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年纪渐大，思乡情切。最近几年，经常回老家探亲，每次回家我都想起这句话，一路上心绪难平。不同的是，我现在的口音变得不伦不类，面对辽阔的故乡大地，我一直在默默请求它宽宥。
　　
　　 一
　　 读大学后，才发现，大学校园是个小社会。就拿我们学校来说，每个系甚至每个班级里的学生，构成复杂，来自全国各地，但东北学生居多。平时交流大家都讲普通话，普通话是在东北话和北京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骄傲着呢。如果谁讲话带了口音，我们就会猜测他是哪里人，那时，还没发放身份证，口音起码能代表省份。这成了那个百废待兴年代的一种娱乐活动，像猜灯谜一样，故乡是唯一的谜底。每次班会，大家轮流读报，每次轮到周同学，他浓重的四川口音都叫大家忍俊不禁，再加上他的语调抑扬顿挫，他把读报变成了地方口音的小品表演，大家实在没忍住，有些同学笑出声来。他红着脸，镜片后的眼睛笑意盈盈，看得出，他读得兴奋，也并没因同学笑他而不快。毕业三十周年聚会时，再见他，人有些苍老，一直在北京工作的他，即兴发表感言时，还是在京腔京韵中拖出了川音，像葱爆肉里露出一丝红辣椒，这次，大家都没有笑，反倒觉得是美味。
　　 大二那年盛夏，担任生产队长的父亲，坐在一张类似北方农村饭桌一样矮小的桌子前，给全体社员做麦收前动员讲话，正逢我放暑假，我跟着父亲去开会了。父亲身体不舒服，母亲叫我照看着点。全神贯注的我，听到了父亲嘴角掉下的山东口音。当时，在心里嗔怪父亲，出来这么多年了，讲话还这么咵，我的自负在于，把东北话误当成普通话了，普通话就是中国话，讲好普通话，人人有责嘛。但忘记了父亲是带病讲话的，也许因为腹痛，让他才没有驾驭好自己的语调，事后，我很自责。不久，父亲就因病住进了医院。欣慰的是，如果不是我硬拖他去医院，按照医生的话，我就可能听不到他东北口音的山东普通话了。父亲的老家，在济南郊区，至于准确地方，我常常模棱两可，只记得父亲和老家通信，要写下一串长长长长的地址，在句子的末尾，才出现了一个含羞带涩的小村庄。虽然父亲十六岁就来到了东北，如果讲话语速快了或者发脾气的时候，齿缝还是会泄露他老家的方位。
　　 我一直以为，口味，是母亲定的，口音，是故乡定的。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就有本地同事问我：“你老家是哪里的？”我就理直气壮地回答：“黑龙江的，本地人。”她们短暂沉默后，开始摇头。她们告诉我，我的口音是辽宁口音，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鉴别能力，不容我质疑。在我的概念里，辽吉黑地理环境、气候、生活习俗等都相近，都是咱们那疙瘩的。他们说：“黑龙江吉林口音差不多，辽宁不一样。”没想到，我认真的同事还真是认真，竟然用口音给东三省划出了边界。这时，我猛然想起母亲说过，姥爷姥姥是辽宁本溪人。得，这足以证明同事的推断可信度极高。母亲教会我说人生的第一句话，看来，我的口味和口音都是母亲定的。尽管三地口音有所差异，但终归囊括在东北语境范畴，我的口音基本属于东北那旮旯的。所以，不管是黑龙江人还是吉林人、辽宁人，叫我东北人还是比较准确的，听着宽广，老一辈人则说成“东北‘银’”，听着敦实，似乎更贴切。东北有万年形成的黑土，只要稍加打理，每年都能获得不错的收成。不需想象，数月白雪皑皑，真的是满地碎银。地域决定了口音，这是真理。
　　
　　 二
　　 到上海工作后，最初由一位老会计带着我。说是老会计，年纪只长我几岁，上海人。我们公司是中英合资企业，五湖四海的人都有，所以，大家工作开会都讲普通话。如果哪位没注意，习惯性地讲起了自己家乡话，会遭到大家的公开拒绝：“请讲普通话。”这位只好说句“不好意思”，然后讲普通话，即使是很蹩脚的普通话，包括我的这位财务同仁，他还是习惯用上海普通话跟我交待一些事情，把沪语发音翻译成汉字，常弄得我一头雾水。无奈，我买了学说上海话磁带，在家里自学，总算琢磨出了点名堂。有意思的是，师傅一日也对我的家乡感兴趣了，还没等我回答，他就果断说我是山东人，说我讲话自带山东口音，可能是因为我讲话时，尽量不用东北方言，既避免人家理解困难，也顺便藏住自己的口音，想保留住祖籍这点秘密；或者他听惯山东同事讲话了，公司里，业务部门有几个山东籍的员工，经常跟他们打交道，他已形成了这样的语感。我没去辩解，只是重申我是东北人。随即，我想到了自己是闯关东的后代，他这样说，好像还蛮有道理的。此后，我坚持操着国家语言委员会推荐的普通话办公，即使会讲些上海话了，也开不了口。
