里拿一张报纸，腋下夹一本书，比留长头发、穿小脚裤要时尚得多，就如现在有人喜欢“炫富”，吃一顿油闷大虾也要上网晒晒一样。我有一个朋友，追求对象时送的礼物是高尔基的《在人间》和《母亲》，还有一个朋友谈恋爱，像雄孔雀展示羽毛似的大谈欧洲哲学史，这在现在是会被当作神经病的，而那时许多人为了谈恋爱，像老师备课一样特意去读书。
　　 那个时期我是能找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还自不量力地读过《资本论》、黑格尔的《小逻辑》，也找不到人请教，猪八戒吃人参果——不知其味。读得最多的是鲁迅著作，从1973年读《阿Q正传》至今，每年都要将鲁迅的书全部读一遍，东坡诗云“好书不厌千遍读”，鲁迅著作就是这样的书。《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也是我那时常看的书，正常就放在枕头旁边，住在我家隔壁的地区商业局的一个副局长，天天和我讨论《水浒传》。当时虽然出版的书多了，但许多书仍然是“紧俏”商品，要按干部级别、要领导批“条子”、要找关系才能买到。1975年中华书局重版《史记》，我是请一位战友在外地买的，那是我拥有的第一部大部头的书，共十本，价11元。后来那位战友又给我买到了《汉书》与《后汉书》。有个朋友给我从某企业的图书室里借了一套裴注《三国志》，我说：“你不能叫你丈母娘把这套书卖给我吗？”他的丈母娘是厂工会主席。他说：“这样，就说你把书弄丢了，按价赔偿吧。”那是一套旧书，有几本书面都没有了，但书买不到，只好如此。二十四史中写得最好的前四史我终于全有了。我还用此法，从地区纺织厂图书室搞到了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和郭沫若先生的《李白与杜甫》，书也都很旧，《李白与杜甫》封面和封底都没有了。
　　 一天，我在解放北路新华书店的柜台上，见到一套《清史稿》，我问：“这书是样品还是出售的？”答：“出售的，你要吗？”那套书共48本，80余元，而当时我一个月工资33.5元。我很犹豫，几次在书店柜台前徘徊。店里一位老先生就问我：“你是搞什么工作的？”我说：“在医药公司。”他说：“你不是搞历史研究的，没必要买这样的书，就是买得起，也看不过来。”一语唤醒了痴迷人，于是我另买了一套蔡东藩著的《清史通俗演义》，以前我曾从县图书馆借过一套蔡东藩的《前汉演义》，它们是一部系列丛书，从先秦到民国，共22本，虽是通俗演义，但并非七分虚构，资料都取自正史，颇为可信。
　　 一次，一位在地区文工团吹圆号的朋友，将我带到他们团长家里，给我借书。团长指着一只大木箱对他说：“你把它打开。”然后从箱里拿出4本书，借给了我，那是一套1932年出版的刻本《古文观止》，没有标点，凭我的古文水平，是读不通的，但书中有人用红笔作了圈点。那时《古文观止》还未再版，我准备全部抄下来，请朋友去对团长说，再延迟几日。团长说：“告诉他不要抄，喜欢就送给他。”多少年来，我常想着要将书再还给那位团长，他和我素不相识，能热情地将书借给我，已是感激不尽，没有理由不还给他，但一直未去。他是一位新四军老战士，年青时考入“鲁艺”，后在部队文工团拉小提琴，现已去世。那时我曾多次遇到这样的热心人，特别是师专一位叫王吉鹏的老师，不仅不认识我，还无人介绍。我去师专是找另一位老师的，那位老师我也不认识，是我姐姐上初中时的语文老师，已过去了十多年。那位老师不在，王吉鹏见我站在走廊上等，就问我找他有什么事，我说借书，他说：“你要借什么书？看我能不能帮助你。”我就向他借了两本《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后来我又到他家去过两次借书。他是东台人，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学院研究生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