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那天，女儿发来一个66元的红包，红包的封面上写着：“爸爸，我爱你！”感动之余，我想起了父亲离开的那个早晨。
　　 1988年农历二月底，周家岭生产队的黄土地里，绵延的油菜花已经编织成一张金色的地毯。不过，今年的倒春寒明显长得多，眼下虽是仲春，空气中仍然弥漫着刺骨的寒意。
　　 过完年才满45岁的父亲，穿着那件比我年龄还大的黄色开司米毛衣，盖一条薄被，躺在外屋的简易床上，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外屋之前养着兔子和鸡鸭，地面不太平整，铺着父亲亲手打制的土砖。晨曦透过床边上的小木窗照射进来，父亲灰色的脸，在微弱的光影里不停抽搐。
　　 一大清早，赶到我家里的酒厂厂医老谢，连续给父亲注射了两支杜冷丁，仍然压不住那锥心刺骨的癌痛。父亲的拳头一会儿攥紧，一会儿松开，随着袭来的阵阵痛楚，嘴里不时地发出呻吟。母亲坐在床边，一只手轻轻摩挲他瘦骨嶙峋、满是吊针眼的手腕，另一只手捏了块旧手帕，为他擦拭鼻孔里不断淌出的血线。这块田字格灰手帕我很熟悉，小时候父亲经常用来给我擤鼻涕，现在帕子上洇满了鲜血，父亲的生命气息，正在被它一点一点带走。
　　 突然，父亲好像被什么惊动，睁开已经变成深黄色的眼睛，他看看憔悴的母亲，又看看瘦得像只猴子似的我，眼角的余光，扫过坐在插秧凳上玩蝴蝶结的小妹，顿时，两行心酸无奈的泪水，挂上了脸颊。
　　 父亲紧紧握住母亲的手，有气无力地说：“桂娣，杜冷丁太贵，别再打了，让我早点走吧。”母亲放下手帕，心疼地摸摸他蓬乱的头发，努力克制住情绪，不让泪水掉下。母亲说：“你不要瞎想，这个病能看好，你们厂里那个老陈查出来十来年了，不是照样活得好好的？”
　　 父亲的脸上，长满了胡须渣子。他强忍着痛楚：“以前你们一直都瞒着我，其实每个病人对于自己的病情，都是瞎子吃馄饨，肚里有数……肝癌晚期就是这样子。”母亲想打断他的话，父亲摆了摆手，继续说道：“桂娣，你让我说完。咱俩65年认识，66年就想结婚一起过日子，可我那时连个草棚都没有，耽搁了你好几年。现在，总算有了落脚处，我又生了这该死的毛病……我对不住你。”母亲的泪水再也绷不住了，从鼻梁两侧簌簌地落下，母亲哽咽着劝他：“你不要再说了，歇一会吧。”
　　 父亲气喘吁吁，声音越来越低：“咱们家一个男娃，一个女娃，多好啊。前两天，我乱梦阿明讨老婆了，可惜攒不够钱，翻新房子的砖，只买了一半……”父亲笑了笑，满怀歉疚地说：“桂娣，这辈子，我实在欠你太多……下辈子做牛做马也会还你。”母亲此刻已泣不成声，拉过我和妹妹，让我们每人伸出一只稚嫩的手，握住父亲那因为常年铲煤而粗砺的大手。这只手，曾经轻易把我举到碰着屋檐和大树的树梢，那是多么有力而温暖的手啊！现在，却像冰块一样寒冷。父亲的嘴唇，蠕动着，却再也说不出话来。他就那么深情地、微笑地看着我们，像要把我们的样子刻进记忆，亦或烙在心里，带到那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无论我们对父亲有多深爱，或者父亲对人世有多眷恋，这个从不叫苦、从不怕累的汉子，这个曾经守疆卫土的退伍老兵，终究还是去了天国。在一个薄雾弥漫的早晨，他的骨灰，被送回开满了油菜花的故乡，安葬在堰桥村古老的范家祖坟里，陪着他的父母，从此不再四处漂泊。
　　 自失去父亲至今的三十五年中，我只梦到过他一次。那个梦，正如我小时候，他给我讲的睡前故事一样：我年轻的父亲，身着戎装手握钢枪，英姿焕发，站在一列满载物资开往边疆的火车上，缀着闪闪五角星的帽檐下，一双警惕的眼睛始终直视着前方，身边，鲜红的军旗迎着风猎猎作响。我跟在启动的火车后面，拼命地追，一边用尽浑身力气大喊：“爸爸，我是阿明；爸爸，你看看我……爸爸，你看看我好不好？”但是，直到泪流满面的从梦中醒来，他始终没能听见我的呼唤，也没有回过头来看我一眼。那个梦，让我心痛了好久好久。
　　 亲爱的父亲，儿子一直都很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