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经鄂西7个少数民族县（市）的800里清江，被誉为土家儿女的母亲河。在母亲河的源头利川市汪家营镇，有一位母亲用上善若水的情怀，养育了两家人的8个孩子，并让大爱无私的家风和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在这个特殊大家庭里传承升华。
　　
　　 一
　　 1979年农历3月下旬的一天，身患白血病的民办教师邓品柱从昏迷中醒来，精神一下子回光返照，他把4个儿子叫到弟弟邓品书和和弟媳乔武香跟前，邓品柱拉住12岁的大儿子邓端江的手，气如游丝地嘱咐：“从今往后，你们就跟幺叔幺娘一起生活。不论有多大的风浪，你们四弟兄尽量莫散群；不管有好大的困难，你们要多读书才有出息！”
　　 说完，邓品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到黄泉路上追随他早已离世的妻子去了。看到二哥眼里饱含着浑浊的泪水，邓品书轻轻地替他抹上眼皮：“二哥，你尽管放心去吧！”
　　 安葬了民办教师邓品柱，大队干部把邓品柱的亲戚叫到一起，商量4个孤儿的抚养问题。大家商量来商量去，也没有想出更好的主意来。最终只好将邓品柱遗留的4个儿子，摊派给他们的大伯、幺叔、姨娘、姑妈四家抚养。
　　 在缺吃少穿的年代，几个亲戚家里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谁愿意多添一张吃饭的嘴巴呢？正在邓品柱的亲戚们七嘴八舌叫苦连天的时候，孩子的幺婶娘乔武香站出来说话了：“这事我看没得商量，他们四弟兄都归我一家抚养算了，何况二哥临死前，也希望他的四个儿子不散群呢。我和孩子他幺叔就是讨米要饭，磨骨头熬油，也要把这四弟兄拉扯成人！”乔武香的话一说落口，在场的人面面相觑，没有人不感到吃惊：“她乔武香刚才说的未必是真心话？”
　　 其实众人的怀疑并不是没有来由，事情还得从乔武香与她二哥的一段积怨说起。
　　 那些年，民办教师报酬是凭工分在生产队分口粮，自从妻子去世后，邓品柱一个人的工分养活五口人，经常吃了上顿愁下顿。生性耿直而又书呆子气的邓品柱心里总是不服气：生产队每月人平均基本口粮难道只有9公斤？肯定是队委会搞了鬼！于是邓品柱到汪营区公所报告了自己的怀疑。
　　 区公所马上派出工作组进驻生产队开展明察暗访，清账盘存。乔武香是生产队会计，自然脱不了干系。可是她和队委会成员都一直蒙在鼓里，满心希望这次清账盘存后，上面会增拨供应粮食指标呢！工作组经过几天调查，没有发现问题，临走时向乔武香透露，这次清查是因为队里有人到区公所上访引起的。
　　 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乔武香怀疑是生产队与她有过节的一户人家告了“刁状”。现在既然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乔武香对这事也不想去理会了。后来乔武香到区里开会才打听到实情，原来告状的不是别人，恰恰是邓品书的二哥邓品柱。为这事，乔武香与二哥结下了梁子。
　　 活人不结死人怨。想起二哥弥留之际上气不接下气的托付，想起二哥久久闭不拢的眼睛，想起二嫂生前她们妯娌间的感情，面对眼前二哥二嫂留下的这一窝可怜巴巴的崽儿，乔武香当着大队干部和三亲六戚，慎重作出了独自承担抚养4个孤儿的承诺。
　　 在以后漫长的艰难岁月里，乔武香夫妇俩为信守这个承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二
　　 什么叫家大口阔？你到乔武香家里一看就知道：煮一大锅菜粥，十口人一人舀一碗就见了锅底。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社员在房前屋后种瓜种菜和红苕之类的杂粮补充生活，就会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统统割掉，更不准社员上街做买卖搞“投机倒把”，违者就要遭到批斗。乔武香夫妇俩唯一的出路就是拼死拼活地在队里多挣工分，来养活一大家子人。
