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上小学五年级时，在乡供销社上班的大哥送我一个厚厚的笔记本，美观大方，印刷精美，里边还插有几张山水画，我好生喜爱。当时的语文老师名叫陈国栋，要求每个学生每周完成二篇日记，这个笔记本刚好派上用场。
　　 陈老师五十出头，个头高，脾气暴躁，学生都很怕他。那天他上作文讲评课，说同学们写的作文，没有好好回头检查，错别字特多。随后点名叫我站起来，对我话，你这家伙，犹如落下瓜儿就忘——不长记性，老是把“但是”写成“担是”，总是改不过来，太粗心。看到陈老师凶巴巴的样子，心想老师给学生修改作文，是份内的事，再说其他学生也有写错的地方。有的错得比我还多，真是半夜吃柿子——专挑软的捏。想起陈老师近段时间老是批评我，我气不打一处来，一抬头看见他前几天写在黑板上方的毛主席语录：“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 其中两个“楚”字写得不一样，我不知那来的胆子，对老师说，老师，谁没有错嘛，你看黑板上方那幅标语中的“楚”字，同一个字，写法大不一样，肯定有一个是错的。
　　 听我这样一说，全班同学哄堂大笑，眼睛齐刷刷聚焦标语上，并叽里咕噜议论开了。这下子，我可闯大祸了，陈老师鼻子都气歪了，立马跑过来，扯着我的耳朵来到讲台前，面向全部学生站着。他气呼呼地指着那两个“楚”字，说那是草书，没有错，是我不懂。然后转身批评我不知天高地厚，错了不知悔改，还敢顶撞老师，真是吃下豹子胆了。狠狠训了我一通后，陈老师让我写检查，否则要从严处理我。
　　 放学回家后，父亲见我闷闷不乐，一句话也不说，问我遇到啥子事了，我知道纸是包不住火的，就一五一十把在学校被陈老师批评的事说了出来。性格温和的父亲听了后，有点急了：儿子，这不用说，是你的错。常言讲，严师出高徒。老师对你要求严格，是好事，说明老师很看重你。你却把老师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竟敢当着班上学生的面和老师唱对台戏，简直是无法无天，你明天主动去找老师承认错误。
　　 父亲的一番话，让我如梦初醒。当晚我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发生的事，自己有三错：一是不虚心。没有端正学习态度，不仅没有认真反思检查，还对老师的批评有意见。二是不细心，时常写错别字，马虎大意，敷衍塞责，还自以为是。三是不尊重老师。公然在课堂上顶撞老师，错怪老师，目中无人。今后要端正学习态度，引以为戒，痛改前非，尊重老师。
　　 第二天到校后，我主动找到陈老师，把自己写的检查和日记拿给他看。老师看过检查，又看了我日记中记录的所见所闻，表扬我书写认真，内容朴实生动，还引用了书本上的锦言佳句，是下了一番苦功的。他希望我以后要像日记中写的那样认真学习，知错能改。陈老师语重心长地说，坚持写日记，既能为一生留下美好的回忆，又能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陈老师几句激励的话语，犹如一剂强心针，让我劲头十足。打那天起，我越来越喜欢写日记，要是偶尔有事耽搁，一两天不写日记，心里空落落的，总感觉有什么事没做，一点也不踏实。就这样，我一边用功读书，一边认真写日记。从小学到高中，写记下了满满的一本日记。
　　
　　 二
　　 参加工作后，即使工作再忙，我仍然坚持每天写日记，把工作中的调动升迁，功过得失等写进日记，也会把生活中有意义的好人好事及重大事情记录下来，或把自己心里的喜怒哀乐，人生感悟诉诸笔端。走到那里，日记就写到那里，从未间断。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被分到原息烽王家坪乡信用社工作后不久，有一次乡信用社主任龚学品安排我下乡收贷款，我了解到甘溪村的许多村民要到流长粮管所卖油菜籽，想到这是收贷款的大好时机，决不能错过。去了之后，果然如我所料，当天就把多年来没收到的老大难贷款收到了，完成了工作任务。那天下午，应邀到该村一位老同学家里吃饭，由于多年未见，心里一高兴，就和老同学喝起了酒。
　　 回到乡信用社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那时通讯不便，无法与单位联系，没想到老主任担心我，一直没有回家，在单位等着我。看到我提着一包钱回来，闻到我满身酒气后，就板着脸说我胆子真大，敢提着公款去喝酒，走夜路。说我干的是经济工作，不是小孩儿过家家。要是出了事，谁负责任。他让我第二天必须在职工会上作检查。
　　 当晚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老主任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回荡，虽然劳累了一天，但却毫无半点睡意。我立马翻身下床，提笔写了一篇日记，记下了当天的事情原由，尤其是老主任的谆谆教诲，犹如警钟，让我从内心深处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暗下决心，保证以后在工作期间不饮酒，严守单位纪律。
