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几年前，每逢大事都在客厅看电视，客厅的电视大啊，而且是等离子高清，我是技术控，讲究画质。自从家里有了电视，陪伴电视就成了雷打不动的现代生活，像极了幼年时目睹姥姥每天清晨不可动摇地给神龛献香。
　　 电视肯定要从黑白的看起。记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城市里有人开始买电视机了，那时谁家有了电视，都逃不过人们的眼睛，——夜晚他们家的窗户里有一闪一闪的炫光。人们会悄悄地交头接耳，谁谁谁家也买了电视了。凡买了电视的人家就会在机关家属院引起几天轰动，就如同人们十几年前傍晚散步时，抬头看见会行走的星星，懂行的人就会兴奋地用手指着说：哦，那就是会唱东方红的人造卫星啊！
　　 新买了电视的人家经常会有人到访参观，贵客临门从来都是很体面的事情，古装戏里拱手作揖的套路就是人情来往的活化石。热热闹闹地寒暄之后，主人不仅要笑脸奉上茶水接待，还要对前来参观的邻里好友畅谈购买前后的心得体会。送走客人前必需要附带一句真心话：晚上七点来看电视吧！否则就不尽善尽美。
　　 父母也是凡人，和其他人的想法类似，觉得家里没有电视会被人笑话，就下定决心，要去商场看看电视机了。权衡利弊后最终决定，一定要排除万难，要买就买最好的。自此，我家就有了一台12英寸的索尼黑白电视机，如同请回来一个高科技的镇宅宝物，一下子就压倒了院里所有的电视。事实证明，姥姥说的“迟饭是好饭”是千真万确的古理名言。用现在时尚的形容词概括一下，绝对是货真价实的弯道超车，凸显了后发优势。毕竟索尼电视是实打实的高端技术，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我在外地接到父母的信，也为家里买了电视而兴奋，就小心翼翼、惴惴不安地对工友讲：我家买了电视机了。那年代，个人家里有了电视太不寻常，这根本就超越了“三转一响”的极端概念，必然就引起了全厂工人和家属们的窃窃私语，议论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更加证明了我是天外来客的同伙。剩下的事就简单多了，每天工作时，吃饭后，临睡前，我就一门心思盘算着过年倒计时，在黑白梦中盼着回家探亲的那一天。
　　 终于克服重重困难，在人挤人的车厢中直立了八小时，用百感交集的畅想鼓励自己站直了，别趴下，于大年二十九疲惫地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朝拜电视机，前后左右都要轻轻地抚摸几遍，觉得自己比皇帝都要幸福快乐。虔诚地觐见过电视机后，这才回过神来与家人谈笑风生，猛聊多日不见的高矮胖瘦。晚上坐在电视机前一直纳闷，这里的人和物是从哪里来的，是通过什么渠道进入电视机？直到没有节目了才关机睡觉。那时地方台的电视里播出连续剧《霍元甲》，整个城市的上空不分白天黑夜，到处都是“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的港台流行腔。
　　 电视啊，电视，真是开了人们的眼，填满了白日梦，还出乎意料壮了群众的胆。从此，中国有了百感交集、载入史册、永生难忘的八十年代，人们慢慢知道了什么是常识，什么是逻辑。那是个精彩纷呈的年代，意想不到的事层出不穷，包括省委宣传部下调令，把我从基层一个小工厂直接放进了省电视台总编室，理由杠杠滴——工作需要。那时重视人才呀！我可能就是那年、那月、那日、那时、那只能逮住老鼠的好猫。也充分证明了一条百年不遇的真理——领导的眼睛是雪亮的。出于本能，我没事就去库里寻找世界名著的电影，以及文化类的优秀纪录片，审看后推荐播出（那时的国家还没有自己制作的电视剧，更别说电视连续剧了）。从观众的纷纷来信中得知，我们的电视节目也有了许多文化品位。大家都在会上会下情不自禁地由衷赞美——自从我到了那里，电视屏幕就丰满漂亮起来了。
　　
　　 二
　　 当年母亲对我说，你可不能在那个小城市搞对象啊，不然调回省城的希望就成了泡影。所以我就把别人搞对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学习上，把一个个类同龄人相继送进了爱情的坟墓，自己独善其身等待看不见的机会。现在我乘着机会的翅膀腾云驾雾般回来了，表妹就恰逢其时地给介绍了一个闺蜜，从孤苦伶仃逃出来的我，虽然没有把老母猪看成了双眼皮，但还是觉得应该有个家吧。只要是差不多的女孩能和我好好说说话，我就心软了，就想打破常规与她按部就班结婚生娃。单位的某些找不到方向感的女人挤眉弄眼地对我说：越丑的男人越能找到好媳妇。
