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开销和我们四姊妹的学费，像千斤巨石，压得父亲喘不过气来。在焦头烂额之际，父亲买来一台面条机，打算开面坊。听到消息后，村里人聚在一起，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有的说父亲太过冲动，没有拜师学艺，就冒然行动。也有的说父亲败家，只会浪费粮食和金钱。聊到父亲的面条机只会变成一堆废品时，他们甚至笑得很大声。母亲听到这些话语时，表情变得凝重起来。我抬头看着父亲，以为他会改变计划。没想到他挑着一担麦子走出了家门，说是要去六队磨面。母亲忧心忡忡地对我说：“你爸爸就是一头牛，倔强得很。”
　　 父亲将面粉挑回家的时候，家里来了好多人。众目睽睽之下，父亲不慌不忙、胸有成竹地开始和面。他麻利地将面粉倒在一个大型木盆里，用手掏出一个拳头大小的坑洞，拿水瓢从缸里舀水，缓缓倒入洞口。一时间，清水四处流动，慢慢浸润着面粉。等面粉沾上水后，他用双手慢慢地搅拌、揉搓。盆里的雪白，戏法似的，换成泥色。随之而来的是面粉外形的悄然改变，看上去已成一片絮状的样子。父亲用手紧握面絮，又放下轻轻揉搓，然后满意地笑了笑。
　　 在醒面时，父亲往面刀上滴了几滴清油，再把面条机上的Ｕ型木槽搽拭干净。时间差不多，该做面皮了。父亲有力地搓了搓手，将面絮倒进面条机的木槽里，吩咐母亲看着，在面絮用完之前，必须补上。看着只能倚靠人力工作的面条机，父亲深深地吸了口气，双手紧握铁环上的木柄，双腿尽量分开，脊背忽上忽下，手臂伸缩交替，让铁环飞快地旋转起来。父亲的衣服有了汗渍，在咯吱、咯吱的响声中，面皮从机器里钻了出来，不甚光滑但粘合很好。
　　 反复加工，面皮看上去晶亮柔韧后，父亲将面刀拧在出料口。不一会儿，均匀的、跟刀口宽度相同的面条，连绵不断地流出。母亲一手用竹棍挑起面条，举过头顶，一手用剪刀在出面口下方，将面条剪断，顺手挂在旁边的临时面架上。霎时满屋面香弥漫，围观的人瞪大了眼睛。他们伸出拇指，对父亲一阵猛夸。父亲脸上神采飞扬，嘴里乐呵呵地说道：“晚餐请大家吃面，管够。”在欢声笑语中，最后一挂面条出场了。父母小心翼翼地将挂面，搬到屋外的面架上。温暖的日光下，柔韧光滑的面条，如万千银丝，在微风中飘荡。
　　 三天后的黄昏时分，面条干透了，父亲将面条放在面板上，朝着同一个方向叠放整齐，抽掉竹棍。他左手扶面条，右手握刀用力下按，去掉首尾两头。在“咔嚓、咔嚓”的清脆声中，面条已被分割成筷子一般长的小节，最后被包装成一斤或者两斤重的小捆。那时的乡村，面条可是难得的美味佳肴。尝过父亲面条的美味后，村里人早已奔走相告。初次做的面条，被大家一抢而空，不苟言笑的父亲，嘴里却“啦、啦、啦……”地哼起了自编的歌曲。
　　 从此以后，我多了一个神圣的任务，每逢晴天，必须举一根长竹，在地坝里巡逻，以防馋嘴的麻雀或者鸡鸭。有时我贪玩，追赶蝴蝶、蜻蜓或者别的什么，忘记了自己的职责，面条总会损失一些。这时胆战心惊的我，总以为父亲会暴跳如雷，打我一顿。可事实上父亲只字未提，他好像压根就不知道面条被偷吃这回事一样。
