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商君列传》中载：
　　 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於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这是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想要返回魏国被魏国拒绝之后的记录。
　　 文中不难看出，商君逃到自己的封地商，与从属门客控制商地的地方武装，发兵向北攻击郑国，秦国于是组织大军攻打商君，商君在郑国黾池被杀，随后秦惠王车裂商君示众，并且把商君的家人全部杀了。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郑国于公元前375年就已经灭亡，而商君是在公元前338年被杀，所以商君北出击郑其实是攻打韩国，因韩攻灭郑国，且在攻灭郑国后迁都新郑，所以把韩记载为郑。《孟子》中也有将魏惠王记载为梁惠王的情况。
　　 关于《商君列传》的记载，我提出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商君的进攻路线
　　 商君的封地商位于今天的陕西省商洛市境内，郑国位于今天的河南省郑州市一带，而黾池位于今天的河南省三门峡市境内。
　　 从地图上看，商洛市与三门峡市中间隔着崤山，商洛市与郑州市隔着伏牛山、熊耳山、外方山、嵩山。
　　 我们知道，战国时期的交通线路并不像现在这般发达，而军队的行军路线非常重要，军队不能像翻越荒山，更不能在没有大路的地方行军，小路或荒山只能作为小股部队作为机动。
　　 那么，商君攻打韩国的路线有哪些呢？我认为只有两条：第一条是向北进入关中平原，然后再向东出函谷关，后来秦国攻打韩国也多是东出函谷关；第二条是向东南出武关进入南阳盆底，再向北攻打韩国，后来秦楚两国攻伐也多是选择武关一线，汉高祖也是由南阳经武关进入关中。
　　 从距离上来看，第二条路线路程远远超过第一条路线，且南阳盆地属楚国势力范围，商君无法越过楚国去攻打韩国，而函谷关离韩国近。
　　 另外，商君被杀的地点是黾池，即现在的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黾池刚好位于函谷关东出至郑州的路线上。如果商君从南阳盆底向北攻击韩国，只能攻打韩国南部，也就是韩国都城新郑南方的地区，新郑位于黾池东方，那么在遇到秦军攻击后，商君应该往远离秦国的方向逃跑，而不是往靠近秦国的黾池跑。
　　 综上所述，我认为商君的进攻路线是第一条。
　　
　　 第二个问题：商君如何出函谷
　　 根据我对第一个问题的推测，商君的进攻路线只能是向北进入关中平原，然后再向东出函谷关。那么问题是，既然已经发吏捕商君，商君的身份就已经变成了逃犯，他又如何带领军队东出函谷关呢？
　　 推测如下：其一，函谷关未收到捕捉商鞅的文书通告；其二，商君如果是一个人或者少部分人出关，在没有收到缉拿文书的情况下是有可能的；其三，军队的行动没有相关手续（如虎符、国君文书）也是不可能的；其四，函谷关守将私自放走商鞅，秦国严刑峻法，私放军队出国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关于函谷关守将的惩处记录；其五，商君绕过函谷关，这也是不可能的，如果军队可以绕过函谷关，那么六国攻秦的军队一样可以绕过函谷关。
　　 所以我认为商君不可能带领军队从函谷关东出攻打韩国。
　　 同样，若是商君选择第二条攻击路线，同样无法出武关。
　　
　　 第三个问题：商君为什么要攻打韩国
　　 此时商君已经变成逃犯，而且是谋反的罪名，在这样的情况下，商君的选择只有两种，逃或者组织力量进行抵抗。而我们读《商君列传》发现，商君最初也是想逃出秦国，但是失败了，于是选择回到封地组织力量抵抗，也就是说两种方法商君都尝试了。
　　 地方武装是很难跟秦国大军相抗衡的，在这样劣势的情况下，商君为什么还要带领自己封地的地方军队去攻打韩国呢？
　　 从敌对关系上看，此时的秦国已经变成商君的敌人，如果商君再去攻打韩国，那么不是把韩国也变成了自己的敌人吗？在保命的情况增加自己的敌人，从逻辑上似乎解释不通。
