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红城县的群众工作局，还挂了一个牌子叫“信访办”，是县委和政府的直属工作部门。县信访办设在政府院内靠右的一排平房里，相连五间，打通两间做群众接访大厅。门前一棵桂花树，已有九十年树龄，据当地老人讲，桂花树是一九三三年红军路过红城县时所栽，树干粗壮，枝叶茂密，蓬起的树冠把一排平房遮盖得严严实实。树的四周用大理石做成条凳，除了用来保护树根之外，还有一个用途就是可供来人落脚休息，尤其是夏季，还是乘凉的好地方。
　　 近年来因为城市改造和扩展，拆迁补偿的矛盾相对突出，群众上访不断。有的上访者没有达到个人目的，经常围坐在桂花树下，无论怎样劝说也不肯离开。有时挤得水泄不通，甚至影响政府大楼的正常办公。令先华是一个老上访户。上访的是二三十年前的陈年旧事。那年修建云峰水库大型水利工程，拆了他家祖辈留下的老宅四合院子，占了他家的土地。按照赔偿政策，已一次性全部赔清。当时他还在上小学，赔偿的事是父亲经手的，哪里轮得到他操心嘛。最近几年，因为修高速公路占地，国家赔偿标准，高出当年集体修水库补偿的好几倍，令先华因此不服，不断向镇里、县里，甚至越级到成都、北京上访，整得镇里和县里的领导很头痛，看见他就想躲，但又不能躲。
　　 有一年，正值北京召开“两会”，令先华进京上访。县政府分管信访工作的副县长龚县长带领信访办和维稳办的同志，前往北京说服他回红城县解决，他死活也不肯回来，一定要见到北京的大领导解决了自己的问题才罢休。龚县长是个女同志，苦口婆心，软硬兼施，无论怎么做思想工作都不行。令先华还说，我咋会轻易相信你龚县长、一个女县长？就是母县长来了也不行。龚县长一行七八人，说尽千言万语、费尽千辛万苦，令先华提出的一些无理而过分要求，要让政府为自己解决农村低保，还建一栋楼房。他还提出，儿子在家没事干，要为其安排工作。还一定要到政府机关上班，也要像龚县长一样，至少当个副县长。显然这是一些无理要求，不可能满足他。但为了稳定大事，无可奈何，龚县长也只有口头答应：都可以，只要你回到红城，什么事都好说。她想，她仅仅是个副县长，反正说话也算不了数，就口头答应他。令先华同意一起乘坐飞机返回。令先华回到县群工局，负责接待他的是另一位县政府领导。群工局的同志介绍道：“这是红城县副县长，姓母，叫母县长。当年你家拆迁时，他是你们镇里的党委书记，最清楚情况，今天由他当面向你解释。”母县长就当年修水库的背景、修建经过、补偿政策，讲了两个多小时，头昏眼花口干舌燥。令先华当然不服这一套，认为是在忽悠他。
　　 一个月内，北京两会闭幕。令先华再到群工局大闹，认为是龚县长把他从北京哄骗回来的，而母县长在群工局的接待，也是“抹稀泥”，没有诚心解决他的诉求。令先华心里很是不高兴，越闹越凶，口里抱怨道，我倒不管你龚县长母县长。说着，冲上政府办公楼，要去见书记和县长，书记和县长答复不好，他就从十二楼顶跳下来。上了四楼，县长不在办公室，再上五楼，书记正在主持召开常委会。他还没找到常委会议室的门在哪里，就被几个追赶上来的保安拦住。正与他说着话，转眼间，令先华不在了。大家都急了，有的向楼下跑，有的向楼上找。正在慌乱中，院子里突然传出“楼顶有人跳楼”的吼叫声，也有人立即拨打110电话。很快，消防队员、公安警察赶到现场，拉起气垫，积极施救。政府院子内，围观群众，还有救护车及医务人员，把被围得水泄不通。大街上也有人乘机制造混乱，大喊大叫：政府院里有人跳楼了，有人跳楼了……经过两个小时的紧张营救，终于将令先华劝说下楼。
　　
　　 二
　　 回到群工局，公安的同志严厉批评了令先华的过激行为，训斥他“如再无理取闹，就要拘留他”。令先华的情绪渐渐缓和了，最后通知其儿子，将他接回了家。不久，县政府傅县长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将群众工作局搬出政府院子，迁到原县丝绸公司的闲置房。那里与县政府相隔一条街，不到一公里远。整体一栋楼，自丝绸公司破产后一直没有使用。一二楼大小十多间全部交给群众工作局，一楼改造为群众接待大厅，二楼为办公室。
　　 县政府拨给专款，将新的群众工作局改造和装修。为加强群众信访工作，及时化解群众矛盾，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快速全面发展，县委决定调任令先华所在镇的党委书记何大铭，担任县群众工作局局长兼县信访办主任。新的群众工作局焕然一新。尤其是信访接待大厅，宽敞明亮，格调大气，设施齐备。新上的何局长，是一位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同志，他参加工作就在乡镇，曾担任过两个镇的党委书记，善于做群众工作，具有全局观念，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很强。他到任期后，从抓制度建设入手，大胆创新，取信于民，建立了从接访、核实、调处、落实、回访等一整套信访制度，不仅受到县委和政府的表扬，更赢得来访群众的满意和称赞，不到半年时间，处理了大批旧案、积案、难案，实现了县群众工作局提出的“哭着脸进来、笑着脸回去”的信访工作要求。