　　 最难忘的是我在息烽县养龙司乡工作时，为了提高农民经济收入，乡里计划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蔬菜生产，可时任乡长在工作中与我想法不一样，认为许多老百姓习惯种粮食，不愿意改种蔬菜，发展蔬菜种植难度很大。若是弄不好，乡干部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更没料到的是他居然在职工会上与我唱反调。我事后主动找他交谈，但他对我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
　　 我过后静下心来，冷静思考了一番，终于想通了。在日记中写到，古言讲，同船过河有三分缘分。我和乡班子成员及所有同事因工作走到一起，更是难得的缘分。工作中持有不同意见很正常，我也许有作得不对或被人不理解的地方。今后我要多听别人的意见，善于团结意见不一，甚而反对自己的人，对他们要多包容，多勾通，多商量。不能因自己是“一把手”，就高高在上，用权势压人。同时，一定要多查找自己的不足，多看别人的长处，识大体，顾大局，尽心尽力把工作抓好。
　　 没想到有一天，我和乡长去县里开会，同住一间宿舍，下午休会时，我外出有事，由于离开匆忙，忘记把随身携带的日记本收装到包里了。巧的是乡长的笔记本与我的日记本颜色、大小相似，他回宿舍后，不经意间拿错了日记本，拿着我的日记本翻看，发现了我写的那篇反思日记。
　　 从那以后，乡长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思想上，工作上都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再扯皮了，还经常给一些有不同意见的同事做工作，要求大家要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尽往一处使。那几年，乡里不仅蔬菜发展得好，农民种菜增加了收入，而且其它各项工作也走在全县前列。后来，我调离乡里时，乡长悄悄向我透露了他思想转变的“秘密”，是因为那天在县里开会时，他无意中“偷”看到了我写的那日记，深受感动。
　　
　　 三
　　 四十多年来，日记记下了我生活的点点滴滴，好似一座矿山，我犹如一个采矿工人，一头扎进“矿山”，不停地开采挖掘，然后把它们加工成一篇篇稿件，向报刊杂志或新闻部门投送。日记成了我写作的“好帮手”。
　　 那年冬天，冰天雪地，寒风刺骨，许多农民都坐在暖烘烘的火炉旁，尽情享受新春佳节的欢乐，唯有息烽县流长乡大兴村的独腿残疾妇女朱太先，带领着孩子们艰难地在自己的责任田里砌石坎，淘泥沙，恢复去年洪灾给她家带来的损失。我下乡看到后，心灵受到触动，掏出日记本如实记下了她的家庭、生活的详细情况，以及她拄着拐子在田地里吃力劳动的情景。
　　 回到乡里，我以《独腿女强人》为题，把她身残志坚，坚韧不拔，从不伸手向上级领导要这要那的感人事迹写成了一篇通讯稿。投稿后，省市报刊分别给予了刊载。接着，乡党委政府又号召全乡群众向残疾女强人朱太先学习，鼓足干劲，奋力争先，早日摆脱贫困，走上致富道路。
　　 那些年，我日记本里，不仅记着好事好人，还时常记着群众反映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及他们的所想所盼。记得1994年4月的一天，我乘车途经某地国道线上，恰遇乘坐车辆轮胎被划破，驾驶员只好停车，掏四百元钱在路边买了一个轮胎。当驾驶员把买的新轮胎运到修理店打气时，修理人员看了看，告诉驾驶员说：“师傅，这是个假轮胎，你是不是在路边买的？”
　　 当时，我出于好奇，和这位修理工攀谈起来。他告诉我说，这些出售假轮胎的都是当地农民，他们出十多元钱收购周边驾驶员用过的废轮胎，或到轮胎厂去买不合格的轮胎，简单加工后在路边出售。出售一个胎子，要赚三四佰元，这些轮胎一打气就要破裂，根本不能用。可这件事也一直没人管。
　　 我听后，将这件事记在日记本上。当时，息烽县属安顺地区管辖。晚上回到家里，匆忙吃过夜饭后，我拿出日记本，写了一篇《四百元钱买个假轮胎，如此坑害消费者，谁管？》的读者来信，第二天一大早向《安顺日报》投了稿。几天后，《安顺日报》刊登了这篇文章，有关部门见报后，立即派执法人员深入现场，取替了轮胎非法经营点，并按有关规定进行了严厉处法。许多群众闻讯后，无不拍手称快。
　　 几十年如一日，我写下了厚厚的五本日记。一路走来，这些日记立下了汗马功劳，使我的思想境界不断提高，文化素养和写作水平不断提升。近年来，我已将多年在中央、省、市报刊发表的上百篇文章编辑成《觅绿》一书，长篇小说《疯狂的梦》，散文集《河边的鹅卵石》已分别在2021年8月，2023年5月由台海出版社、团结出版社出版。
　　 每当翻阅起这些日记本，历历往事，犹如幻灯片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如今，我虽年愈花甲，但仍将笔耕不辍，继续用日记留住岁月的本真，留住光阴的痕迹，让晚年生活更为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