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夜里，我又梦见了父亲。因梦中没来得及和他说话，醒来以后，我便痴痴地回忆起曾经岁月里的父亲，想起父亲的善良。
　　 小时候，父亲在本村读了六年的私塾。或许祖父“农本”情结根深蒂固的原因，对读书的事，祖父总持有一个模糊的认识：忽而认为读书好，忽而又认为读书浪费钱财，且耽误时间而影响过日子。于是，父亲在放学或假日期间，多数情况下是不可以看书或写作业的。一旦被发现，祖父就会生气地说：“一天到晚在学堂里念书，放学后也不想着帮助家里做事，难不成急着要考状元啦？”
　　 每每祖父发火，或投来不愉快的眼神，父亲都会赶忙把纸笔放进书包，然后急匆匆地在家里找活干。实在想读书了，为了避开祖父，父亲就躲到牲口棚，或院子一角看家护院用的土炮楼里边读。
　　 过年，对一般人来说，就是吃喝玩乐。可对父亲来说，过年正是读书的好机会，因为过年期间是不用干活的。再说，过年期间，家里的大人们都出去“听书”、看“相会”或走亲访友，他一人便可以快快活活地在家里读几天书。
　　 家里的活计实在忙不过来，再加之生活拮据，父亲只上了六年的私塾就辍学回家。从此，十来岁的父亲在繁重的田间劳动和齐家兴业中长大成人。六年的私塾，和父亲喜欢读书的习惯，使得父亲虽然从事辛苦的田间劳动，但内心深处受文化影响，却愈发朴实善良。
　　 堂叔家的二爷爷去世了，农村人下葬讲风水。堂叔带着地理先生在他家所有的田块里转了一遍，都没找到合适的地方。堂婶急的一边哭一边说：“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啊？连死了都没地方埋。”当时，父亲已经成家立业，他实在看不下去，就对堂叔说：“我家地多，或许能有好的地方可以用。”
　　 上世纪六十年代挨饿那几年，堂叔赶着牲口耕地，从地里能捡拾一些胡萝卜、山芋充饥，一家人哪儿都没去就撑了过来。而我们家实在没了办法，一家人不得不随从父母亲逃荒到了黑龙江省的安达市。
　　 上高中实行推荐制的时候，我和堂弟是同班同学，我的学习成绩比他好得多，可升学的时候，偏偏推荐的是他，而不是我。
　　 田地边子不让人，特别是风水的事更不能让人。挨饿的时候，家里过的不如堂叔家；而到了我的身上，没能上高中不说，身材也长得不及堂弟那样人高马大。都说好人有好报，这到底是怎么了？在备受煎熬的情况下，父亲坐在月光下的院子里，唉声叹气地彻夜难眠。
　　 父亲心里苦楚，可为了安抚我，他还是耐心地劝慰我说：“要相信命运，相信凭良心做事没有错。好人终有好报，只要咱不泄气，打起精神好好过，日子总有过好的那一天。”
　　 解放初期，父亲算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乡里的供销社、粮管所及政府机关的领导，都到家里聘请他前去工作，可他偏偏认为，什么都不如种地，过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好。尽管人们费尽心思地劝说，他却怎么都不肯答应。最后，实在没了办法，才答应去村里做了会计的工作。
　　 在村里做总账会计，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以外，还要顾及其他繁杂的事务。因父亲性格率直，渐渐地，他与领导或同事之间相处的就不是那么随和。
　　 比方说，庄稼收割之前，大队组织人员对农作物进行估产，以便做出交公粮的上报计划。为了政绩不落人后，村里和生产队的领导，都希望把粮食产量估算的高一点，可父亲的意见就与他们相左。他背后对领导说：“把粮食产量估那么高，以后除了交公粮，余下的粮食不够吃的怎么办？”大队书记说：“各大队都这么报，咱报少了，是要挨批评的啊。”
　　 那时候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的会，大队领导班子成员，和各生产队的队长，有事或者没事，每天晚上都要集中在一起，要么开会，要么学习文件或闲聊。于是父亲就建议说：“有事了，坐在一起开个会正常，可没什么可商量的事，也要集中在一起，一熬大半夜的，这样就没必要了吧。”书记是个好脾气，他对父亲的话，像没听见似的，不说对，也不说错。
　　 大队经常要招待上级检查工作的领导，或来村里办事的人。遇到这种场合，父亲要么推脱家里有事，要么就谎称身体不适而不能奉陪。因为三天两头都有招待，有时还有领导成员的聚餐，不能总是撒谎。情急之下，父亲便干脆不辞而别。久而久之，一起共事的同事和领导，对父亲的做法多少都有些成见，甚至上级的领导对父亲也有看法。
　　 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为了脱离会计工作，早日回到生产队去参加劳动，工作期间，父亲刻意从业务技巧及工作能力方面，培养他的助手。终于在两年多的时间以后，父亲拒绝领导的挽留，把在村里担任的工作，都交给了他的助手。
　　 我刚参加工作时，父亲郑重地对我说：“工作就是为国家出力、为人民办事的，廉洁奉公是应有的本分。沉迷于吃吃喝喝，挖空心思地贪占公家的便宜，那样会丧德，会于心有愧，也一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父亲的话让我茅塞顿开。哦！原来是这个样子，难怪父亲一辈子刚正不阿，两袖清风！
