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对书包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对我而言，书包便是一个沉甸甸的话题。
　　 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社会上流行且不失“时尚”的书包，大都是用手工纺织的粗大布或做衣服剩下的边角料，一针一线地缝制而成的。从外形上看，二十多厘米见方，很像盛粮食用的“布口袋”，两根一指多宽的吊带缝制在布口袋上方，仅能斜挎在一个肩膀上。
　　 一九六五年春天，为度过灾荒的日子，父母亲带着我们一家人，从苏北老家辗转到黑龙江省的安达市。安达这个地方民风淳朴，安达人待人厚道，几乎没费什么周折，我们便在那里安家落户，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东北人”。五年来，一家人远离了贫穷和饥饿，日子过的安然开心。同时，因到了上学年龄，我于一九六六年的暑假以后，顺利进入了市郊的一所小学校里读书。
　　 父亲望子成龙心切，不惜花费好几块钱，给我买了一个机器制作的、黄帆布的大书包。书包分里外三层，共有大小不等的三四个兜，还有黄澄澄、亮闪闪的几个铜扣子和铁环子。难怪入学的第一天，在明亮亮的教室里，小伙伴们就围着我一个劲儿地转圈圈。男孩子瞪着小眼睛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书包，不会是进口的吧？”女孩子则笑眯眯地说：“这家人肯定很有钱，不然的话，谁能买得起这么好的书包包？”
　　 那是贫穷的年代，也是一个闭塞、落寞的年代。一个机制书包竟引来小学生们绕有兴味地品味、观看，这是当今的人们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如今，漫步于繁华的街道上，远远地可以看到，当今学生们的书包色彩斑斓：有仿皮的，有真皮的，有双肩包，有带轱辘的拉杆包。有花花绿绿的，也有大气端庄的。社会的发展变化之快、之大，书包所承载的知识内涵之丰富，以及学子们肩上振兴中华使命感之重大，也是以前的人们无论如何都不敢想象的。
　　 我的书包里装的是语文课本，算数课本，形色各异的作业本和练习本。另外，还有一个装有铅笔、小刀和橡皮的文具盒。圆鼓鼓的书包自然下垂在身子左侧，背带挎在右肩上，走起路来，沉稳稳的，神气，踏实。
　　 那一年，我学习成绩优异，并被评为优秀的少先队员。怎么也没想到，一个懵懂的少年、一个无知的孩童，竟会踏踏实实地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夜深了，端详着我睡梦中的笑靥，母亲激动得直流眼泪。
　　 不能忘记的垂髫岁月。因校舍紧张，同一处教室要安排两个班级分上下午上课。这个星期的上午一年级上课，下午四年级上课。下个星期的情形刚好相反，并以此类推。那一年，有启蒙老师梁老师的谆谆教诲，有父母亲循循善诱地敦促指引，还有哥哥那本“汉语成语小辞典”陪伴左右，才使我在知识的海洋里，如此地搏击自如。
　　 可是，好景不长。也就是经历一年多的时间，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愈加铺天盖地地开展着。升入二年级的时候，学校就不再发放语文课本、算术课本，也不再发放作业本和练习本。而只发了一个厚厚的、十六开本的、红彤彤的“语录本”。因为每天除了学语录，就是学唱歌、学跳舞。不再写作业，也不再做练习。文具盒，和文具盒里的文具，以致父亲用大白纸给我做的、已经画好格子的写字本，都被放置到了一边。从此，我的书包就变得轻飘飘、瘪瘪的，背在身上如同背了一个“纸片子”。
　　 除了第一年，浑浑噩噩地在学校里又虚度了三年时光。我的知识水平，算术上止步于加、减、乘法的运算，语文则局限于“日月水火，山石田土”，及“史无前例、波澜壮阔”一类的政治术语上。
　　 一个上了四年学的人，竟然不会除法，竟然不会计算三角形的面积，为人耻笑，被人称作“白痴”。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在老家的学校里，面对同学们投来异样的目光，我羞愧地流下了眼泪。
　　 上五年级时，适逢“学制要缩短”，不用上六年级，就可以直接上初中。这对于求学若渴的我来说，无形中在内心里又增加了些许的空虚和失落。
　　 那阵子，学校虽提倡“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可实际上却是颠倒了个个。学工、学农、学军，反潮流，反师道尊严，反白专道路。“白卷英雄”“不学ABC，照样干革命”……荒唐的事一件接着一件。
