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母亲节的母亲
　　
　　 我觉得，用一生的记忆来形容，用生命的感恩来纪念，甚至用鼓舞的风向来表达，妈妈的影响对我来说都是终生的力量。很多感情和惦念，很多无形的承重，包括我每一个有着纪念意义的日子，都是无法用语言和文字表达出来的东西。
　　 可是，我只能以这种方式，一种文学的情感，感恩这位给予我生命的人！妈妈是世界上唯一能让我在心里留着一块田地，种植思念、浇灌感恩，并为此纪念一生的人。
　　 生活在新疆的兵团连队多年，即使在缺衣少食的年代里，我可以用坚忍承受的方式，一天一天跟着母亲，负重着地狱的苦，吃着人间的饭，享受着天堂里的爱，这是妈妈的爱带给每个生命的馈赠，也是上天特别给我的恩赐。我最早的记忆是从三、五岁开始，最大的记忆不是饿，不是冬天的寒冷，而是害怕丢了妈妈、找不到妈妈在哪里。出生时，正值饥饿年代，大人和小孩都一样，都在为吃一口饱饭而四处奔波。我是家里的长子，出生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因为家里生活困难，一直没有奶水，是妈妈用自己的嘴，一口一口嚼着麦粒，把浓浓的糊糊抹到我没长出牙齿的嘴里。以至到了现在，我在吃饭时都习惯着用吸吞的方式，迅速而干脆地完成每一顿的餐食，这与我的身份极不相符。那时，我每天骑着自行车跑校上学，从一个连队骑到另一个连队的学校，中间要隔着几公里的戈壁沙滩和泥土路，有时还要过窄窄的小桥。出门前，又是妈妈在我的书包里塞上一块干硬的馒头、三个新鲜的土豆和一玻璃瓶放凉的开水，有时，开水里会放上一小勺白色糖精，这种幸福的感觉和满足，会淡淡地甜上我整整的一天。
　　 母亲出生长大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外祖父很有文化，不是死读书的人，是清朝最后一代秀才，写得一笔好字，民国后不行科举后，放下书本开店经商，不仅给国府拿钱捐税，私下里资助过八路军，帮助了不少贫困人家，在当地属于开明地主。妈妈是家里的小女儿，深得外祖父喜爱，就跟着舅舅一起上学，舅舅最后上的是曲阜师专，母亲是幼师毕业，算得上是一个有文化的女人。有文化的女人，在当时的连队里并不多见，很多人都以大老粗没文化、是贫下中农而自居。就是因为家庭出身，妈妈只能跟着父亲跑到新疆，先是工作一段时间，生下我以后，就一直没再工作，有工作就有工资，这样的好事不是不去，也不是不想去，而是不敢工作，对有文化上过学的女人，不论做什么事，就包括当个连队小学老师，都要先进行政治审核。妈妈和父亲都知道，只要纳入这种严格的政审程序，妈妈肯定是过不了关，甚至会因为家庭出身害了自己和家庭。
　　 在最混乱的政治年代里，没有文化的父亲因为身份好，常跟着别人造反批当权派、斗走资派、闹革命，甚至当上一个小头领。妈妈不喜欢他这样，就私下里劝着拦着父亲，甚至吵嘴打架，父亲会愤怒地骂妈妈是地主羔子，不懂得阶级斗争，同情地富反坏右，妈妈会因为父亲的愚昧无知而气得哭泣。就是因为妈妈劝阻的原因，父亲才没有走上歪路，没有更深地介入批斗运动的中心漩涡。拨乱反正后，父亲因为保护过一些人物，从而轻松过关，没有受到追责查处。我的一位语文老师，出身于国民党家庭，本应受到最严格的批斗，就是因为受到父亲暗中保护，没有对他造成什么大的伤害。从而，在我上中学时对我倍加关心、呵护有加，额外地学了许多知识，顺利考入当地最好的中专学校。
