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翻现当代史，只要读现当代文章，特别是新文学运动、五四作家的书，就会发现，即使没有出过洋留过学，只要是识得字读过书，都直接或间接地受“西学东渐”思想熏陶颇深，都对不把尧舜禹、商汤、周文武，这些三代帝王的名字排在一起，就做不出文章的八股文深恶痛绝；更不会把若干皇帝排在一起，做成所谓的诗词文章加以炫耀，因为他们对国粹“圣皇顺民”，是恨不得从坟墓里拉将出来，高高地挂在城门洞上，并进行鞭尸，都不解其恨，故此请来了“德”（民主）“赛”（科学）两位先生，以箴砭其“病”，遂诊断出就是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制度，就是“癌变症根”。
　　 反等级斗争，是起源于十七世纪末的欧洲理论学说，对我们是舶来品，其目的是要推翻等级，但倘若在“以子之予攻子之盾”的过程中，一旦稍有差错和纰漏，则会自然落进推翻等级巢窠，而推动其新等级的“泰山北斗”，在“月宫”里矗立起来，而成为才由“新”而“老”的“青年旅社老干部活动中心”，而若蒋介石一样所谓退守台湾，并随“你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之风，而“复古”加飘洋过海，好不“快”哉。
　　 这两段说的是：有点若“核心”的。这里接着“后话”。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前后，凡留过洋的，自然因其留学地的不同，而分为两个阵营，即欧美阵营，和日德俄阵营；后来，欧美阵营的都基本上去了台湾或者海外，日德俄阵营的都基本上留了下来。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的钱穆与吕，都没有留洋经历；吕留上海，钱赴香港，临家门未入多年，才转身迁台北，直至辞世，享年95岁，也算奇葩“一朵”。一晃，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都一百多年了，其功过得失，早有定论，何需我者夫老农，在此分外多言，遂按下笔头，一是为赶紧撇开上述这些原不该在此说的话；二是为赶紧将要在此说的话，赶紧地黑墨落在白纸上，写到下面去。
　　 我要说的，我要写的，本来是鲁迅先生他们那时的打笔仗，真的是很好“玩”；这是我从他们的书里知道的：阵式大，参予的人又多，并且一个个又都笔头了得，比神笔马良，都厉害多了。鲁迅，胡适，刘半农，梁实秋，陈源……还有很多很多；他们就如古时的打仗，骑一匹马，扛一无论是刀、是枪、是戟，还是锄头，抑或扁担——只要能打仗的“家伙”，就行。他们就这样你来我往，骑马对阵，成了通俗小说，比如《三国》和《水浒》，或《说唐》，或《七侠五义》等里面所写：大战二十回合，五十回合；“哗”地一下，就是一百回合，二百回合；但却又不是那些通俗小说所写，因为他们都没有“落马”败下阵来，而哪位先生就因此战死——就是连缺胳膊、少腿脚的，也没有啊；当然，也更没有被擒做了“俘虏”的。其实，事实上则是：连半根头发，也没有少。不然咋叫笔仗，而不叫打仗呢。
　　 扬、墨，是春秋战国的两个学术流派。我们在看古书时，最常看见的，就是这个句子：入扬则出墨，出墨则入扬。完全的水火不容。我们由此受一种毒害，也颇深。只要你和我属两个阵营，那么你反对的，我就支持；你支持的，我就反对；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只要你和我属两个阵营，则必然是刀枪相见，互不能容，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可再往深处想想，也不尽然，世间的事，复杂得很，不是非此即彼、即此非彼，就能一目了然的那么简单。这种风气，到了韩愈，就达到了巅峰，凡非我族类，都是异教邪说，所以才有唐宋八大家魁首的《原道》《原毁》和《论佛骨表》等文章，特别是那自大的、以朝廷命官自居的《祭鳄鱼文》。
　　 出扬则墨、出墨则扬，这种风气也一直存在，并影响了我们对鲁迅、陈西滢、梁实秋、郭沬若他们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是我们在有形无形中，让有意无意地牵了人的鼻子——请设想一下牛吧，庞然大物，一旦被刺通鼻孔，穿上牛鼻绳，一牵就因疼而听话——不止听话，还乖——故此，我们因鼻孔没刺通穿上绳索，就自然戴上了有色眼镜，跟着扬某抑某，走了好些弯路；好在鲁迅先生彷徨的呐喊，也就是大呼一声，就让我虽有近视眼镜，而摸着回到了那条先生说的“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的路上了，而让我重新认识了他们的赤子之心与情怀。
