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那会儿，有句话叫做：守在家里不出门，就是对国家的贡献！
　　 守在家里干什么呢？看电视，看电脑，做做家务，听听音乐跳跳舞，最后，我决定整理一下书架。真是很久没有整理书架了，一旦整理起来，很多往事就涌上了心头。
　　 小的时候，我就喜欢看书。那时候，我们托儿所所长家里有很多“小人书”，虽然看不懂什么，但花花绿绿地好玩呀，于是，从小就养成了对图书的强烈地兴趣。
　　 记的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小街巷里有一种小书摊，简单的，就是一个架子上摆上几十本小人书（连环画），一分钱看一本，我经常去看。那时候，家里算是比较富裕的，父母合起来有百余元工资，但要养我们兄弟三个，还要帮助乡下的亲戚，家庭的开支还是很节俭的，能落到我们小孩手上的零花钱，真是少的可怜了。因此，我常常在书摊前“望书兴叹”。在书摊上看书，一本书没看完，心里总是没着落，看完它，回家就晚了，父母难免就要数落几句，真是两难啊。后来，我决定自己买书。自己有书，那就好多了。
　　 看书都没钱，那有钱买书呢？我先是把零花钱省下来，不过那确实少的可怜，一个月能积存到一角钱就算很高兴的了。为了买书，我夏天里三分钱一根的冰棒舍不得吃，过年时拿到的一角，两角的压岁钱从来没乱花过一分，就这样，要买书还是不行的，必须自己能挣钱才能买得起书。到哪挣钱去呢？
　　 我们家当时住的地方，房后就是山，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家里都是靠在山上种点山芋、玉米渡过的难关。我想买书，就在山上边边角角的地方种了很多蓖蔴。那时候，有收购站收购蓖蔴籽，好的蓖蔴籽可以卖到三角钱一斤。蓖蔴籽是成串的，但不是一下子都成熟的。小孩子心急，看到哪个有点黑了，就要摘下来。蓖蔴的果实是带刺的，为摘蓖蔴籽，手不知被戳过多少回。当然，买到一本新书的时候，所有的痛苦都得到补偿了。
　　 捡冰棒棍是我挣钱的另一条路子。从我们家到学校不到两里路，为了捡冰棒棍，我放学后都是在学校先把作业做好。然后，从三牌楼绕道山西路回家。绕这一个圈子要多走十余里路，但可以捡到几十根冰棒棍，运气好能捡到百余根。大热天的，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吃冰棒，自己舍不得吃，还要走这么长的路，对一个9岁的小孩来说，我现在想想都忍不住心酸。晒干的冰棒棍在收购站只能卖到7分钱一斤，一斤冰棒棍有七八百根，一个夏天下来，捡冰棒棍能挣十几元钱，那种辛苦真是不容易。但所有的辛苦，在面对一本属于自己的新书的时候，都值得了。
　　 就这样，到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已经有了自己的书箱。记的当时，《三国演义》《岳飞传》《杨家将》《水浒传》我都是全套的。小人书当时也就是几分钱、一角几分钱一本，但在当时，能买得起书的小孩很少很少，我在小朋友中间，无疑是很富有的人。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小朋友聚在我家门口，我打开书箱尽他们看，那玩的可真是高兴。到书摊去看书毕竟是要钱的，那个年代，一般小孩都是没有零花钱的。邻里邻居看我有那么多书，以为我们家有钱，其实，我买书的每一分钱都含着自己的汗水和委屈。
　　 1969年，我到青藏高原当兵去。临走时，把我的“小书箱”交给了两个弟弟。1973年，我从部队复员回来时，我的“小书箱”已经没有了。家里的犄角旮旯，偶尔还能见到一二本小人书。
　　 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破四旧、立四新”的暴风骤雨把几乎所有的“旧书”都荡涤的干干净净。那时候，左到了极端，除了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诗词，样板戏的图书资料，其他文学艺术方面的书，都不见了踪影。
　　 1970年的时候，有战友从西宁带回了二本书——《艳阳天》和《边疆晓歌》到格尔木，这可把全连的战友们高兴坏了。大家排着队拈阄轮流看，我手气不好，拈的比较后，论到我看的时候，书都已经散了架了。不过，也是坏事变好事，一本书分成了好几份，倒是加快了轮看的速度。
　　 从部队复员后，分配到糖果冷食厂。这是一个做糖果冰棒的小厂，有一次，到厂里的一个老工人家里去玩，偶尔看到一本《斯巴达克思》。这个老工人是个部队的家属，也不知她从哪里搞来的这本书。我求了半天，她才答应借给我看一晚上。那也是一本散了架子的书，一晚上时间，我和我弟弟两人就把那本书看完了。
　　 书上的最后一页：密尔查紧紧抱着垂死的阿尔托里克斯：“等一下，让我们死在一起！”她从他腰间的剑鞘中抽出短剑，坚决地向自己的颈动脉刺去，鲜血顿时像泉水一般喷射出来。姑娘紧紧抱着小伙子，把自己的嘴唇热烈地吻着她心爱的人的嘴唇。他们经过了一阵极短促的临死的挣扎后，双双离开了人间。
