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民公社办得最为风光的那些年，按当时的体制所辖的有各大队、生产队，走的是集体路线。农业生产以集体为单位耕种，有的地方生产队面积大、人口多，不好管理，就分组作业，像出工、安排生产这等事，就落到了被指定为小组长的那个人身上了。虽说这小组长连芝麻大的官儿都不是，却在很多场合同样扮演着耀武扬威的角色。比如他可以高开你一天的工分，也可以低开你一天的工分；他可以今天给你安排活做，也可以今天不给你安排活做，叫你一整天一个工分也挣不倒——在挣工分、又靠工分去分口粮的那个年代，闲一天就是损失……总之，不管这个小组长愿意发作还是不愿意发作，就凭他手上的权力，你都不敢小瞧他一眼。
　　 那时，我还小，才是一个上小学的娃。以我幼稚的眼光看一切，那一切未知的东西都充满了新奇与幻想。
　　 春天来了——我对这个方面的记忆最完整，山上山下、田间地头，都披上了被春天认可过的新绿。学习之余，我们常常去山坡上割草捡柴放牛。特别高兴时，就在山中嬉戏一下，哼几声记得着词的歌儿，但就是唱不完整。
　　 我们上学的路上，叶片落尽、只剩光秃秃的桐子树，才从冬天的严寒中挣脱出来，开出了粉白色的花，静悄悄地喧染成一树。可不多时，那些艳丽的花儿就掉落到地上，形成了一地的花海。树上呢，则很快有绿茵茵的芽冒出来，仅几天的功夫，它们全都长大了——比巴掌还大的叶片，覆盖住了枝条间的距离。
　　 站立在冬水田之上的桐子树，则要承受风险。冬水田在没耕种之前，把水蓄得满满的。不论是粉白色的桐子花，还是老朽了的桐子叶，它们在掉入冬水田时，一开始都要在水面上先张望一阵子，之后才肯慢慢沉入水底。
　　 虽然我是个男童，可也襟不住小女生们亲手把美做到极致的诱惑，也把掉在地上的桐子花插到了头发里。等桐子叶长成时，更会把它摘来盖在头上，以遮太阳。
　　 不管是花朵的白色，还是树叶的青绿，只要我们在它们中间穿行，那胸前飘曳着的红领巾都很是醒目——更主要的是，它早就醒目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二
　　
　　 公社与它所管辖的各个大队及生产队，都用一根在空中东拉西扯的细铁丝与之联系，那铁丝比一根缝衣用的大针粗不了多少。如手臂粗壮的水泥电杆，有的栽到了田间地头，有的栽到了山岭狭谷，细铁丝越过了它们空荡荡的头顶，连成一条长长的线，拉向了远方。细铁丝常常经不起风的肆虐，以及人为的简单破坏，就败下阵来，随时都能影响“最高指示”的上传下达。
　　 家家户户柱头上的纸喇叭，就与那些在空中纵横交错的细铁丝最终相联。公社广播站的工作人员经常下来检查工作时，要么查寻细铁丝网成的空中线路，要么核查纸嗽叭的运行情况。听说单单一个小纸嗽叭的售价是几毛钱，人们都不愿轻易买它。纸喇叭的主要功能是负责传达“最高指示”，也会偶然放些音乐听。但农村人是不关心时事的，对所谓的音乐听不听无所谓——嫌那吵人。我们家的那个纸喇叭，常常从那里面发出来嗞嗞嗞的声音，而且音量还特别小。爹说可能是被雷击坏了，他也懒得管它，任由它在那里莫名其妙地响。广播站的人来检查时，父亲同样以无所谓的态度敷衍。
　　 广播声传出来的那一头，是宣传“最高指示”的所在地。那里住着一个让全公社人都觉神秘的大官——公社书记。他的名字无须多说，人们“景仰”的是他手中的权利。他爱头戴一顶变色的草帽，身背一个黄挂包，手拄一截竹棍，脚穿一双草鞋——这是他的标配，人称“四个一”书记。就他这副模样，一个人神出鬼没外出时，没人会认得出它。常常下乡去，连一顿午饭也找不到吃。
　　 常听父亲说起，高高在上的公社那帮人——自然说的是住在那里的领导，尽管他们见了百姓也能露出和蔼可亲的样子来，对他们的畏惧，却是发自内心的——毕竟那里是“衙门”所在地，它掌管着全公社每个人的命运。
　　 大队干部，只要说要到公社去开会，都会显得特别的神气。但当他们一回来，人们马上就觉得那会议的内容一定不轻松。还能有啥，不就是地里不产粮、到处有人饿肚子，要想办法增加粮食的产量呗！
　　 后来，等我不读书了，也参加劳动了，听大人们说得最多的，是公社的那些头头脑脑们最爱下乡了。下乡好作指示，好发号施令……
　　 也可能不全是这些吧！本身那时候的主要工作，就是“抓革命、促生产”嘛，也有人这样说。
　　
　　 三
　　
　　 生为农民的孩子，我们的学习任务是在边读书边劳动之中完成的。