　　 每个夜晚来临前，父亲会将挂面从地坝里移到屋内。有一天清晨，家人发现面坊里的地板上，全是散落的细碎面条。父亲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老鼠，起初无计可施，他只能几夜不合眼的蹲守，身体困得不行。看来，此法可不是长久之计。没有多少文化的父亲，逼着自己冥思苦想，灵光一闪，他用铁丝和木板做了一个旋转防鼠器，挂在面条上方。老鼠经过时，动静越大，防鼠器转得越快。这样一来，即便面条近在咫尺，老鼠也只能干瞪眼。雨季时，父亲挑着面条走街串巷。一场暴雨说来就来，父亲成了落汤鸡，箩筐里的面条也粘连成团。有了这次教训，父亲再次出门前，必定在箩筐里放好塑料薄膜，把面条包裹得严严实实，自己头上，戴一顶圆形草帽。接连解决两个难题，父亲朝母亲挤眉弄眼：“刘老板，我这么聪明，你都不夸夸我，真是的。”
　　 自从面坊开业后，还要侍弄庄稼的父亲更忙了。即便到了农闲时间，父亲也不能呆在家里休息。只要天露微光，他就挑着面条出门，夜色深深才能回家。出门时挑着沉重的担子，回家时肩上的担子更沉了。面见陌生人会脸红心慌的父亲，沿途一路吆喝叫卖。他厚着脸皮求人，像个乞丐似的，只为能多卖出一些面条。回家时，父亲看起来疲倦不堪，他咕咚咕咚地喝了一瓢水，狼吞虎咽地吃着母亲盛的饭菜，沮丧地对母亲说：“今天只赚了三角钱，幺女的学费要五块哒，差得远呀！”母亲神色暗了暗，说道：“还有一段时间，不行就去借吧！”
　　 夜漆黑如墨，抬头望天，有几颗星星忽明忽暗地挂在天上。通向村外的小路淹没在黑暗之中，看不到出口。父亲早早地躺在床上，实在太过疲倦，身子挨着床板，就响起了鼾声。
　　 不知道父母从哪里筹来的钱，他们在任家庙小学给我报了名，交了学费。期末考试，我得了全班第一，班主任老师给我奖励了十支铅笔。回到家时，正在面坊里忙碌的父母，停下手中的活计，相视而笑。父亲用他那满是老茧的手捏了捏我的脸，兴奋地说：“只要你成绩好，我一辈子当牛做马，也值了。”面粉扑在我的脸上，眼睛灰蒙蒙的。
　　 第二学期开学不久，老师教我们跳舞，她说只要学会了，就可以在儿童节那天去街上表演。我认真地跳着，想象着六一节的热闹场面，期盼着六一节能早点到来。可是后来，我又不想过六一节了。老师说，六一节那天，表演者必须穿白上衣，红短裙。我不想为难父母，买衣服和裙子，需要钱呀。同班的小萍是我的邻居，她父亲在厂里做临时工，领了薪水就给小萍买了新衣服、新裙子。那天，她穿着白衣服、红短裙，在我家晃来晃去，嘴里说着：“好看吗？你的什么时候买？”
　　 “我不喜欢跳舞，没趣。”我违心地说。小萍悻悻地走了，我坐在门槛上，偷偷地看着她的背影，那美丽的衣裙总在我的眼前飘荡。后来的舞蹈课上，我故意出错，希望老师不要选我。老师真怪，竟然当着全班同学夸我舞姿优美，她还说六一节那天要给我两朵大红花，让我站在队伍最前面，我都快被气笑了。
　　 六一节前夕，我走进程老师办公室，说头痛想要请假，没想到程老师递给我一套崭新的衣裙：洁白如玉的衬衣，红得耀眼的短裙。她说：“你有一个伟大的父亲，为了让你过一个开心的六一节，他再三嘱咐我一定要让你登上舞台。他用卖面条的钱，给你买了衣裙。转交给我时，还要我为他保密，怕你有心理负担。可我觉得应该告诉你实情，好多次，我看见他挑着面条走街串巷，迈着一颤一颤的步伐，扁担下那沉甸甸的箩筐和那矮小瘦弱的身形，总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他连日来步行那么远的路，即便是头牛，也会体力不支的。”原来父亲这些天一直奔走在麻柳、大风、檀木、亭子的场镇。这些地方，离家最近的有5里，最远的有30里。乡村场镇不是每天赶集开市，只要哪个地方开市，他就往哪里走。想到父亲疲倦不堪的面容，我的眼泪不自觉地掉了下来。
