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媚的月光与老屋的灯照亮了院子。
　　 八十多岁的母亲，颤颤巍巍地从煤房里端出少半簸箕碎煤出来。她头戴深蓝绒线帽，身穿紫毛衣灰裤子，身体前倾，一步一步地来到门前。把簸箕放在窗台上歇息时，没发现我就站在老屋门边。
　　 “妈，我回来了。”
　　 “五五，是你？你回来了？”母亲猛地转身，眼睛瞪得大大的，不认识我似的，上上下下打量着我。仿佛我不是仅仅半年多不见，而是犹如从天而降。她胸脯起伏嘴巴微张，昏花的眸子里有惊也有喜。
　　 望着沉甸甸的煤簸箕和母亲煤烟色的手，联想母亲依然每天掏灰打炭取煤做饭的情景，我倏然心头一蹙，眼泪如断线的珠子，簌簌而落。一时，哽咽着说不出话来。所谓一辈子儿女不如半辈子夫妻，作为女儿我远离故乡，无法照料母亲。倘若父亲还在世，这些粗活根本不用母亲插手。
　　 我慌忙接过簸箕进了屋，将煤倒进灶台边的窑窑（方言：放柴火与煤的炕洞）里，又绕开母亲的眼睛，拿起空簸箕出了院。
　　 “妈，说多少回了，别用这个铁簸箕，别用这个铁簸箕，多沉啊。”我压抑着自己的情感，抹抹眼泪，又取了一簸箕碎煤回屋。
　　 “沉不沉，妈又不常用。你大姐二弟还有你两个妹妹每天过来照应，有他（她）们呢。妈呀就是瞎操心，想看看咱家的煤究竟剩多少……五五呀，听说这片房子快拆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刚刚妈看了下，除了大灶用的碎煤，还有不少大块呢，年前管够。到时候看情况，不拆咱就少添置点儿，你说万一真拆，浪费钱不说，埋在地下多可惜！”母亲一边洗手，一边唠叨着。
　　 母亲这辈子，就是话多，爱唠叨。记得，刚离开家乡的时候，住在自己家里，好长一段时间不适应，觉得世界过于冷清。其实，就是少了飘在院落和老屋里母亲的唠叨声。
　　 我的心平稳下来。庆幸母亲还像年轻时那样精明，会盘算。
　　 “你个贼女子，回来也不说一声。”母亲白了我一眼，开始数落，“这人常说啊，一娘养九子，九子不一般。我这个五五啊，打小就这个样子，晴一阵阴一阵，风一阵雨一阵，想一出是一出，说不准出啥幺蛾子。”母亲呵呵笑着数落我，脸上的皱纹犹如绽开的菊花。
　　 其实，赞扬也好，责备也罢，我倒是最喜欢母亲对我这样评价。她是那么了解我们几个儿女的性格，不时就挨个儿唠叨一遍，像熟稔自己手掌上的纹路一样。
　　 “你说说你，啊，多大人了还不改，以后可不敢这样，最起码得提前让妈知道，要不然，妈可真生气了！”母亲继续嗔笑着数落。在妈眼里，我永远长不大，永远是梳着马尾辫子的小丫头……
　　 “改了还能是你的五五？再说了，我还不是怕你操心嘛？行了行了，我保证，以后肯定先打电话！”我嘻嘻笑着拥着母亲，嗅着她身上淡淡的皂香味儿，幸福满满当当。
　　 “饿了吧？累不累？路上顺利吧？快坐下歇歇！”
　　 “不累。”
　　 “家里有你妹妹们擀的面条，送过来的羊肉酱，妈给你热呼呼地煮碗面吃。”母亲的眼睛眯成月牙儿形状，里面装着满满的慈祥温柔，我的心甜甜的……
　　 这是老屋动迁前的一次情景。记得，那是谷雨后立夏前，春夏交替，母亲节即将到来的夜晚。只可惜那次从回家到离开，我只呆了一个星期。
　　 分别的头天夜晚，母亲的话明显少了。
　　 “妈硬朗着呢，又有近处的几个孩子照应。家里一堆事，你就放心回去吧……好，你收拾吧，妈先睡了。”过了会儿，母亲又说：“别忘了，给妈来电话。”
　　 我明白，母亲想避开离别前的伤感，我又何尝不是呢？每回离开家，都是披星戴月，路灯照着悠长的身影，选择小镇最早发的那趟班车。出门时，也尽量轻手轻脚。可是，我也明明知道，母亲哪能睡得着？
　　 身后的老屋里，总是飘来一丝轻轻的叹息。
　　
　　 二
　　 算起来，老屋不算太老，距今四五十年光景。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父亲复职回城买下的房子。当时，也就两三年房龄。
