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眼里，父亲的那支钢笔，是一个传奇的故事。笔管黝黑发亮，里边有个很粗的墨囊，笔尖暗黄，上面刻着“关勒铭”三字，尖顶那个小圆球儿,已经磨成一个亮亮的平面。渗透着沧桑与厚重。
　　 听母亲说，1948年双“12”，唐山解放，父亲就带着那支钢笔，从外地回到村子，被政府安排当了教员,和另一个教员一起，负责全村上百名孩子的初小教学。教员少，设置的是复式班。那支钢笔就每天陪伴父亲和孩子们在一起。“你爸爸天天就是个忙，也没个礼拜。晚上到家了，还要挑油灯写。土改分的十几亩地，全都是我拾掇，你爸爸一点也帮不上手。”母亲往往说着说着就提高嗓门，半是埋怨，半是夸奖。母亲何尝不知道，村子里四十年代前后出生的人，包括我大哥在内，有十几个考上了大学、中专，去给国家做事了，小学哪个不是父亲教出来的。这是改变命运的神圣事业，乡亲们无不敬重父亲。母亲在地里干活，乡亲们有的把驴牵过来，有的把耙拿过来，帮扶着母亲。母亲分担着父亲的辛劳，也分享着父亲的荣耀。
　　 乡亲们都称父亲为老师。在那个知识匮乏的年代，在以土地为唯一生活来源的乡村，一声“老师”，足以让人顿生尊严。年节到了，或遇上雨雪天气，来我家串门的乡亲最多，和父亲聊天，话题山南海北，家事国事，但教育的话题最多；工作在外的，每次回家省亲，都来家里看望父亲，带来外地的特产和外边的消息。他教过的学生，有三名后来当过我的初中老师，对我都格外关心。
　　 父亲去世那天，我整理他的遗物，看到了几本50年代的初中教材，有语文，有数学、有化学，里边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字，有批注有点评，有公式有演算。正是父亲那柔和、清秀的钢笔行书。我的眼泪刷得盈满了双眶。母亲说过，父亲教着小学，上级叫他做好教初中的准备，这是父亲当年在自修初中的教材。母亲这时又絮叨起来：父亲只上过三冬私塾，春夏秋三个季节，要帮家里拾柴捡粪，顾不上上学。三个冬天，父亲就学完了小学的全部课程，考高小时，有三所学校来了录取通知，但终因家里无钱担负，未能继续学下去。为了生计，十几岁，父亲就外出谋生了，颠沛流离，跑了大半个中国，从事的大都是写、算的工作，就未间断过读书。算起来，土改时的父亲，正是40多岁的年龄，他在为家乡的教育，谋划着长远；也为自己的将来，设计着蓝图。
　　 但1960年代，那场自然灾害降临的时候，父亲得了一场重病，这中断了父亲继续教书的梦想，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但父亲恢复身体后，仍特别爱穿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上衣，那是他做教员时，穿得最多的一件上衣，或许因为这件上衣，上边有两个小兜，左边的，专门设有一个插口，父亲每次出工前，就把那支钢笔，插在左上兜里，还不时用手按按，低头看看。他的心里，内存着文化人的气节，崇敬着教书的职业。
　　 那支钢笔的再一大用处，是给乡亲们写信，这是父亲回到村里就开始了的，甚至他的去世，也与写信相关。那时村里没几个识字的人，大半个村子的乡亲，都来找父亲写信。有亲友在外的，外出修水库参军的，求援接济的，邮购小商品的等等，不管大事小情，凡是需要动笔和外边联系的，乡亲自然先想到父亲。父亲成了他们代言的品牌。父亲给乡亲们写信，大都一气呵成。写完后，就一字一扳地念给乡亲。念得投入动情，抑扬顿挫，象是在欣赏玩味自己的作品。直到乡亲频频点头，父亲才装进信封。有的时候，信读到一半，乡亲突突地哭起来，父亲就微笑着。母亲这时如果在场，也抿嘴看着父亲笑。“把我说的写出来了，想到没说的也写出来了。”乡亲每每这样说。