　　 从小学直到五年级，我才写了学习生涯中的第一篇作文。作文的题目是，“金光大道我们走”。是用知识报效祖国或改变命运，还是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思忖了半个时辰，才违心地在本子上写下“到农村去，一颗红心向太阳”的几个字。没想到，这篇短短的作文，因成了班级里的“范文”，引来同学们的纷纷效仿与学习。
　　 骄阳似火的日子里，在张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村庄的田野里参加劳动。休息时，老师语重心长地说：“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要在烈日和风雨中参加劳动，劳动就是受罪啊！”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两天以后，学校的黑板报上，赫然贴出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着，张老师与贫下中农对着干，向学生灌输劳动就是受罪的腐朽思想。号召人们与张老师划清界限，并踏上一只脚，直至把她打倒、搞臭，永世不得翻身。
　　 张老师身材娇小、瘦弱，站在批斗会的土台子上，脖子上还用细铁丝挂着一块十几斤重的木牌子。我不忍心往台子上看，我只想痛痛快快地哭。
　　 除了去生产队参加劳动，学校每周还要安排三四节的劳动课。学校就是那么两片菜园子，翻地、施肥、除草、播种、收割……那里有永远也干不完的活。
　　 因为参加劳动，学生的书包经常会被派上用场。书包可以盛麦穗子，可以盛山药蛋，还可以放干粮。因了劳动，我的书包不知不觉间，就被磨损出了两个大窟窿。书包有了洞，是我钻心的痛。
　　 母亲一边给我缝补书包，一边泪眼婆娑地说：“小小年纪，不好好上学，整天在田里干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因升学实行推荐制，尽管我是“三好学生”，五年级毕业时，却没有被推荐上。倒霉的事不期而遇。当我被迫去学校留级时，却发现从自家搬来学校用的课桌不见了。据老师们讲，暑假期间，村里人经常在学校召开对四类分子的“批斗大会”，经常要用到学生的课桌、板凳。我的课桌就是被村里的人搬来搬去而弄丢的。
　　 放假时，学生们想把课桌搬回家，可分管后勤的郑校长却拍着胸脯说：“桌凳一律不准搬走，少一根针，我还你一个大梁头。”当我向他讨要课桌时，他却一反常态地说：“还你什么大梁头？我还你一个叉股子（房梁两侧上方的粗木棒）呢。”因他的蛮横，我只能将委屈强忍地咽到了肚子里。
　　 没了课桌，我便与别的同学挤坐在一起。因桌面狭小，我的书包常常放在地面上。同桌的同学对我说：“若不考虑考试时方便偷看你的答案，才不想让你和我们挤坐一起呢！”
　　 一个留级生，且是一个没有课桌的留级生，我深感愧疚和自责。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在往返学校的土路上，我像“做贼”似的，不再昂首挺胸地背书包，而是缩头缩脑地把书包紧紧地夹在腋窝下。
　　 夹着书包走路，我曾不慎丢失了一个数学课本。当我返回原路寻找的时候，反复几趟也没见到踪影。多亏了班主任刘老师，他从别处找了一本旧课本，才解了我的急需。
　　 真正的伤心事还在后面。两年的初中生活转眼间就结束了。因升学仍然实行推荐制，我便再次落榜。
　　 路，仿佛已经到了尽头。学校对我来说，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吗？没有，真的没有。——我，夹着破旧的书包，灰溜溜地回家了。正如我赤裸裸地来，而又赤裸裸地回。
　　 令人没想到的是，恢复高考以后，我下定了“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经过对高中知识系统、刻苦的学习，顺利地考取了大学，顺利地跳出了“农门”。
　　 当我背起行囊、打算出征的那一刻，母亲急忙从箱子里拿出一个新书包，郑重地交到了我的手上。面对即将远行的儿子，她无比激动地说：“只因为贫穷，你从小学到中学，风来雨去的，把一个书包用得破破烂烂也舍不得扔。现在咱日子遇上了好光景，权当补偿，俺就给你买了个新书包。希望你原谅娘，也希望你原谅咱这个家。”
　　 书包是学子最真挚的伴侣，它承载着知识和希望。在视知识如蔽履的年代，书包会变得空无一物。而在尊师重教的年代，书包又会变得充满生气和活力。但愿荒唐的年代不再重演，也但愿科教兴国的金光大道，能够永远地向前，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