　　 在庄户人中，父亲是“老把式”，几乎所有技术含量高、且又繁重的农活，他都干的既快又好。播种，他摇耩子；打场，他扬场、垛垛子；耪地、割庄稼，他“带趟子（领头）”；喂牲口，他把牛驴喂的膘肥体壮；搞副业，他带头为集体开办了获利不菲的榨油坊……
　　 冬季扒河或扒汪泥时，父亲性子急，他常主动跳进冰冷的水里“挑垄沟”。加之在生产队的造纸坊，一天到晚站在潮湿的“旱池子（大水池旁边的小土坑）”里抄纸。时间长了，他就得了关节炎，以致才六十岁出头的人，走起路来都要拄着拐杖。
　　 因父亲舍得下力气，除草、收割一类的活儿，他稍不留神，就会把那些偷懒或力不能支的人远远地甩在后面。这样，个别人多少对父亲就会产生意见。难怪有人偷偷地嘀咕：“就他积极，就他能干。”
　　 年景出现饥荒，会有小偷出现。那是解放前的日子，父亲在自家田里就抓到了一个偷玉米的人。小偷是一个背着粪箕子的年轻男子，父亲根本没有惩罚他的意思，可他却一个劲儿地求饶。父亲只是说了声：“把玉米穗子倒出来，你走吧。”那小偷顺从地倒出了玉米后就溜走了。原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父亲却为此懊悔了一辈子。后来，又一次无意中发现邻居家一妇人，偷自留地里的玉米，父亲竟毫不犹豫地躲了起来。直到妇人背着满满一粪箕子的玉米棒子走了，他才从躲藏的地方走出。
　　 我不解地问：“见小偷不抓，为什么要躲啊？”
　　 父亲说：“人都是穷极了才偷东西的，给小偷小摸的人放一条生路，权当打发要饭的，也不是什么坏事。”
　　 农村大集体时，除了生产队分配的自留地以外，对家前园后面积不大的边角废地，仍归属于各户自由种植，或栽树，或种植蔬菜等。
　　 在“割资本主义尾巴”那阵子，有人认为村民占用的边角地属于应割掉的尾巴。于是，在生产队急于建造仓库的情况下，队长连招呼都不打，就组织了几个强壮的劳动力，用独轮车在我家那块南北两侧濒临大水汪的废地上取土。鉴于当时处于动辄“上纲上线”而挨整、挨批的政治敏感期，父亲心里疼痛，表面上也只能表现得没事儿似的。经过前后两次的挖掘，那块原有面积为两分的废地，因取土，西半面变成了一条宽而深的大“水沟”，实际剩余面积仅有原来的一半。
　　 农村实行大包干经营，土地分田到户时，我家的那块废地被收回，并按折实为一分地的面积，重新分配给我家，此种分配方式合乎情理。可父亲得知后，找到队长说：“那块地原来面积是二分，尽管少了一半，还给我算二分好了。”
　　 在实行宅田合一、丈量我家宅基地时，按照以前的算法，包括宅基地南边口的路道算在一起，面积是四分，除去路道的话，面积就只有三分半的样子。当把这种情况告知给父亲，并按实际应用面积登记时，父亲却坚持说：“账面登记要包含路道在内，仍然要按四分算。”尽管丈量人员反复解释，怎么也没能改变父亲的想法。
　　 因不理解在分地过程中，我们为什么要自讨亏吃，父亲便对我说：“像那块零头地，如果给咱按照一分地面积算的话，时间久了，地块西边的那条水沟，很可能就会被不存好心的人无辜地占用，并给咱制造出意想不到的麻烦。另外，宅基地也是一样的道理，路道与宅基地面积包含在一起算，谁都别想打咱的主意。过日子要从长计议，要图个安稳。至于少得了一点半星的地块，那是小事。”
　　 恢复高考时，我和弟弟都是将近二十岁的小伙子。父亲硬是逼着我们放下锄头，复习备考。平时家里的什么活都不让我们干，就是他和母亲一同下地干活时，也把我俩锁在家里学习。复习的事被邻居知道后，有人就不解地质问父亲说：“让两个儿子放下农活考大学，你以为考大学那么容易啊？要是考不上的话，看你今后的日子怎么过？”面对别人的质疑，父亲只是笑了笑说：“不碍的，车到山前自有路，日子过到哪儿是哪儿。”
　　 垂暮之年，父亲用颜体小楷书写了四百多首自然情感流露的古体诗。对国家的富民政策，他极尽地讴歌、赞颂；对不平的社会现象，他极力地痛恨、鞭笞；对弱势群体，寄予极大地同情；对家庭的未来，寄予莫大的希望……
　　 “一宵好景孤月朗，丰收稻谷满粮仓。秋高气爽多愉快，不是春光胜春光。”“身处黑暗多忍耐，待至春来花自开。万物按节巧安排，梅花香从苦寒来”等诗句，用平凡的言辞阐述深刻的道理，成为后人牢记于心的传家金句。
　　 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一家人能够吃饱饭。我和弟弟通过高考有了稳定的工作，都能开开心心过日子。这个时候，父亲却离开了我们，离开了渐行渐好的日子，病逝于二〇〇四年，享年八十二岁。
　　 命运使然，父亲一辈子的生活充满了艰辛和不顺。特别是他做了那么多常人办不到的、难以理解或被误解的勤劳而又善良的事。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九个年头了。十九年来，一切都在变，一切都在向好。人心向善，见贤思齐的风气蔚然成风。以前那些错误的东西得到了纠正；那些类似于父亲的行事风格，得到了世人的认可和褒扬。我为有这样一个慈善的父亲而宽慰，尽管他曾经是一个被人说成古董、迂腐、糊涂的人。或许因了他的糊涂，他的难以理解，才值得我们去怀念，去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