　　 写信的乡亲，有的连信封信纸都不带。父亲就找出自家的，提供使用；家里没信封了，就找个旧的，拆开翻新一个。六、七年代的农村，一年四季，没有几家能顿顿吃饱饭的，所以来找父亲写信的，大都是向外边的亲友求助，父亲就要好好编词儿，入情入理地感动人家。往往信寄出十天半月的，镇里的邮递员就骑着草绿色自行车，来到村里，给写信这家送来一二十元钱或一二十斤粮票。贫穷的年代，也是家书抵万金啊！
　　 赶上阴天下雨的，不能下地，就有两三个乡亲赶在一块来找父亲写信，父亲就一份份地给他们写，家里仿佛成了信业作坊。一封封浸满泥土味道和浓浓乡情的家书，就从我家飞到了全国各地，报送着平安，传递着问候，求助着帮衬。家里有个小木盒，放着父亲搓匀筛好的旱烟，父亲一动笔，就显得格外烟多，“哐哐”地咳嗽，来写信的，也就抽我家的烟。看着烟盒里的烟住下走，父亲又咳得厉害，母亲就又心疼人又心疼烟。乡亲走后，母亲就和父亲嘀咕，父亲往往一笑：“咱们还能帮什么呢！”母亲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乡亲的信任，成了父亲的需求。
　　 但让我最难受的是，父亲竞然死在了写信上。这是1978年的正月。一天下午，一个比父亲还年长的乡亲来到我家，说他当兵转业到新疆工作的儿子，几年不回家，也不寄一分钱回来，接济一下家里的穷日子，老人又想念，又气恨，叫父亲写信骂他，忘了祖宗忘了本。也许这个年龄感情脆弱，父亲联想起自己奔波的一生，他完全进入了角色，写得凄惨动情。写完了，象每次一样，声情并茂地为老人读信。读到一半时，父亲眼里已经含泪，声音已有哽咽，当读到“儿啊，你妈和我已经风烛残年，真正到了今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穿不穿的年岁……”时，父亲全然泣不成声，那位老人更是泪落潸然，连连点头。父亲念不下去了，想折叠信笺，装进信封，但双手剧烈颤抖，不听使唤，终于没能装入，倒在炕上，那支钢笔也慢慢地从父亲手中脱落下去……
　　 在公社卫生院，确诊为高血压，因过度兴奋导致急性脑出血。摸着父亲那再也不能写字的手，我的心颤抖不已，眼泪一串串地涌出来。父亲就这样走了，那支钢笔陪伴他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今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穿不穿”成了他给乡亲们写信的绝笔，成了他终结生命的谶语。
　　 让人惊奇的，还是那支钢笔的两次传奇“遭遇”。那是60年代中期，二哥当了小队会计，父亲为二哥高兴，就把那支钢笔暂时交由二哥使用。一天，二哥上衣兜插着钢笔，担着两个水桶，到街中间的土井汲水。谁知把水桶汲入井中，刚一弯腰，那支钢笔就脑袋朝下，窜出了衣兜，“咕儿”的一声，掉进了水里。二哥慌忙跑到家里，以为父亲一定要心疼地训斥、埋怨，但父亲没有，只是一惊，接着说：“笔冒上的卡子是松了，忘了提醒你了。”随后转过脸去，悄悄走了。这以后，父亲就买了一支醮水笔，继续给乡亲们写信。
　　 想不到的是，第二年，“追水”（春天水位下降，派人下井往深挖，老乡们叫追水）的时候，奇迹发生了。这天傍晚，一个常来找父亲写信的乡亲，手晃着那支钢笔，冲进我家，把笔塞到父亲手中：“你的笔！挖出来了！”父亲如梦初醒，细细端祥着那支钢笔，眼睛放出光芒：“这是我那支笔！怎么……”原来，那支钢笔落井的事，早被乡亲们传开了。追水的时候，就有人在井边提醒。果然，那支笔随着辘轳摇上的泥罐一起上来了。乡亲们无不唏嘘叫好：在土井里埋了一年，毫发无损，神奇啊！二哥又用上了那支笔，从此更加努力，很快成了一个优秀的会计。