　　 六一节那天，我随着舞蹈队路演，在乡镇的公路上尽情地跳着、唱着，心里别提多开心了。突然，在围观的人群中，我发现了父亲，只见他卷着裤腿，肩上搭着一根褪色的毛巾，衣衫有些破旧，一双青筋凸起的手紧握着箩筐上的麻绳，狗搂着脊背，跟着队伍缓缓移动着脚步。我看看自己崭新的衣裙，再看看父亲，禁不住泪流满面。我的傻父亲，他完全可以用卖面条换来的钱，为自己买一件新衣服的。
　　 小学二年级时，听到村子里的人都在议论电视剧。院子里的廖明哥哥说，山那边的刘家村有户人家买了电视，这几天正在播放《霍元甲》。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禁不住诱惑，和几个小朋友跟着廖明哥哥去了刘家村。刚走到屋后的垭口，天就黑了，第一次走夜路，突然窜出一只野猫，我被绊倒在一团牛粪上。一段上坡路后，又是一段长长的下坡，然后还得跨过一条水渠。这是一条没有桥的水渠，我迈腿时有些胆怯，脚一滑就掉进了水渠里。同伴们吓得哇哇大哭，廖明哥哥把我捞上来时，我呛了几口水，身上的衣服湿透了。乡村初夏的夜晚，还是有点凉意的。赶到刘家村，《霍元甲》已经开播第二集了。看完电视回到家，已是深夜时分，父母还在面坊。我垫着脚尖，悄悄地往卧室走。母亲大吼到：“这么臭，赶快把衣服换了。”父亲抄起竹棍就要打我，从来没有发过脾气的父亲，眼睛被怒火染红了，我浑身颤栗起来。其实竹棍落在我身上，也没有多痛，只是他的声音有些吓人：“走夜路多危险呀！以后不准去了，听见没有？”
　　 好长一段时间，我在梦里看《霍元甲》，像是蒙着一层纱，始终看不清图像。努力地睁眼，发现一个黑影，父亲低沉的嗓音传来：“你这孩子，怎么老说梦话呀？”
　　 “穷人家的孩子不能看电视，还不允许做梦了吗?”我没有回答父亲，心里却是这么想的。父亲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思，叹了口气，离开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淡忘了看电视这件事。
　　 有一天放学后，我背着书包走进家门，发现家里来了好多人。一台崭新的彩虹牌电视机，显赫地出现在木桌上。哇！我瞪大了眼睛，父亲接过我的书包，笑盈盈地说：“快去做作业，以后休息时间，允许你看会儿电视。”
　　 我美美地看看父亲，心想他的面坊真是个聚宝盆，财源茂盛呀。后来母亲交给我一个账本，叫我核算一下，看看父亲还有多少钱没有收账。密密麻麻的账本上，记录的全是小账。东家两角，西家五角，上一元的很少，甚至还有分币。母亲说：“农村卖面，实际上是物物交换，一斤麦子交换八两面条，另外支付两分钱的加工费。”原来面坊赚钱这么艰难，并不是我想象的样子呀。一台电视机的卖价是350元，父亲要付出多少心血才能换得？我的心莫名地有些痛。母亲满脸忧郁地说：“面坊工作十分辛苦，这些年，你父亲的胳膊和手腕严重劳损，疼得厉害，再这样下去，该如何是好？”
　　 父亲本可以好好地享受生活，不用这么累的。他的苦痛，全都是为了给儿女撑起一片蓝天。我不由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取得优异的成绩。只有不辜负他的期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有能力回报他的养育之恩，才能减少他的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