　　 老屋坐北向南，前后两排，清一色的青砖门垛，黑水泥勾缝儿，银灰色的铁大门。院落中间红砖铺路，一左一右，一般大小，方方正正的两块菜畦。刚入住那些年，父母还年轻，每年春天一来，韭菜、香菜、小葱等菜蔬，便在他们精心莳弄下，从泥土里钻出小芽芽，满院子洒满绿色，阳光照射下来，一片翠绿欲滴，郁郁葱葱。很有一番“小院庭芜绿，柳眼春相续”的意境。
　　 老屋正房三间，里生外熟（方言：里面土坯外面砖）的红砖前墙，和大门垛一样的黑水泥勾缝儿，宽大明亮的玻璃窗户，阳光从早晨到傍晚落塞满屋子。虽然不是豪宅大院，却朴素淡雅，显得格外整洁利落。
　　 老屋后面是镇里的重点小学。每天升旗时的国歌声、朗朗读书声、操场上孩子们的嬉笑玩耍声近在咫尺，隔墙飘来，给院子添了书香气和灵动气儿。出门右拐十几米是一条大街，笔直地穿过镇子，街上人来车往，交通十分便利。当时为了买下它，父母一咬牙，花光家里所有积蓄——九百元人民币。在当时，九百元可是个大数目。
　　 老屋大门右边，有块很大的青石，像一尊敦实的雕像，守候着院落。春夏之际，阳光照在大青石上，泛出青色但温煦的光泽。大青石临街一侧有一个缓缓的斜面，相对平坦，大概是经常摩擦的缘故，上面石纹细腻，格外光滑。记得，小时候我们放学回来，母亲总是立在大青石旁等候；晚年，她就不时坐在青石上面，一边做针线一边往路口方向翘望，目光中充满期盼。
　　 邻人经过大青石都要慢下脚步询问：“大娘，今天又是哪个闺女回来呀？”
　　 “呵呵，老五，五闺女。”
　　 “噢，就是嫁到草地（方言：草原）上，大娘经常念叨的哪个？”
　　 “对。唉，你们是不知道，她们那个地方别说火车了，班车也不通！来回都得等接送货的顺路车，交通也太不方便了！这路上啊，少则三、四天，多则七、八天，你说这个孩子，按信上说的也就该到了，真让人操心。”
　　 “哈哈，我说您还是先回去吧。现在的交通，方不方便也是火车汽车，又不用步行。呵呵，您啊就别操心了，还是回屋等着吧。”
　　 母亲答应着站起来，可她没回屋，只是往马路边走了走，挪了挪。有时，也会踏上大青石，翘起脚尖，想望得更远一些。
　　 无论严寒酷暑，一旦有亲人回来的信息，准备好饭菜的母亲总是早早来到青石边，时而坐时而站，时而前时而后，望啊望，望啊望，久久地徘徊在大青石边。
　　 老屋的青石边，母亲望过她的儿望过她的女，望过她的子子孙孙，望过她所有的亲人。
　　
　　 三
　　 时光流逝，我们几个儿女相继成家离开，老屋曾一度空寂下来，只有母亲念叨的声音，偶尔飘在静寂的院落里。
　　 随着孙辈一个个长大入学，老屋再度热闹起来，恢复了喧闹。有刚报名的，也有从别的小学转过来的。我们兄弟姊妹心底暗自佩服，不得不说，父母当时购置了这间房子还是很有眼光的。
　　 “放学了？你妈加班，来姥姥家吃饭！”青石边的母亲招着手，大声喊，“姥姥给你们做了搁锅面。快洗洗手，姥姥这就煮面条去！”
　　 “搁锅面啊，哇塞，太香了！”孩子们总是雀跃着欢呼。
　　 母亲做的搁锅面有面片、长面条、柳叶面等等形状，不仅好吃，也好看。汤里虽然只放了土豆、西红柿，可不知因为啥，总有一种独特的味儿。还有，母亲做的大烩菜，也没放特别的佐料，可一家子大大小小几十口子人，就没有一个不喜欢吃的。孩子们喜欢端着热气腾腾的饭碗跑到大门前，坐在青石上，一边鼓着嘴巴吹热气，一边就着春风夏日大开朵颐。
　　 邻居们又慨叹说：“大娘，成天侍候完大的侍候小的，真够您忙活的。”
　　 “等长大就好了。”
　　 “这个长大有那个。您啊，没完。”
　　 不知从那年那月那天起，老屋渐渐又少了孩子的走动与嘻戏声。有的升初中，有的读高中，还有的远走高飞，到大城市念大学去了。
　　 “唉，孩子们大了……”母亲又开始兀自唠叨起来，声音飘在老屋里、院落里。
　　 父亲病故后，母亲执意一人住老屋，我们都有些担心。母亲却说：“放心吧，妈一个人能照顾好自己。你们各回各家，过好自家的日子，别让我操心比啥都强。”