　　 这是不是主人的灵性呢？
　　 这时我已上了小学，会写几个字了。一有方便，我就拿起那支笔，好奇地写上几句。那时的小学，规定不让用钢笔，但父亲从不反对我用他的钢笔写字。记忆中，那笔真的好用，笔尖柔和，软硬适中，不滑不涩，写字时油然生出一种快感，特别神奇的是，用那支笔写出的字，显得好看。我不由暗暗地羡慕起父亲和二哥了。心想，我何时能用上这支笔啊！
　　 让我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升上初中开学的第一天，父亲来到我跟前，郑重其事地把那支笔交给我，深情地说：“这笔，你拿去用吧，记着，别荒废！”我高兴地直蹦，心里却不平静起来，在那穷困的年代，父亲是将那支笔，当做儿女们进步的最高奖赏，承载着他的人品，饱含着他的期望啊！这笔，如果说以前我只是觉得神奇甚至羡慕的话，那么这时，我才真正掂量出她的份量，我似乎知道我今后该怎样写好自己的人生了。
　　 升高中实行了推荐和考试相结合，学校安排给我们补课，这时，那支钢笔遭遇了第二次“磨难”！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正在写字，挺要好的一个同学从我的身后，突然抽我的钢笔——这是我们常开的玩笑，目的是吓对方一跳，同时弄对方一手墨水。他抢我躲，几个回合之后，打开的笔尖硬生生划在了槐木的桌面上，结果是抿在一起的笔尖，开成了两岔儿。我们俩全傻了，手哆嗦着。冷静下来，再怎么用小钳子往一块儿掐，用皮筋往一块拴，也不下墨水，写不出字来了。我哭了，同学也哭了，怎么向父亲交待啊？
　　 万幸的是，有人告诉我们，唐山新市区大楼（地震前建成不久，地震全部倒蹋了）有专门国有修理钢笔的。我们两个急急地来到大楼，经过协商，坏笔尖他们收回，我们再交2.8元，换给我们一个一样的新笔尖。笔是修好了，但钱不算小数，且全是同学花的。父亲知道后，嘱我有钱时，还给人家。后来离开家乡，同学也去了外地，这事就扔下了。至今，我还觉得愧对父亲的嘱托，愧对这个同学。
　　 那支钢笔，又陪伴我渡过了二年的高中生活，这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用那支钢笔，我陆续写了些诗文见诸报刊，公社就叫我到社中当了民办老师。紧接着，国家恢复高考，我每天投入到紧张的复习之中，那只钢笔，每天伴随着我，复习功课，写啊算啊，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那段时光里，父亲也眉目舒展，每天都要喝上二两。来找父亲写信的乡亲更多了。
　　 让人永远遗憾的是，就是在我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父亲离开了我，他是怀揣着我考上大学的喜悦和祝贺走的。有人提议把那支钢笔，随父亲烧掉，被母亲制止了，她说：“你爸爸用了一辈子，你们哥几个也都用过，这回儿就给你妹妹吧！”我这时才明白：母亲不识字，但她更了解父亲，更懂得那支钢笔的价值。父亲曾经以那支钢笔为伴、为生，又终生以那支钢笔为乐、为荣，它已经是我们晚辈如何做事、做人的标尺，作为承载父亲遗志的信物，那支钢笔的灵魂，早就融入了我们的生命，种植到我们心中。
　　 后来知道，那支钢笔我妹妹用完后，又给了她的儿子，我的外甥，他已经在国外读完研究生，参加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