　　 外派到柳州工作，没想到的是，我又陷入方言的包围圈里，讲方言时口音最浓重。柳州话属于桂柳话的一支，是西南官话，听上去像是粤语和四川话的混搭。讲方言的地方，很多人的普通话自然有地方口音，和他们交流，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讲东北普通话的我略显孤单，就把目光汇聚在我身上。有时出去应酬，一坐到饭桌上，就有朋友试探我：“听口音不像本地人？”见对方满怀好奇，我索性干脆将自己的历史简述一遍，不外乎组织一下语言逻辑，阐明自己是来自上海的北方之东北之黑龙江之山东后裔。后来，竟有人开玩笑说，跟我打电话，起初以为我是个骗子，因为我讲话像在播音，就这普通话水平，他们还在夸我，估计是他们的普通话水平有待提高。几年下来，耳濡目染，环境熏陶，我讲话的口音似乎有些变化。一次回上海总部开会，遇见一位老同事，聊着聊着他忽然警觉起来，他说，记得你是北方人，怎么口音不对头了？我说对，自己现在在柳州，他说，哦，给忘了，怪不得。我这才想起来，自己刚才跟他讲话过程中，提到自己已经驻外多年了，不小心在句尾拉长了一个语气助词“啵”字，这是柳州人强调语气里常用到的一个字。入乡随俗，我自己竟然没有丝毫察觉。
　　 那年在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培训，我是非常遵守课堂纪律的，早来晚走，想必给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课间，我忽然想到了一个纠结了多年的问题，正巧，老师讲的企业经营方面的课程和这个问题有一定关系。于是，我就过去问老师，老师的答案和我心里思考的结果如出一辙。谢过，本想转身离去，没料到，他突然问我：“听口音你是新疆人吧？”也许因为我的普通话中，个别字平翘舌、前后鼻音没分清，像凉了的馕，有几分硬。我边说“不是”边笑着摇头。“看你浓眉大眼、人高马大，长的就像。”他又用自己的观察来佐证自己的结论。他是一名教授，听音识锣，察言观色，应该是他的基本功，这次，他失误了。不过，他这一句近似玩笑的话，倒是勾起了我对新疆的美好回忆。2008年，我去了新疆的特克斯，一个八卦图一样分布的小城，我们的司机就是豪放的维族兄弟，他们非常善良，汉语讲得很溜。一周里，从早到晚陪着我们出行。据说维族的孩子讲汉语比汉族人的孩子标准，原因在于汉族孩子的父母讲的本地普通话会影响到孩子的发音，而维族的孩子学汉语则完全是从零开始，没有杂音，从我自身成长经历来看，我认可这种说法。可惜，口音不是基因，如果做个地道的新疆人，我倒是非常愿意，我曾在飞机上俯瞰巍巍天山和茫茫戈壁，连绵起伏，壮美无涯。
　　
　　 三
　　 每次回家，都尽量不让同学知道，很多同学都生活在县城里，地方不大，碰面容易。每次他们都盛情，一定要请我吃饭。不想多喝酒是一方面，还有不愿意给他们添麻烦的想法。但还是常常走漏消息。一次，几个高中同学在一起吃晚饭，酒正酣处，同学宋笑眯眯地盯着我泛红的脸说我的口音变得南腔北调，我力争，说自己讲的是纯正的东北话，不说还好，这样一讲，另几位同学哈哈大笑，说他们和宋同感，早就想说，没好意思。有一点我必须承认，现在讲家乡话不利索，反应慢，“整”不出那个小鸡炖蘑菇的味道。同学杨则说，我讲的算是普通话吧，只是，这普通话有点不“普通”了，说我在外打拼多年，人出息了。我觉得汗颜，事业实在平平，倒是离开家乡这些年，长久地泡在江南烟雨里，生活习惯被“腌”得串了味儿，日日浸润在太阳加热的山水中，我的口音被煮夹生了。但同学们没有因为这些变化而不接纳我，只是为我感慨。那晚，喝的有点多，这时我不敢说话了，舌根发僵，口音是真地变了。
　　 前几天，和一位在欧洲分公司工作的朋友小聚，他要半年回来探亲一次，疫情严重的时候，大家都为他提心吊胆。现在新冠病毒渐渐远离，我们都踏实了许多。聊着聊着，回忆起他刚到荷兰时间还不算长，我倒担心他的语言问题了。他听后，笑逐颜开，他说：“一点问题没有。刚去的时候，不了解情况，自己开始试着讲英语。不同国家的人说英语，都会带着自己祖国的口音。出乎意料，有些外国员工听出我的中国口音，竟直接跟我讲汉语了，让我很震惊！说明中国强大了，很多国家都建起了孔子学院，汉语越来越热，学汉语懂汉语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当中，有几个要拜我为师，我干脆直接跟他们开国语，每天给他们听《中国好声音》。”他兴奋得一口气说了很多。听了这番话，大家心里高兴，立马碰了一杯。
　　 口音毕竟不同与方言，不知有没有可能成为非遗。现在电子产品铺天盖地，电脑、手机用得多了，人们更习惯发邮件、微信，不是在沉默中交流，就是在交流中沉默。我有点担心，这样下去，人的嘴巴只用于吃饭，功能会退化。现在越来越少见了，在会议室里，大家挥舞着各种口音的普通话讨论问题的火热场面。但我依然喜欢开会，和同事面对面交流，我也喜欢打电话，有时讲着讲着就情绪激动，就会带出各种口音。有时，会把母亲的口音带出来了，那一瞬间，我意识到自己，这把年纪，还有老母可以惦记，真地很幸福；有时，后悔没能继承父亲的口音，父亲去世二十多年了，仍然很想念他，我倒是非常愿意说话时带出他的口音，我不只是要他活在我的心里，我要他时时活在我的生命里。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已改鬓毛衰”。离家几十年，我的家乡口音已在不经意间悄悄改变，想对贺知章说句抱歉，无情的岁月改动了他的诗句。每次见到乡亲，担心他们因我口音生疏而显生分，便欲言又止，其实，我真想和他们多唠几句，说说家乡话，讲讲家乡的故事，还是乡音里的故事最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