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一位发小从湖南回来，与我闲聊。我与他说起了我身上有一股灵气，一种灵动，那是我倾毕生精力，想将其发挥出来的，绽开天地所赐的灵性。但最终会是怎样，我依然无法知道谜底。尤如，我无法知道，1981年，我会遭遇辍学，而辍学后，我坚持自学，以毕生的精力求索人，求索人的灵性。
　　 我与发小说，你理解了人像树那样是天地间一物，像树那样静，那就是真正的成为人了。
　　 发小有些懵懂，没有明白我的意思，而我陷入沉思。
　　 小时候家里很穷，冬天也只能穿一条开档裤。母亲常常逼着我站在“站桶”里。站桶比较高，腰间有四个洞，穿过两条横档，搁上一块圆板，下面搁火钵，上面站人，暖暖和和的。而我二兄放学回来，母亲就赶紧将我抱出来，将站桶让给二兄。我很小脾气在村庄上出了名地坏，其实我从小就很懂得礼让的，有新衣服、新裤子，首先就是让给二兄。很有可能我父母这样溺爱二兄，反而造就二兄不完美的个性。但，我父母亲是不懂得身教对子女的影响的。我母亲在世时，有一回我怪母亲，没有教育好二兄狭隘、固执。我母亲说，你不是我生，我带的吗？是啊，我的个性为什么与二兄、长兄迥然不同呢？我无言应对我母亲。
　　 那时冬季虽然比现在的冬季寒冷许多，我又是开叉的单裤，可我依然盼望着“雪花飞飞！”天天唱“雪花飞飞，雪花飞飞！”
　　 一场纷纷扬扬的雪花，会让世界变得雪白而又纯洁。也常常盼来一片洁白的世界。那样一片洁白，让我忘却了寒冷，忘却了在尘世间受人歧视耻辱。
　　 有一年冬季，可能是我五岁那年，又一场洁白的雪到来时，外面传来了，农会坪里有人做木偶戏。“木偶戏”我似乎还是第一次听到。以前也许也听说过，但似乎没有见识过。我要赶到农会坪里去，看一场木偶戏。可我脚上还是一双布鞋，要是将鞋子弄湿了，除了挨打，自己还要挨冻。可我无法忍受外面世界的诱惑，我钻进家中唯一一间阴暗的房间里，在桌子低下翻找着，想翻找出父亲的雨鞋，新的雨鞋没有翻到，翻到一双旧的，还没有破的旧雨鞋，我兴奋地脱了布鞋，换上长长的雨鞋。可还没有迈出房门，雨鞋就掉了。我又穿进去，拖到灶间，抽了一把稻草，将雨鞋捆绑到脚上，踏着雨鞋，赶到农会门口看木偶戏。木偶戏是两个小人磨豆腐，一个小人儿一不小心，就挨了另一个小人儿揍。我抽吸着鼻涕，看得乐哈哈的。
　　 天放晴了，我就跑出家，跑到村外的沙滩上，常常太阳偏在西南的山岗上，还没有回家的意思。乌鸦、八哥、麻雀、鹞、鹰在天空中或高或低地过着自己的日子。村庄上一片片瓦背上，升起一柱柱炊烟，似乎还飘扬出一股股香气，就可能听到娘的呼叫了，拔腿又赶紧往家里赶。
　　 河滩上的柳叶又吐出了新的嫩芽儿，又一年的春天来了。那年涡轮已经停歇在阳光下，发黑的旧木板上长出了青苔。碓头也拆除了。大队上办起了柴油加米厂。冬天榨糖也要改用柴油机带动了。有人说很快就要用上电了。可也有人说那是做梦，白日做梦。
　　 我只是听说过电灯，还没有真正见过电灯。但我向往有那么一天能用上神奇的电灯。但我很快又会忘却了这一向往，内心会新的念头引到另一件事上。
　　 天空中的太阳也无所谓人类的进展。转到春季的时刻，撒出一股股热流，催生着大地上的生命。河滩边的草地也隐隐地看得见一片绿意了。那一堆堆像天然坟墓的荆棘堆也活了过来，透出一丝丝生机。
　　 河道上公社搬运站的竹筏队的艄公们脚踏草鞋，手握竹篙，站在竹筏上，哼着曲儿，喊着号子，将腊石、生猪、鸡蛋一筏筏地撑到外面去。
　　 我与孩子们也举着柴刀，拎着畚箕，冲出村庄，奔到柳林中拣柴禾，制造杨柳喇叭。有天下午，我跟着二兄，到了柳林里，看着二兄与几个大孩子砍了柳枝坐在地上制作杨柳喇叭，我要帮着做一个。
　　 二兄不耐烦地喝斥着我，要我自己去做。我让兄长一声喝，绷紧了嘴唇，嘟着脸，拿着刀到柳树上砍了根柳枝，坐到一边细心地将柳芽儿一个个削去。削了芽儿，又要斜刀将柳皮切断，再剥下柳皮，卷起来，插上柳哨子就成了“军号”。我斜刀切着柳皮，想着很快就要拥有一个自己制作的“军号”，心头一喜，脸上一热，眼睛中泛上一阵光，那丝兴奋的光将我的思绪带到想象的世界里，而现实中的刀锋钻进我左手食指的肉里。一阵痛将我从自己想象的世界中拉回到现实中，我定睛一看，手指上鲜血直冒。我哭叫着，站了起来，希望长自己两岁的兄长过来帮一把。可二兄坐在地上抬头就骂：“好，我说天有眼睛，谁让你平时不听话，这一下割到手了。我说好！”
　　 我没想到兄长不仅不帮自己，还幸灾乐祸地骂上了。可看着自己手上鲜血直冒又不知道怎么办。更不知道血一直往外冒，自己会不会死掉？
　　 一个大孩子到我跟前，要我抓一把沙子伤口上，就止住血了。
　　 我赶紧抓起一把纯净的沙到伤口上，可血冲开了沙子往外流。我哭叫着，抓住食指，往家里跑去。
　　 赶到家里，我更希望父母见我鲜血淋淋，能治二兄没有肩负起看管我的责任，可是父母亲除了帮我洗去沙子，包上烟丝，就骂我平时就是不听话，就是喜欢不是削这，就是削那，总有一天会将自己指头削下来的。
　　 1972年的春季，父母决定让我上学了。那天早上，我起了床，自己套上了破烂的、大姐留下的花棉袄，扣上纽扣。母亲从厨房里过来发现我自己穿上了衣服，笑着夸我毕竟是上学的人了，真正长大了。母亲从床档上抽下布条，将我棉袄的前襟折叠到一起，捆扎了起来。我感到腰间一紧，娘就扎好了布带，将我抱下床，嘱托我早饭已经熟了，洗把脸，快点吃，吃了好去上学。
　　 我噢了声，跑到堂屋，父亲已经洗好脸，就自己洗过的温水替我洗了一把脸。我们一家子只有一条发黑的毛巾，也只有一只木面盆。全家人没有人洗牙齿。庄上也很少有人洗牙齿。
　　 我洗过脸，跪到板凳上吃早餐。我家的桌子是张破旧的让虫子蛀的八仙桌，桌子的缝隙间积着厚厚的污垢。
　　 我母亲从房间中拿出一只褪色的红色购粮袋挂到我脖子上，笑着嘱托我这是给他当书包的。我嗯一声点点头，脖子上让娘套下一只空购粮袋，忽地感到肩上压下一付担子。我在心里直鼓励自己要把书念好，念出色。
　　 就从那一天我开始念书，一念，就念了五十年，将头发念白了，也没有成为世人眼中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