　　 但有一种人，是特别的令人作呕的，他一个现在的人，却装起一副大肚能容天下事的模样，竟对百年前的大师们的打笔仗，说什么这叫“英雄一笑泯恩仇”。在我看来，有此想法的，是连“胡扯”也算不上的“脱了裤子，光着屁股放屁，却半个屁也未能放出”的自以为是。试问，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产生的鲁迅、陈西滢，他们那些大家——他们根本就没有“恩”和“仇”，何需要泯！他们有的，都是眷眷赤子之心、殷殷赤子之情；都是在打笔仗中，以呆滞之“童年”无忌，把自己的语说了出来而已；除此之外，并无其他。鲁迅先生、陈西滢先生们的肚量之大，岂是一百年后的我们，能窥得半根毫毛的啊。
　　 照我看，是现在的我们丢了脑子，双脚跟着屁股又走又站——何谈其肚量，早忘却了五四大师的肚量，而在现在的入墨非扬、入扬非墨的，跟着排位站队，而弄出来的——也或许就是：我们已经吃饭胀着了的，无聊消饱胀打臭嗝，而尽不自知地，做出的荒唐糗事。照我看，即使是后来，曾经出海留洋的两派的留与走，都是赤心赤情，没有什么要那么这么的说点什么的大可不必。唉，请跟我一起来看下面的一段话；如果看了，我相信，我们或许都能很快明白：鲁迅也好，陈源也罢——都能明白他们的肚量，并以他们的肚量，有以自勉的。
　　 梁实秋并没有因为鲁迅先生，和陈源和他打过笔仗，就要对鲁迅先生加以半根毫毛的诋毁；不但没有，反而对鲁迅先生的评价很高。他在《西滢闲话•梁序》里说：“自新文学运动以来，散文作家辈出，其中有几位是我私人特别欣赏的。首先应推胡适之先生，他的文章明白清楚，干净利落，而且字里行间有一股诚挚动人的力量，在叙述说理方面是一个很崇高的标样。周作人先生的文字，冷落冲淡，而且博学多闻，往往逸趣横生。徐志摩先生文中有诗，风流蕴藉，时常浓得化不开。鲁迅先生有刀笔之称，不愧为‘辣手著文章’，看他笔下纵横，嬉怒笑骂，亦复大有可观。陈西滢先生的文字晶莹透剔，清可见底，而笔下如行云流水，有意态从容的趣味。”
　　 同样，陈源先生，也同样没有因和鲁迅打过笔仗，就记恨鲁迅先生，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白话文，没有几个能写通畅的，胡适算第一个写得通的，鲁迅算第二个”；而据他的女儿陈小莹的回忆，“可是我父亲却把鲁迅的《阿Q正传》认为是中国十大不朽的名著之一”。这真是说来有趣，也从此可见新文化运动、五四作家们的客观地方，是他们肚量的宽宏大度；这就是《新约》讲的慈悲和宽恕，我们的老祖宗孔子也讲宽恕，但我们却忘了，只有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不需要学，更不需识字，都无师自通，成为了神奇神秘基因遗传密码，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一用，并似乎要在无形中，将具备先知天赋的，我们的某个兄弟姊妹，给予无情的“诛灭”，才甘心似的，糊涂地活着，还以为“幸福”，而“正确”。
　　 最近几年，因我读鲁迅的书，读陈源的书，读胡适的书，当然也读梁实秋的书——“读其书，想见其为人”，然后就经常以他们的肚量有以自勉。所以，依据我个人的蠢笨感知，我私下给自己在时下怎样培养肚量，分三个阶段，开了三味“药”。
　　 一要试着做个我自己。所以者夫我：五十五而不是六十就退休，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比如，翻翻破书，写写破字，偶尔屁股儿咬了做篇破文章；留大胡子，是为了看看离同求异有多难；朝彻，见独，坐忘，那是成道之人，而我只是在尽量的做个我自己而已。
　　 二要不弄简体字“会”人云亦云，而要有点繁体“會”的味道。这是说，应尽量的这样做：有时，大家都说什么，你不再跟着说什么；大家都看什么，你不再跟着看什么；大家都做什么，你不再跟着做什么。你如果是这样，我就要恭喜你，你已经是一个你自己了，而不再是他人的附属影子，只会不靠脑子跟着屁股走。
　　 三要看得惯别人做个我自己。这就是说：有一天，你不再认为你做的就万分正确，而不再要人跟着你做；你不再认为你看的就万分正确，而不再要人跟着你看；你不再认为你说的就万分正确，而不再要人跟着你说。这说明你已经成道了，而把我们甩到了身后，甩得很远很远。
　　 写到此，外面的鸟儿也喳喳地叫；但我听来，却是一曲心灵的歌；我也为此有了傻和呆，而点上一支烟，让心中的嘀咕，若口里吐出的烟圈一样地飘：唉，等我者夫把肚量培育好了，我就来个大言不惭，时髦摩登着，弄个时光穿越，去另一个时代，与陈源、梁实秋、鲁迅、胡适们，甩甩笔仗玩玩，以检验一下，我的笔头的力量和肚量，到底的如何……我虽不是唯心论者，也未有宗教信仰，但此时则正襟危坐，心中虔诚祈祷：
　　 神灵啊，请原谅者夫我的狂妄！
　　 （作者注：此文系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