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的一生受尽命运的玩弄与折磨，但他不向命运低头，执意他的音乐创作，获得巨大成功，他的灵魂顽强，品格高尚，尤其是“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完全让我屈服的话，让我感动，铭记终生，影响颇深，为此有一段人生经历，让我至今想来还是喜悦盈怀。
　　 大约是1970年特殊时期，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知识分子要到农村接受贫下农再教育，老弱病残者除外。内部精神就是包括地主、富农的后代，历史有问题的人，摘帽右派，被造反派揪出来的所谓黑帮人物，掌权的造反派的对立面人物，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所谓下放，就是半年后停发工资，开除公职，成为公社社员。
　　 我和丈夫都在呼兰一中教书，反右斗争时他在别人给校长贴的大字报上签过名，属于反党行为，因为他雇农出身，没定右派，定为犯严重错误的“中右分子”，控制使用。“文革”时他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漏网右派，被学校革委会（造反派头目组成的学校领导班子，拥护江青“四人帮”的）内定为下放对象，并带家属。
　　 1963年初冬，学校让班主任带领学生打柴禾，归途中我从已结冰的呼兰河床摔到河底，胸椎压缩性骨折，第十二胸椎压缩了三分之二，医生说手术或穿钢马甲保护胸椎，我选择后者，学校工会出资，给我买了钢马甲，定为工伤。从此不能体力劳动，不能生育。如果下放我只能当不称职的家庭妇女。平时我和丈夫要赡养公婆，供小姑读书，贴补娘家的生活，月月入不敷出。我俩双双下放，靠丈夫种地养活我们两个家庭想都不要想。尤其是我从小学成绩优秀，很得老师宠爱，和老师感情深厚。认定教师是太阳底下最神圣的事业，当辛勤的园丁是我的理想追求，愿为教育事业奉献青春，乃至终生。此时我已经是合格的教师，连年被评为优秀教师，三八红旗手。如今无辜受戮，下放，离开我热爱的杏坛，我热爱的学生，我岂能甘心！想起贝多芬的话：要扼住命运的咽喉，绝不屈服。
　　 一天上午，革委会给全校教工做报告，动员大家自愿报名。其实，下放名单已不是秘密，不在名单之列的人“积极发言，慷慨激昂，踊跃报名”；在名单之列的人别无选择。七八十个人表态结束，时间已近中午，只余我一人没有“自愿”报名。革委会主任恰好坐在我对面，望着我，手指轻轻敲桌面：“还有谁没自愿报名？抓紧！”我望着他，表情木然，缄默不语。他再次催促：“快表态！该下班了！”我装聋，全然不理睬。不过，几十人的目光全聚焦在我身上，如芒刺在身，不自在，好尴尬。主任强调再三，我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有人敲边鼓了：报名吧，肚子饿了。我心想：对不起了！各位同事，你肚子饿了，只饿一时，我要报名了，饿肚子可是一世啊！明明革委会内定有我，还装腔作势，美其名曰：“自愿报名”，只要我一松口，他们就借坡下驴，赶我下乡，我就不借给你们这个坡，让你们这些驴在坡上蹲着吧！主任不耐烦了，又一次严厉督促，气氛变得很紧张，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依然缄默，我鼓励自己缄默到底！鲁迅先生说沉默是最高的鄙视，主任实在撬不开我的口，只好悻悻地说：“不口头报名，写书面材料报名也可以，散会！”我松了一口气，等着吧！写书面材料？我让你们望穿秋水！
　　 上午自愿报名这艰难时刻，我总算熬过去了，这场斗争我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下午上班，革委会五名成员之一的李某某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谈话，他是农村人，呼兰一中高中毕业，因为表现“积极留校”但没本事上讲台，只好当干事。当不了教师，心存不甘，“文化大革命”造反，上蹿下跳，整人的本事不可小觑，竟然窜到革委会五名领导人之中，相当于副校长。他找我谈话，态度傲慢，居高临下，对我拿出红五类的派头，训斥，威逼，恐吓。我心中暗笑，就你这个跳梁小丑，你能说服我？我一向轻蔑地，绝不回避他的目光，依然缄默。他滔滔不绝，讲了许多大道理未能奏效，我长时间的缄默，让他一筹莫展，他忍无可忍，气急败坏。我想一鼓作气，再而衰，是火候了，忽然开口：“你们革委会违背政策，我是工伤，毛主席说‘老弱病残者除外’，没等我继续说，他脱口一句“毛主席说了不算，呼兰县刘仲升说了算！”我拍案而起：“你说的？”我迅速从桌上翻出一张白纸，一支笔送到他面前“好啊！你敢说毛主席说了不算！你写下来签上名，我立刻报名！”顿时，他脸色惨白，呼吸急促，嘴唇哆嗦，瘫坐在那里，懵了，傻了，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此时我反守为攻，“写呀！有胆量你写呀！”我一再催促，真是老天相助！关键时刻他冒出这么一句。我抓住时机，跑到走廊大声喊：“大家听着，李某某说，下放，毛主席说了不算，刘仲升说了算，抓现行反革命呀！”我重复喊了几遍，把各办公室老师，革委会主任都喊出来了，人人露出惊讶神色。特殊时期这句话够他蹲几年大牢了。革委会主任快速架起我的胳膊，往办公室连推带搡，关上办公室的门。我不罢休，继续喊：“现行反革命不下放，为什么？包庇现行反革命？”主任说：“有话好好说，好好商量。”主任一再说软话，安抚我：“再研究，再研究，别激动。”这时正好有人找主任，主任让那人架住我，强行送我回家，我边和那人撕扯着，边大喊：革委会包庇现行反革命！
　　 晚饭后，革委会主任来我家，还没等我让座，对我宣布：“你因工伤暂不下放。”“你们早不知道我是工伤？暂不下放？你们永远也下放不了我，你们不是说自愿吗？我就是不自愿！放着现行反革命不下放，下放我？”革委会主任说：“你真厉害！你到妇联，县法院告我们。”“我厉害是让你们逼的，你们违背毛主席指示，让我下放，我就告到呼兰县，松花江地委，省委，上北京上访，既然下放了，开除公职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信不信？”心想：我已经背水一战了，最惨不过下乡，当个残废社员。你听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也舍得一身剐，敢把包庇李某某的革委会，李某人拉下马。”我的态度咄咄逼人。
　　 船到桥头自然直，造化弄人，俗话说老天饿不死瞎家雀，苍天有眼，让李某人冒出一句反动话，让我被置之死地而后生。
　　 此事以我的拼命一搏而告全胜，我扼住了命运的咽喉。
　　 半年后政策有变，那些下放的人被悄悄地调回来了。
　　 “四人帮”垮台后，革委会撤销，那些被下放的人重登讲台，依然是骨干教师，占尽校园风光，有人晋升为领导，有人调外省官至厅局级。我和丈夫双双调入哈铁分局，丈夫在铁中任教导主任，我在省重点中学当语文组长，因高考成绩优异，我多次受到褒奖。事业之帆乘风远航。
　　 李某某机关算尽太聪明，也“官复原职”，还当他的教导干事，升官梦成了一枕黄粱。
　　 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想起此事，我依然激动不已，豪迈喜悦之情溢满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