　　 尽管我的学习节奏才进行到小学生位置上，但我已开始把羡慕的目光，投注到了邻居家那个高中毕了业、风光无限的“异类”身上了。她是我们整个生产队唯一的高中毕业生，即便在我们大队也没有第二个，本来她人就长得十分好看——就不像个以后要与土地打一辈子交道的人。我羡慕她的原因，是她仅以一张高中文凭，就在村里捞了不少好处，而且在全大队、全公社都成了风云人物。对比我们家，连个起码的学习条件都不具备，读个小学都相当吃力。倘以后要完成如她那样的高等学历，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后来，加之母亲做了一件完全可以上纲为“破坏农业学大寨”的错事，使我原本还想在小学毕了业、可以一路深造至大学的梦彻底给破灭了，我只有接受现实的旨意听之任之。青黄不接的二三月间，母亲在我们做工的一块油菜地里，把根部有黄叶的油菜叶子捡回家作了猪饲料喂了猪，被当时正找着茬的一个贫下中农发现并告发了；还有一件也可以看作是火上浇油的事，更是把母亲推到了风口浪尖。与我们同住在四合院里的一个大爷，他一生无儿无女，是个可怜的孤寡老人。母亲常把家里的饭菜接济给他，他每每吃了以后，都会以感激的目光期待下一次。这不，有次母亲就把我们蒸的包子拿给了他吃，恰好被他用作了举报的证据。那几天，恰巧队里红苕床子上的母头红苕被人偷了。大爷硬说是我们用偷来的母头红苕蒸了包子吃，吃下肚子的东西又不能翻出来看看。有这两起无中生有的事，让母亲蒙受的不白之冤就成了事实。要不是公社专门下来人说了句管用的话，不知还要斗争成啥样。“如果你们把阶级斗争的矛头对准了自己的同胞，天天纠结于这等小事不放，可能就要放跑真正的敌人了……”大家这才恍然大悟，一下子把揪斗的对象指向了村里的那个大恶霸——他的一个儿子及他的全家人身上。
　　 许是出于要抓个典型的需要，村里那个大恶霸的儿子全家——两个大人、一儿两女，一共五人，齐刷刷在篝火旁跪成了一排。他们的父母本想跪在最前面，批斗的时候从前面开始，就能让后面的子女们少挨些批斗。不料有人却先揪出了他们最疼爱的那个大女儿——她亭亭玉立，已长成了如花朵一般开得正艳的大姑娘。有人不怀好意地在抓扯过程中，把她的胸衣抓烂了。她自始至终一动不动地跪在那儿，把那一对惹人垂涎的白乳房露在了外面，引得贪婪的人像绿头苍蝇那样围观……回家的当晚，她就去跳门前的柳树宴自杀了。
　　 她死的那年，生产队遭受了两大损失。一是她担任的角色，在眼看马上就要去公社汇报演出的革命样板戏中，没人顶潜得了。队长虽然临时也找了个替代的，但完全演砸了；二是在要批斗的那些夜里，再没可以吸引眼球的所在，批斗变得枯燥无味了。
　　
　　 四
　　
　　 那些年，冬天总是盛气凌人。天气很阴沉，有雨、有雾，天空被一种“霾”包围。地上湿漉漉的——当然，空中也一样。所不同的是，看得见的土路，在绵绵的细雨中，很滑，一遛就能遛得老远，有时还摔跤呢！
　　 在浓浓的雾气中，滴答滴答的声音，充斥在山前山后、田间地头。
　　 出工了、出工了……荒腔走调的声音，在村子里传遍。于是，人们揉揉惺忪的眼睛出来了，像撒在地里的种子。地里，低矮的麦苗，在白色的柴灰与臭烘烘腐烂过的农家肥的共同作用下，在这个季节里始终不见拔高。
　　 人们汇聚在一起出工也只能做些轻巧活，这个季节里本身就没多少活干，冬天以它冷酷的样子沉寂着。冬水田收满了水，明晃晃如一面镜子，水里映照着并不通情达理的天。人们只能去捋些红苕藤，把那里野生的杂草扯走；晒场上，铁璇草的地缝里，有遗落的豌豆、黄豆、麦粒，把它们统统捡起来，积少能成多，也能成为糊口的粮；桐子树上的桐子已经被全数收回了仓，属于生产队的要分下户，属于自家捡漏捡来的另外储存，它们由青转黑，发出一种叠烂的味道，无疑都要在冬天过去之前全部剥完；难过冬的老牛，以及靠一年的积攒才在集体的饲养场里喂出来的一头瘦猪，它们的肉经过一天的分割与期盼，终于在天黑前分到了人们的手上，成为私有财产。所不同的是，前者结束痛苦、无声无息死在了夜里、死在了由它的挤压与反复踩踏才腐烂成肥的牛圈里。家家衬着还没天亮的那段功夫，趁黑把它们煮熟——也仅是煮熟而已，全然谈不上煮耙。大铁锅里、遮盖着热气的锅盖下，散发出一阵阵扑鼻的、清晰的肉香。这吃草的牛，它的肉就是经煮，肉就是香气浓郁……总之，冬天与其它三个季节相比，显得有些慵懒，却又最难度过。
　　 同样在冬日里，难度过的还有家家养在圈舍里的所谓年猪，它们当在青壮年时、眼看春天就快要到来的时候，遭到了最土气的方式宰杀。“今年这猪没名堂，只有二指厚的白膘”、“今年好像家家杀的年猪都不大，就看x家了，他家的猪还没杀嘛……”按猪的人，在刚死的猪面前，就大张旗鼓地议论开了，攀比时的表情无任何忌讳。家家的年猪就是被他们送上断头台的。
　　 年猪杀了，谁家都要把左邻右舍请一下，来的人就跟过六十大寿时请来的人一样，都是每家的头面人。汇聚在一起的饭桌上，端出来让他们吃的都是围绕猪肉做的菜品。最值得称道的、日后最有话题可讲的，是被称作“斧大老壳”大的那碗坨子肉，一人两坨，再就是另外一盘有巴掌那么大的片子肉。这一碗一盘的两份肉，最能说明这家主人舍不舍得了。
　　 桌上的那个白瓷口缸，在八人一席的人们面前反复转来转去的，“王兄弟请嘛！”、“哦，你先请”……
　　 缸子里的白酒，就在这经年的习俗之中，散发出传承着的人情味儿。
　　 桌子下啃着骨头的老狗，也在反复地咀嚼着从骨头缝里飘溢出来的不尽的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