　　 从那时候开始，母亲开始缝制垫子。母亲手巧，老虎、猫、小鸡等等小动物都被她缝在垫子上。垫子大小花色各式各样；小动物千奇百怪，活灵活现。母亲先给大门口的青石换了个新垫，走出院落时就坐上去。然后，拿出多年积攒下来花花绿绿的布块来，在青石上剪啊剪，在青石上缝啊缝，在青石上绣啊绣。垫子送儿女送孙辈送亲友。无论送给谁的，母亲都是千针万线，精心缝制；无论送给谁，她都精挑细选，成双成对。
　　 后来，老屋青石边就引来了拿着小凳子的大娘、婶子。她们围绕在青石左右，对母亲的针线活儿“啧啧啧”地赞美，也开始像母亲一样缝制垫子。她们拿出最好看的花样儿与布块来，有说做这样好看的，也有说做那样好看的。一个个穿针引线，说说笑笑。
　　 我们多次劝母亲，起早贪黑的缝，多辛苦啊。可母亲执着起来，谁劝也不听。只要气候适宜，几个老太太就在青石边缝；冷了热了渴了就随母亲进老屋，盘腿坐在炕上缝。如今，母亲已经离开十几年，可所有的亲戚每家每户都留存着母亲缝制的花垫子或者小动物。
　　 她说过，给孩子们留个念想。
　　
　　 四
　　 母亲一生要强，弥留的日子，除去常时间睡觉，大脑清晰，生活自理，没拖累过儿女一天。母亲熟睡时，脸色红润呼吸均匀，根本就不像下过病危通知的老人。她总是望着整天围在身边的我们说：“这回，我这颗熟透的瓜啊，也该去见你爹啰。”
　　 又望着母亲熟睡的脸庞，我眼前总是会浮起一些旧事的影像：有三年困难时期，母亲剥树皮挖野菜，拿勺子舀菜稀粥的身影；有下放农村时，母亲与毛驴在碾房罗面时落在脸上的面粉；有母亲煤油灯下为她的九个孩子缝书包制衣服的眼睛；有老屋青石边眺望儿女的神情……
　　 母亲过世的前一天大脑还很清晰，她和我们留影，还唠叨着我们小时候的故事。
　　 “你大姐二姐小时候还没解放，妈整天提心吊胆，怕当兵的又怕土匪，唉，连个安稳日子都过不上。三个儿（三姐小名）那会儿倒是解放了，偏偏遇上了灾年，穷得请不起接生婆，为啥三个儿饭量大？你爹不会接生，脐带留的太长呗！五五吧，和你四姐都生在正月，前后只差一天。六六打小长得俊，你爹有个女徒弟下班就往咱家跑，为啥呀？就为了能抱抱她呗……”
　　 提起下放农村的十几年，我的母亲话最多：“没办法，为了孩子们吃口饱饭，你爹在那个下放证上签字画押。回家别提多后悔了！市里多少有供应粮，去村里不会干农活儿可怎活呀？因为人口多，搬家马车坐不下，我和你爹呀，就轮流背着不足三岁的厚厚（大弟小名），步行走了四十里山路……”
　　 母亲说着说着就犯了困，醒来接着讲。说二弟生下来就没奶，我们给奶山羊拔的嫩草；说小妹一落地就送了人，送给生产队一个游手好闲，不会生养的女人，父母追悔莫及，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三姐，硬把小妹抢回来的……
　　 这些故事，我们听了无数遍，可每每母亲讲起来，都有些小插曲。
　　 “妈，我几点出生的？”
　　 “正月的阳婆（太阳）升起大概一杆高的时候。”
　　 “不对，上次你明明说阳婆快落山……”我逗她。
　　 “妈记得可清楚了。”
　　 邻居大娘生了四个孩子，别说出生时辰了，没一个记住生日的。光凭这一点，我就佩服母亲。
　　
　　 五
　　 八十七岁的母亲，是二〇一一年五月四日，农历四月初二离开我们的。那是个春夏交替的日子。
　　 母亲一生像煤油灯，燃烧自己，照亮儿女。当灯油用尽即将熄灭时，想的还是她的九个孩子。
　　 “看你们挤在这里，吃不好睡不香的。唉，要是咱家老屋晚拆几年就好了，那儿有院子，有闲房，里外锅头热炕，光南房那条炕就能睡四、五个人。老屋明亮院子宽敞，大锅大灶，你们想吃啥就做啥，平房接地气，住的还舒服。出门几步就是大街，多方便！只要你往那青石上一坐，还凉爽舒坦。唉，可惜了……”
　　 那时，她忧郁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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