　　 在秦国已经变成自己的敌人，而自己的力量又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联合他国里应外合的攻打秦国反而更能让人接受。
　　
　　 第四个问题：商君有没有谋反
　　 我先从后续秦国国君的态度去判断。商君对于秦国是一个有大功的极其重要的人物，是他主持的变法让秦国强大起来的。如果商君没有谋反，而是迫于当时复辟势力的压力不得不杀商鞅，那么秦国后续君主在稳定了商鞅变法的根基之后，为什么没有为商君平反？
　　 另外，再从《商君列传》中的记载来看，“莫如商鞅反者”这句话不管怎样去理解，秦惠王都明确说明了商君谋反的事实。
　　 从普通人心理的角度去看，在危难之中我帮了你，而你渡过危难后立刻要杀我，很难不让人产生报复性的心理和行为。
　　 由此判断，在这一事件中，商君确实存在了谋反的事实。
　　 那么是商君一个人谋反还是封地的人或者军队一起谋反呢？从该事件的后续处置来看，只有对商君及其家人的处置，并没有对商君封地军民的处置。
　　 再看后续秦国对于谋反的记录：王弟长安君成蟜将军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於临洮。嫪毐谋反，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枭首，车裂以徇，灭其宗及其舍人，轻者为鬼薪，及夺爵迁蜀四千馀家。
　　 如果商地军民共同参与谋反，无论是在商地抵抗秦国抓捕法令还是跟随商君去攻打其他国家，都属于谋反的行为，史书中不可能完全不记载。
　　 所以我认为，商君封地的军民并没有完全谋反，没有确切的谋反行为。
　　
　　 从以上四个问题的分析，我认为商君确实存在谋反的事实，但不可能带领自己封地的军队去攻击韩国，商君封地的军民却没有确实的谋反事实。而《商君列传》明确记载，商君死于黾池。
　　 我们知道，太史公著《史记》是在西汉武帝时期，历史苍茫，史料难存，有时间的原因，也有霸王的原因，还有其他原因，所以《史记》的语言较为精简，难以尽述。正因如此，我们可以凭借那精简的记载去想象曾经的历史细节。
　　
　　 以下就是我的想象，纯属我自己的想象：
　　 商君在返回魏国失败后，又在此前经历了投店风波，意识到自己难以逃出秦国进入他安身立命，于是潜逃回自己的封地，召集自己的下属门客，以有人要杀商君蓄意破坏新法为名掌握商地的军队，组织抵抗。
　　 从魏国的反应来看，商君知道自己不可能到秦国以外的国家任职发展，其他国家看到商君变法后封地世族失去了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与利益后，自然也没有人敢让商君进入自己国家并位列庙堂，所以商君的路只有抵抗或者隐姓埋名潜逃他国。
　　 当然，还可以一边抵抗一边联系他国共同对抗秦国或攻打秦国，但这需要时间。且变法之后，秦国军民畏惧秦国法律之严苛，加之秦法对于农人和普通士兵的鼓励，商地军民必然不会长久的进行抵抗，所以抵抗只能是短暂的，其结果也只会是失败。
　　 没有办法，为了保命，商君只能放手一搏，所以他控制了军队，只是在控制军队进行准备抵抗的时候，商君在事实上就已经变成了确切谋反行为，不再是公子虔等人说的想要谋反。
　　 加上各种官文以及秦军开来的消息，商地军民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谋反。商君新法关于刑罚十分严酷，谋反这样的罪名没有敢承担，商地军民的抵抗自然动摇了，商君无奈只能隐姓埋名潜逃。
　　 秦国打探到了商君的行踪，但此时商君已经逃出国门，面对商君确切的谋反行为和各方压力，秦国必须杀掉商鞅示众。为了得到韩国允许顺利进入韩国境内逮捕商君，于是对韩国称商君带领叛军攻打韩国，秦国愿与韩国一道攻打商君。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韩国允准了。于是秦军进入韩国境内，在秦韩两国的围剿下，商君在黾池被围，反抗被杀，尸体被秦军带回秦国车裂示众。
　　 鉴于商君已有掌握地方军队对抗抓铺和对抗秦国的确切谋反行为，商君便已是秦国铁定的叛臣，没有人为商君平反，也没有国君敢为商君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