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张齐贤传》里有一则“换舍止讼”的故事，说的是皇帝的外戚因财货分配不均，在地方上打了多年官司。地方官哪一方都不敢得罪，久拖不决。两家就越过最高审案机构御史府，直接将官司打到皇帝那里。皇帝深谙“清官难断家务事”的理儿，不愿直接断案，正作难的时候，有个叫张齐贤的大臣自告奋勇，快刀斩乱麻，分分钟将案子搞定。你们猜，他是如何断案的？他问双方：“你们不是都怀疑对方分的财货多吗？那好了，‘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里面的财货一律不动，签字画押，不得反悔”。双方无语，只好接受，争讼乃止。在关键时刻，张齐贤为皇帝救了驾、解了围，立了一大功，皇帝大大地夸赞他有智慧。
　　 打官司的双方都是皇帝的外戚，背后都有皇帝撑腰，都享有皇帝给予的特权，都非常强势，都有一副高高在上的、“谁也不怕谁”的心态，地方官断不了他们的官司就不足为怪了。从明面看，地方官和御史府有不作为之嫌，但根子在皇帝。
　　 如果皇帝明确表态，为御史府撑腰，依大宋律例审案，这个案子即便在地方上打了多年，也一定会在御史府这里审结，以彰显大宋法律权威，也以此带动大宋天下人懂法执法、百姓守法，使大宋一切事务走向法治轨道，岂不更好；然而，结果却偏偏不是这样，最终以这种“换舍止讼”的方式草草了结，实则绕开法律做事，更显大宋法律缺少威严、缺乏信赖，岂不遗憾。
　　 地方官和御史府的官一接触这案子便心知肚明——即便秉公判案，诉讼双方如有一方胡搅蛮缠，也会告到皇帝那里，说判案不公，这么没完没了地一闹腾，若皇帝能清醒、明察，能给判案的官员撑腰还好，案子就能彻底了结，判案的官员就如释重负了。若皇帝一时糊涂，不能明察，偏听偏信，认为判案不公，就会龙颜震怒，怪罪下来，结果会是什么？审案的官员心里肯定不够底呀，轻则乌纱帽保不住，重则丢掉脑袋。如此，稍有不慎，便会引火烧身，他们都深知其中利害。为自保起见，自然会“不蹅这稀泥儿”、不揽这“瓷器活儿”，不接这“烫手的山芋儿”。这不能光怨地方官和御史刁钻耍滑，根子仍在皇帝。
　　 如果涉案双方都不是皇帝外戚，与皇帝没任何关系，而是地方官之间的官司，或者是官员与百姓之间的官司，那就好办多了。按当时的大宋律例，或由地方官在地方审结，若不能审结，再由御史府在京城审结，这都不是太大太难的事儿。即便判官不能彻底一碗水端平，有枉法之嫌，案子照样能审结，因为上诉，要求复审的成本还是蛮高的，所以这样的案子多在地方上结案。像这样的案例多去了，在此不举例。
　　 如果涉案双方一方为官员，另一方为百姓，那就更简单哩，一般走官官相护“程序”，弱势的百姓一方，自会深知胳膊拧不过大腿之理，只能吃个哑吧亏。贾雨村不是弄了一个“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吗？就很能说明问题。他本来秉公断案，可得知薛家这一方有大后台，若一碗水端平，定会得罪薛家，结果是歪曲事实而枉法，目的是为攀附薛家这棵权贵大树，一可自保，二可沾光，为此也就不惜丧尽天良了。
　　 当然，即便有良知的官员也不愿意接如皇帝外戚相告或官官相告的官司，最愿审的还是百姓之间的官司，容易公平断案，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而本文的案子如果放在老包（包拯）手里就不是难事儿。包拯廉洁公正、不附权贵，不惧权威，铁面无私，英明决断，故有“包青天”、“黑包公”之美名。历史上，除了包拯，还有海瑞、于成龙等清官，但这样的清官在历史长河中也只是凤毛麟角，真得可遇不可求，似大海里捞针一般难寻，昏官、贪官远远多于清官。
　　 因此，历史上中国百姓往往将公平正义的愿望寄托在清官身上，素来就有浓厚的“清官”情结，且根深蒂固，就不难理解了。这也只能是一种无奈的良好意愿而已。“清官”情节，实则是社会黑暗、法理不通的真实反映。所以，公平正义要寄希望于社会制度的进步、法治的进步，不要将希望寄托于某人身上，即便能靠得住，只能靠一时，不能靠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