　　 不过，当时比现在还讲政治，政治挂帅嘛。我领结婚证开证明，单位还要派人先去她的单位搞外调，看看我未婚妻的政审是否条件合格——不能在我的身边安放一个定时炸弹，或是窥探机密的特务间谍，给工作单位增加额外的险情。电视台是重点保护单位，各道门都有武警站岗查证，我的通行证规格高，什么门都能进。我就看到一个年轻人要进电视台逛逛，或想看看心仪的女播音员，岗哨不让，他就骂骂咧咧，还用脚踢大玻璃门。武警大怒，就要抓他，他就跑，结果武警一边追，一边蹲下往枪里压子弹，然后就朝天开了一枪，震撼了大楼前的广场。警报的哨声也吹起来了，整个武警中队集合起来在大院里搜寻，终于在一座家属楼里把他抓到了，然后拧着胳膊押解出来，我正好看到追赶、开枪到结尾的所有场景。事后我问询了那名武警战士，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也知道了什么叫荷枪实弹。他是个城市兵，转业分配到钢铁厂工作，后来看过我一次，以后就断了联系。那时没有手机，谁还惦记得写信啊。
　　 总编室负责各种播出业务工作，包括安排节目播出计划，审查播出前的节目内容，给节目报提供一周节目预告，设计播音员背景墙、服装、发型，与气象台联系气象预报，安排每周一次的台务会，等等。每星期会有一天重任再肩的日子，就是轮我白天休息夜晚值班。那晚，字幕打出我是播出导演，和台领导一起审查、监督当晚的播出工作（那时白天没节目），并且坐在光点闪烁的操作台前，分秒不差地按下那些切换键，特别像发射卫星的总指挥。那时节，要把种种荣誉感默默藏在心里，再平静坦然地显示在自信雍容的脸上，表现出像个文化人一样的儒雅做派，就是我工作单位的标准脸型。直到半夜电视上打出“播出结束”的字幕，我才松了一口气，台里会用唯一的面包车送大家回家，这也是一种工作待遇，那时的原则就是原则，一切都向一线倾斜不是空话。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汽车不多，开个半旧的212吉普车也能进出中南海，红旗车很少，看到就是运气。我有个朋友在北京卫戍区当了三年兵，回来最喜欢炫耀的就是见过红旗车，他还趁机和那个气度不凡的司机聊过天。那个司机对他说，这个车有空调，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在大伙儿啧啧称奇的氛围中，我的这个朋友不失时机地话锋一转，拧着眉头对大家说：我觉得这个车也不好！在人们惊奇相望的疑惑中，他郑重其事，一字一顿地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如果这个司机想愚弄人，就在冬天开凉风，夏天开热风，坐在上面的人就受罪了。大家都觉得他说的有理，唏嘘了一阵阵。我不以为然地问询这个朋友：这种车上坐的都是中央领导，那个司机敢这样吗？他笑着频频点头，就是，就是。大家也是，就是，就是。一片拨浪鼓般摇头晃脑的附和声。
　　
　　 三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这是美国载人航天项目重大致命事故。那一天正轮我值班。像以往一样，我坐在操作台前，十九点整，咔嚓按下了导播键，中央台新闻联播的片头就无缝切换出来，播音员表情凝重，头条新闻就是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灾难，旁边主管新闻的副台长惊呼，中央台好样的！第二天，办公室纷纷议论中央台这次打破常规的新闻播出顺序，都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中国新闻的划时代变化。科学探索的失败和挫折是不分国界的，它是全人类的共同灾难。
　　 一九八七年开始，我与电视共生活的日子就大致有了规律。元旦看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接下来是春节晚会，然后就是各类中国新闻、电影、电视剧和世界大事，如：奥运会、世界杯、现代战争、恐怖事件、天灾人祸等等，凡是能刺激神经的动感画面都是从电视里看到的。那时电视节目里的生命激情蓬勃，许多事物有了最基本的逻辑考验，还能聚集和贴近人心，让地球变小了。有关部门曾为此做过调查，百分之七十的中国人都是通过电视，百分之二十的人是通过报纸杂志，百分之十的人是通过其它渠道获得各种新闻信息的。那时的电视台是朝阳产业，人不仅时尚，还前卫，能让人高看几眼。
