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认为，做学问，中西方的差别在“格物致知”（“顾彼西洋以格物致知为学问本始，中国非不尔云也，独何以民智之相越乃如此耶？”）
　　 方东美也说自己“在治学训练上是个西家”。
　　 不光是做学问，严复揭示了一个普遍现象，而方东美说的是事实。
　　 “格物致知”是中国人的东西，怎么老外善用而我们却弃之不用？方东美钟爱儒家，儒道释学问诣深厚，为嘛说自己治学训练是个西家？
　　
　　 人生在世，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该如何“处世处事”？不同的哲学有不同的解释，翻翻《论语》，知道了儒家的诉求，孔子说要做一个君子，做君子的标准就是要仁，因为“仁者爱人”。
　　 如何做到仁，换句话说，如何成为一个君子去“仁者爱人”？近两千年的沿革，儒家思想逐渐完善，到了宋朝，新儒家有了更高，更深层次的解释，浓缩起来做一个君子，就是遵循“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话。
　　
　　 朱熹是个儒学学者，编撰“四书”用以教诲自己的学生，无可厚非，学术思想本来就应该百花齐放。可当朝并不待见，朱熹的学说被禁，朝廷还组织了一批学者搞大批判，说朱熹的东西是“伪学”。朱熹死了好多年后，皇帝不知道脑子里那根弦被拨了一下，觉得用儒家的东西来装门面一定是非常管用的，于是，朱熹又被抬了出来，“修齐治平”开始不绝于耳，后来历朝历代传承下来了。
　　
　　 “格物致知”怎么讲，为什么会被故意隐去不说？
　　 古代学者对这句话的解释有歧义，答题分两种。
　　 一种说法：“格”，来之意；知，权限，引申为个人知见，观点，于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成了：遇到事物发生，被感知，由于各人知见，即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于是导致了结论不尽相同。
　　 另一种说法，“格”，探索研究；知，知识或智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对天下万物，或发生的事情去努力探究，弄明白缘由，寻求答案。
　　 二程，朱熹等宋儒基本持第二种观点。
　　 其实，一，二“殊途同归”：事物发生，即“来”了,才会被感知，被研究；去探究的事物一定是被感知的事物，即“来”乐的事物。
　　
　　 我站在朱熹一边。
　　 人生在世，遇到事物，不管是形而上的思想还是形而下的器物，该如何面对？这就是“格物”的问题。遇事不去弄明白，人云亦云，或被灌输的判准，就不是“格物”。不需要格物是因为有现成的判准。
　　 “格物”的过程就是不断的追问的过程，最后达到“致知”----明白，掌握了的目的。
　　 由此可见，“格物”，首先就是怀疑，没有教条的羁绊，也就不存在什么判准。
　　 “格物致知”，就是提倡做一个自由人，天底下的道理，或借用西洋说法----真理必须，也只能通过自己去不断的探究才能得到。“格物致知”与教条是格格不入的，所以，道学家们虽然顶礼膜拜孔孟，但也毫不留情的修改孔孟学说，提出天地万物理是根本，直接把孔孟的“天”搁一边去了。
　　 由此可知，严复说的中外做学问差别在“格物致知”，说的是中外思维方式的差别：一个是设定了判准，一个是不设判准。
　　 设了判准，就否定了质疑，也就是不需要“格物”，没有“格物”，当然不会有“致知”。
　　 不光是做学问，严复实际上道出了中国人的一个“习俗”。
　　 密尔在《论自由》第三章中指出，在古代中国，看起来非常高尚的圣贤言论被捧为“模特儿”，久而久之，模特儿就形成一种社会习俗，正这种“习俗”让中国人的思想僵化，因为有现成的“箴言”，所以，中国变得不会思考。
　　 有判准，就用不着质疑，没有了质疑，也就没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不会独立思考。
　　 判准，似乎又跟信仰挂上了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