　　 在信访工作中，何局长创新了“县长接访”制度，每月最后一周的星期五上午为“县长”接访群众工作日。坚持半年多时间，效果明显，群众满意。尤其是开始实施之初，每月的县长“接访日”，凡有诉求的群众，提前做好准备，早上五六点就来到信访大厅门外排队等候，县政府县长、副县长，轮流值班接待来访群众。每次，接访领导准时来到群公局，履行职责，倾听来自最底层的意见和呼声，处理一件件群众诉求。来访群众对此感激不尽，接访大厅的墙壁上挂满了老百姓赠送的红色大锦旗，称“群众工作局是人民群众贴心人”、“信访办是群众的娘家”、“人民政府是老百姓的大恩人”。
　　
　　 三
　　 九月的最后一个“接访日”，轮到郑县长接访。郑县长接访的公告，提前几天就张贴在信访大厅门外。过去有几个老上访者认为，副县长接访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只有正县长才有实权，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群众得知“正”县长接访，相互奔走相告，格外高兴，希望“正”县长能够彻底解决自己的老大难问题。上午九点，接访大厅坐满了来访群众。前排一张大桌上，正面和对面分别摆放着接访县长和来访群众的牌子，使人一目了然，不至于叫错了对方。
　　 令先华又是坐在第一排正中位置，与郑县长面对面。他以为郑县长是“正”县长。郑县长耐心地听完令先华的诉求，回答他“按照当时的政策处理是正确的，如果你不服，可通过法律程序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他死死纠缠，还是不同意。
　　 他说，我等了好久，才等到你这个“正”县长，没想到你这个“正”县长也是一个“假”县长。郑县长回答令先华：我姓郑，不是“正”县长，是副县长，是按照法律程序，依法选举出来的，不是什么“假”县长，我们县长姓傅，傅县长今天去市里开会了，由我来接访大家。令先华更气愤了，说，今天我们是来见“正县长”的，怎么又是副县长呢？在场的来访群众也一起起哄。“我们好不容易才盼到正县长接访这一天，结果还是来的副县长!”说话间，双方有些争执，有的还坐着，有的站起身来准备出去。突然有个群众对着郑县长说：“你哪像共产党的县长嘛，这样的态度？连国民党也不如！”郑县长“火”了，大声一句：“这个态度咋了？我就是国民党！”
　　 接访大厅顿时一阵慌乱。大家纷纷起身，一边朝门外走去，口里一边不停地嚷道：“搞了半天，今天是国民党在接待我们，我们还是去找共产党吧……”
　　 原来，郑县长是党外干部，系民主党派的民革党员。原在市某局工作，县区换届时选派到红城县担任党外副县长。年底，郑县长调离红城县，辞职去了省城之职。不久，红城县传出一个顺口溜：好个红城县，接访大改观。每月接访日，县长来接见。郑县长是“副县”，傅县长是“正县”。龚母两副县，性别却相反。奇怪郑县长，还是“国民党”。
　　
　　 四
　　 国庆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县政府傅县长亲自主持召开“令先华上访”专题会，专题研究令先华上访的几点诉求，最后决定“占地补偿不能突破当时的政策，否则会造成连带问题难以处理”；鉴于令先华年近六十岁，身体有病，家庭状况不太好，政府将其夫妇二人纳入农村低保对象，还为他们解决政府公益岗位，丈夫安排到群工区做门卫保安，妻子安排到社区做环卫保洁工作，使其家庭收入得到保障；儿子县职中毕业，在家无正当职业，支持报名参军，在符合入伍条件的前提下，给予优先照顾。令先华对政府的关心感到满意，答应今后不再为占地补偿而上访。
　　 红城县创新的县长“群众接访日”的工作经验，得到全省推广，红城县被评为全国“群众信访工作先进单位”，县得到全省推广，红城县被评为全国“群众信访工作先进单位”，县群工局何广，红城县被评为全国“群众信访工作先进单位”，县群工局大铭局长光荣地出席了全国信访工作表彰大会。光荣地出席了全国信访工作表彰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