　　 我喜欢从电视里看动物世界和体育比赛，那些充满野性的万物生灵和人类的运动员们，在活力爆发的瞬间特别美，犹如天神下凡一般。在没有任何文化背景的包裹下，运动时骤然的身体喷张是如此迷人。此时的我，斜靠在沙发上，捏着一把汗，心率加快——我被感染、激励、鼓舞了，生命的热情趁势也想蓬勃一下，幻觉里自己的魂儿也在那里奔跑跳跃，像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代表各城邦竞技的大力神，或是一只在大草原疾速奔跑的花豹子。
　　 除了运动，刺激人的神经就是战争了。从电视里看伊拉克战争时，许多人还端着咖啡、喝着茶，饶有兴致地评头论足，比打电子游戏还轻松——置身事外，于己无关的心情大概就是这样。这也从心理状态说明，绝大多数人关注其它地方的战争，就是看看热闹，并试图借此消解基因里自带的躁动。人们不是想被战争的血腥感染、激励、鼓舞，除非是喜欢用激烈的言辞代表正义和力量，鼓吹战争杀戮的狂热疯子。
　　 人类中的格斗意识来源于残存的兽性基因，在一定的时候就需要释放一下，或许是通过战争，或许就是日常的打架斗殴，为此人们发明了体育运动，——运动就是生命激情和格斗意识的文明释放。当年古罗马的斗兽场、角斗士、西班牙斗牛节、跑牛人……都是借此释放人类生命中的兽性激情，让人性中的恶得到修正和疏解。不然，人们就会频频陷入日常的打架斗殴，以及战争杀戮的血腥困局。
　　 我是有点悲哀的，纵观人类历史，在非常时期只要有大鸟一煽动黑色的翅膀，就会飞沙走石，遮天蔽日，千百万人头就会因此而落地。战争杀戮和异族清洗，是地狱里疯狂的活剧，会一幕幕重演。利用体育运动来化解人性中躁动的恶，有一定的效果，比如像我这样善良基因比较多的人，而有人就是想用嗜血的战争满足畸形的价值观，是一种骨子里基因自带的恶。真正善良的人有了觉悟很重要，这是健康社会的中流砥柱。
　　
　　 四
　　 少年时，我喜欢踢足球和游泳。一九七零年从省城插队到农村后，发现那里所有的事情都和我从小接受的认知不一样。比如，村里就三部手摇电话，公社一部，供销社一部，邮电局一部，是电影《列宁在十月》里的那种老古董，省城的电话从小看到的就是拨号的了。还有，当地人吃水都困难，心思也不在知道足球和游泳是怎么回事，吃完晚饭坐在炕头讲个鬼故事，盼此生能去县里赶个庙会、听听看看名角的梆子戏，就是瞳目亮闪闪的老大愿景了。从此我就不喜欢运动了，专心务农。后来回到城里，也懒得再踢足球和游泳，生活的复杂性让我缺乏了生命中运动的激情，像个小老头。
　　 真正老了才彻底明白，生活中虽然凡事皆可以尝试，但发现不对头就要及时收手，不要盲目跟进，也不要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我是早熟品种，年轻时就知道人生苦短，世事无常，不能被人卖了还要感恩。那时就明白，把自己发展成一个南瓜也可以，一只辣椒也行，想象一下自己或许是一个哈密瓜也不犯法，就是不要当真。不然，人家真把你当成哈密瓜吃了，连个牌坊也不给你立，哭都找不到坟头在哪块地。你想想看嘛，历史上那些立了贞洁牌坊、道德牌坊、功名牌坊的，都是皇家想让庶民跟进学习效仿的标杆呀。仔细再瞅瞅，上了牌坊的基本都是死人或活死人，只是看起来很美，花枝招展，义薄云天。
　　 现在看来，我绝对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人，性格决定命运。年轻时，在业余时间和别人一起做生意，考虑的是良心买卖，合作共赢，结果被别人暗算。广告公司基于我的才华，让我当艺术总监，为他们做文案和编辑摄像指导，我跟着他们去了客户单位，感觉名不副实，就回到他们借来拉犯人的警车里面等他们，结果路边的群众都隔着玻璃、透过铁栅栏仔细看我，以为我是刚逮的江洋大盗或窜巷毛贼。广告公司的人告诉我老婆，你家老公是个书呆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还有许多事，回想起来，假设我脑子灵活点，凭我的人脉关系和运气，至少比现在有钱有地位。当然，也可能真的成了一个坐在警车里的腐败分子。许多事，不能来回想。
　　 如今人们看电视少了，原因妇孺皆知，我就不说了。能开一点眼的国际、国内的大事，基本都是来自网络的功劳。网络时代，人人都能“随手拍”，个个都能上“牌坊”。不过，网络也可以被人利用，打开手机和电脑，里面的荒诞消息岂止是泛滥，简直就是规模化的肆无忌惮和有恃无恐。许多人把理性和责任抛在脑后，理直气壮展示愚昧和情绪化，用貌似清醒的极端模糊，支配着自己缺乏逻辑的碎片化生活。这些或许是有背景的专门团队精心制作推广的，把那些混肴是非的虚假消息，披上正义的外衣，打上科技的旗号，举上文化的牌子，就可以贩卖促使精神分裂的黑色丸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