　　 我至今仍在的文学之梦，就源于妈妈喜欢写文章的影响。妈妈年轻时写过不少诗歌，有些发表在老家当地的小报上，文章不大，被她剪成小片片，一页页地贴在本子上。因为我也喜欢写文章，她只拿给我看。因为拿给别人看时，别人会嘲笑她不务正业、弄这些没有用的东西。上小学时，妈妈就开始引导让我学习造句，并把造句当成最重要的练习手段。每次造一个词句，都要让我反复造几个句子出来，挑出最好的写在作业本上。
　　 我记得，写得最有意思的一个造句是“一边，一边”：我爸爸一边打我，一边吃饭；我一边挨打，一边吃糖包子，包子实在太好吃了，里面有糖，好久没吃过，我都忘记爸爸正在打着我！这个造句一念出来，全班同学的脸上都乐开了花，先是大笑，然后纷纷模仿着我，写了很多这种类型的句子。老师说，这是我们班最好的一堂语文课。后来，我的作文就在班里写得好起来。虽然全班中我年龄最小，可是，我把语文学得最好，老师常把我的作文当范文，甚至与高年级同学的作文放在一起参加比赛，还得了几次奖。
　　 后半生里，我的妈妈显得非常普通，却一直是我心中的依靠。要知道，我当年最害怕的事，是怕妈妈丢掉、跑了甚至死掉。每当妈妈和父亲打架吵架时，就会气得趴在床头上哭泣，我都会坐在她身边，紧拉着她的手、狠扯着她的衣襟，陪着她一起哭。生怕一松手，妈妈会出门跑掉，从此找不到，如果死掉，我就再没了妈妈。父亲再打我时，就没有人来保护我。我会从心里骂着父亲，恨着他，故意不理他。直到工作很多年，甚至我也当了父亲，在从不打骂女儿的同时，仍然保持着对父亲的冷淡。
　　 我妈妈喜欢种地，爱种果树和蔬菜，喜欢推着小车四处卖她的劳动产品，甚至留在连队不回城市，不愿陪着爱发火的父亲住楼房，我都从内心里支持她。不仅看望她，鼓励她，暗示她，从精神上支持她，让她有种被儿子罩着的安全感，而且，每年都会硬给她一些私房钱，不让父亲和其它人知道，让她买些自己吃的喝的穿的，喜欢种的种籽，需要的化肥、农药，甚至包括支付她偷偷帮助别人的花费。我觉得，这是我对妈妈最有私心的一种感情，散发着浓烈的溺爱色彩，是其它家人无法理解从不愿意去做的一份孝心。
　　 在她生病轮着我来照顾的三个月期间，是我和妈妈感情沟通最好的时期。我把自己很多内心的事，想不开、想不通的事，只讲给她一人听。她总是让我学着忍，学着看开，学着忘记。忍过之后，坏事再多仍能海阔天空；忘记之后，阴雨过后就是万里白云。这是妈妈处理和父亲矛盾的方式，也是妈妈说给我听的她用了一生的最好经验。妈妈说，她喜欢坐着看我写文章的样子；我也喜欢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看我的样子。三个月里，我只和她吵过二次嘴，一次是她不听我的话，不愿意运动恢复身体；一次是她故意气我，说我不给她做大肥肉吃。这是我们母子间一生中仅有的二次吵架，当时就因伤心疲惫、气得我在流泪。每一次和解，都是妈妈主动找我认错，我也赶紧借坡下驴，重新恢复依旧的感情。临走的那天晚上，我扶着她的胳膊练习走路，试着给她道歉。没想到，我话未说完，她却哭了，抽泣着说，别人让她哭过很多次，只有我让她哭的次数最少。母子一场，情份永在，在即将出门之际，我坐的这二件事情，仍然让我心中充满着无比懊悔。我觉得，真不该和她吵架生气，谁不会年老，谁不想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
　　 当妈妈过80大寿的时候，我把她写的诗歌，一篇篇输入到电脑里，然后打印成稿，让她反复修改，然后印成小开本的书。看着戴着老花镜的妈妈，趁着餐桌的灯光下，修来改去、涂涂抹抹、一字一句斟酌词句，时光突然轮回倒退，我仿佛看到了少女时代的妈妈，通红的脸庞，端坐的姿势，静心屏气的表情，还有咬着笔头想问题的模样，显得小仙女一般的可爱。