　　 看到这一段，我当时的那种震撼，真的是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感觉。那时候，我已经21岁了，不知道“爱情”，也不知道外国文学，像这样轰轰烈烈以死相爱的描写，我真是第一次看到，而且深深感动了我。从那以后，我便有意识的寻找外国的文学书籍看。1973年，那还是个“极左”空气弥漫的年代，找一本外国的文学书，很难；看一本外国文学书，也是要担待风险的。
　　 那时候看书，真是“抢书”“吞书”，逮到一本书，不吃不喝，一口气看完，还给人家。记忆较深的是，有一次，我一上午看完了全本的《基督山伯爵》。就在那些狼吞虎咽书籍的日子里，我知道了大仲马、小仲马、巴尔扎克、司汤达、莎士比亚、狄更斯、歌德、拜伦、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马克吐温等等外国文学家和著作。对世界之大，人间之丰富多彩，有了翻天覆地般的认知。
　　 读书读上了“瘾”，硬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看了11卷。
　　 1977年，“文革”结束后的中国，开始“解放书禁”。为了买到一本新书，我曾经通宵达旦地在新华书店门前排队。排队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数不清的人群。那种人头攒动，潮水般挤来挤去的场面，只是为了买到一本新书。可见，当时人们对书籍的“饥渴”！
　　 再后来，“伤痕文学”出来了，琼瑶的言情小说飘过了海峡，金庸的武侠小说进入了内地，《红楼梦》等一大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也纷纷重新出版。那个时候书籍的价格很便宜，但我的工资也就是每月30多元钱。我天天啃萝卜干，吃青菜，省下钱来，就是买书。自己没有书、借书看的艰难，记忆太深刻了。
　　 1988年，一个偶然的机遇，我开始收藏中国历代古钱币。当我铺开满床的上百枚大大小小的古钱币时，秦皇汉武唐宗宋主，那些在书本上熟悉的人物，仿佛一下子穿越时间，就在我身边呼吸。我收集到的每一枚古钱，好像都是这些古代人物用过的钱。
　　 1991年，也是很偶然的机遇，我介入了交谊舞活动。当时，因为有个别崇洋媚外到极点的人，借交谊舞为话题，攻击整体中国人。为此，我当即下决心，不跳外国交谊舞，而创编中国人自己的原创交谊舞。
　　 我既不是舞蹈院校出来的人，也没有在舞蹈团队里工作过，一时赌气，要创建中国人自己的原创交谊舞，话说出去了，真干起来，就完全抓瞎了，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于是，我就去找舞蹈书，买舞蹈书。买书，我还是相对“内行”的。但我收集和阅读了很多舞蹈书籍后，包括各种《大百科全书》，我迷茫了，居然没有一本书，能够明确的、科学的、系统的说明“舞蹈艺术的定义”。再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发现，在人类舞蹈文化发展史上，居然有很多没有解决的舞蹈文化基础科学理论空白。既然没有，那我就自己来研究，来论述。
　　 1991年，我们在继承中国古代“踏歌舞”的基础上，创编了《南京小拉舞》舞种，并在2000年申报了著作权。
　　 2004年，我开始上电脑，因为发表了几篇舞蹈理论帖子，而在一个海外华人办的舞蹈网站《舞蹈在线》上担任斑竹。我把自己研究论述的很多舞蹈理论文章都发表在《舞蹈在线》上。我的舞蹈论述，在世界六十多个华人网站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久，我的舞蹈理论就被很多人“借用”了。比如说，我的《中国现代交谊舞创作的辩证思维》，被外国人拿去，发展出一门舞蹈新学科“舞蹈哲学”。因为我是平民出生的舞蹈工作者，在国内，就备受舞蹈圈“专家”们的歧视。我所研究的舞蹈文化先进的舞蹈理论，国内不重视，反而被外国人拿去用起来了。说真话，我心里真是不好受。于是，我停止在网上发表我的舞蹈文化论文。2015年，我在国内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舞蹈理论书籍《舞蹈艺术的定义》，填补了人类舞蹈文化发展史上的一项舞蹈文化基础科学理论的空白。当然，还有二本书，都是填补舞蹈文化基础科学理论空白的书，因为经济困难而暂时没有出版，但迟早要出版的。
　　 从看书，读书，到买书、存书，再到写书、出版书，一晃70多年过去了，细想想，这一生至今最少读过二万多本各类书籍了。老话说：“读书破万卷，下笔若有神”，我这已经是翻倍“破万卷”了，下笔要不“神”出点东西，那可真对不起老话了。
　　 读书是很开心的事，也是很养寿的事。人生之路，不论是顺风，还是挫折，到了一定的岁数，都会成为可贵的人生财宝。心中有个书架，无论你是什么年龄，无论你身在何处，你都会生活充实，精神充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