　　 书是通过朋友的印刷厂专门印出来，这是一本只有五、六十页的小册子，配上封面、插入图片、作者简介，每篇诗歌的空白处，印上我找来的配图，还有我专门写的前言后记，书页花啦啦翻过时，厚厚的、挺挺的，弥漫着油墨的味，挺像一回事的。当把印好的“书”本寄给妈妈时，妈妈告诉我说，很多人看到后，不相信是她写的，都来要她的“书”，能不能多印几本。我只好把存下的几本寄给她，让她再去送人。听说，妈妈还在封页上签名留言，每个字都写得正正规规，颇有大作家的气象。
　　 我觉得，这才是给她最好的礼物，是她喜欢的礼物，胜过衣服，胜过食物，甚至胜过人人都喜欢的钞票。
　　 很多人对孝顺的理解，多数停留在孝的层面，而忽略顺的层次。孝，可以是物质的满足，也可以是语言的表达，有一种单向的给予和送达；顺，才是心灵的相通和抵达，是对感情理解的高层次表现，是双向都彼此满意的索要和给予。我妈妈心里想要的，我给她实现，我帮她完成，这才是孝顺的同步进行，构成母子之间心灵里的一种默契和相约。
　　 前几天，有位朋友请客，找我去做陪客。他是我从前的文友，曾经疯狂地写诗、办诗社、拉讲座、印诗报。只是很多年前就不再写文章不再读书，改成经商挣钱追求人生的成功，并由此成为家乡一位颇有名气的富人，受到众人的羡慕和女人们追捧。那天，他喝醉了，哭得满脸滂沱，我最后送他上车。走之前，我俩抱着头说了很多话。他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失败的人，因为谁都有权利，是我公开索要，要钱要物要帮忙要请客，给的少都不行，包括他的前妻和女儿，那怕给钱少一点，都会不高兴的拉黑电话。只有妈妈，才是唯一给我送钱花的人！
　　 只是，妈妈走了很久，再也花不上他挣到的钱了！
　　 生活在地球的这个滚圆的大地上，穿行于贫瘠和戈壁，行走在无人的沙漠，如果没有粮食和清水，凭着智慧和机遇通过其它方式，人也可以度过最艰难的岁月；可是，若是没有母亲的养份，失掉敬亲孝老的机会，站在苍白的岁月，简直无一日可生存。每一个妈妈的存在，就像空气中的氧气，每一口喘息的间歇，都会充满着妈妈叮嘱里的清凉。
　　 我想，人的情感意识需要知道生命归处，首先要先知道你的来处又在哪里。如果有一天，人变得可以没有感念、没有感恩地活着。那么，人与动物又有什么大的区别？
　　 感恩生命的给予者，才能具有配得上称自己为人类的资格。
　　 妈妈，如今我们已经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可是，我们离得并不遥远，其实只有一夜之隔。将来，我也有会去那里的一天，不论是你找我，还是我找你，或者相互寻找，重新在一起时，我从不害怕，也不惊讶。甚至想一厢情愿地引着你，让你穿过你的那个世界，顺利地到达我的世界，在我们曾经共同生活过的大地上，彼此相见，永不分开。
　　 真的，妈妈，我还在想着你！这个世界上人再多，我只会想你一人。也许，某一天，不论你用什么方式找到我，是衣衫整齐还是满面尘土，是看得见还是你以隐形出现，我从不会后退半步，绝对不会惊惧。
　　 两个世界无法隔开的东西，惟有对亲人的思念，惟有母子间共同强烈的相见愿望，才能称得上是永恒！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五日于乌鲁木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