　　 生产队规定，社员们除了上工劳动，还可以利用工余时间打青积肥挣工分。无论天晴落雨，酷暑严寒，乔武香身上总是背着一个大背篓，割草、捡粪。每天上山割一大背草回来天才开亮口，乔武香把背篼一放，又匆匆赶到队里打早工。
　　 有一天清晨，乔武香割了冒尖一背篓青草，起身时因为用力过猛，一个倒栽葱趴在下坡，沉重的背篓压在她的头上，一双手臂反扣在背带里。乔武香拼尽全力怎么也爬不起来，幸好队里一位捡牛粪的老人遇见，搭把手帮乔武香脱了险。
　　 无论春夏秋冬，乔武香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马达不停地运转。一年下来，她凭着廋小羸弱的身躯，一个人挣了三个劳力才能够挣到的工分。
　　 尽管如此，乔武香两口子顾了一家人吃的又顾不上穿的。8个孩子除了两个女儿每年缝两套衣服，6个男娃每年就只能缝一套。一次，最小的侄儿问幺娘，为啥子女娃子要比我们多一套衣服啊？乔武香回答说：“女娃比男娃爱面子，她们虽说是多了一套衣服，可是布料比你们的要便宜得多！”
　　 8个孩子没有换洗的衣服，常常等孩子们晚上睡觉后，乔武香才把孩子们的衣服洗干净，围在火坑边一件件烤干，又一针一线地缝补好了，再放到孩子的枕头边。忙完了这一摊子活路，乔武香又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给孩子们做布鞋，山区路烂雨水多，一双布鞋穿不了多久，乔武香几乎一年四季的夜晚都在赶做鞋子。
　　 夜深人静，清江源头寨子里家家户户熄了灯。乔武香还坐在煤油灯前“呼啦呼啦”地扎鞋底，一边还轻轻地哼着山歌提神醒瞌睡，哼着哼着就耐不住上下眼皮打架，脑壳触到煤油灯，头发烧焦了才恍然惊醒。有时昏昏沉沉地一针锥在手指上，急忙伸进嘴里把血吸吮了又继续忙她的针线活。
　　 那些年，国家还没有实行义务教育，随着孩子们上学的年级越高，开销也越来越大。无奈之下，乔武香到教育站诉苦来了：“邓品柱生前教了多年的书，死后留下一窝娃儿都要上学读书，教育站能不能给点照顾唦？”教育站站长双手一摊，表示爱莫能助：“邓品柱不是公办教师，国家现在没有这个政策。你把他的娃儿拉扯大，就已经仁至义尽了，至于读书嘛，你有多大的腿就穿好大的裤，实在送不起又有么子办法呢？”乔武香偏不服这口气：“既是这样，我两口子就是奔生奔死也要送孩子读书！”
　　 话是这么说，眼看别的学生都报名上学了，乔武香家里8个孩子都眼巴巴地盼望她想办法。想来想去四路无门，乔武香心一狠，把家里仅有一头还没养大的过年猪卖了，一次性给8个孩子交齐了书学费。
　　 为了孩子们读书，家里常常几年没杀过年猪，夫妇俩也是几年没添置一件衣服。可是家里再穷也不能穷孩子，乔武香每场买两斤肥肉熬油炒菜，让孩子们带到学校去；把油渣积攒到周末，让孩子们回家改善生活。
　　 农村包产到户以后，乔武香夫妇俩满怀信心扩大面积种植烤烟，增加家庭收入。可是这一带属于冷沙地，不适宜种植烤烟，烟叶烤出来色泽、油润达不到收购标准，卖不出好价钱，甚至连煤炭、肥料的本钱都挣不回来。
　　 地里不出钱，孩子们上学费用没指望。乔武香两口子每天清早一个挑柴担，一个挑菜担，后面跟着一群孩子，大的挑柴背菜，两个女儿挎着提篮，里面装着刚出笼的米泡粑，一家大小浩浩荡荡来到集镇上沿街叫卖。每次买卖做完，大人孩子肚子饿得咕咕叫，都舍不得在街上吃掉一分钱；两个女儿守着篮子里香甜的泡粑直咽口水，不敢吃掉一个，害怕吃了粑粑拿不出钱交账。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寨子里很多家庭都建了新房，乔武香一大家人依旧挤在不避风寒的老屋里。乔武香夫妇经常鼓励孩子们：“人比人，怄死人。我们家没得条件跟人家比住的，比穿的，比吃的，我们最大的梦想就是从这寒窑里飞出几只金凤凰！”
　　
　　 三
　　 乔武香夫妇俩从小就给孩子们灌输这样一个信念:“像我们这样的贫困家庭，没别的出路，只有靠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可是，知识改变命运这条路，对于乔武香这个特殊家庭来说，走下去又该是多么的艰难啊！
　　 乔武香出生在齐岳山下一个土家山寨，11岁才发蒙读书。小学毕业那年父亲去世，哥哥残疾，从此乔武香就再没机会走进学校门。
　　 每天早上，乔武香都倚在门框眼泪汪汪地看着伙伴们上学，自己却没有这个机会了，她常常在梦里哭得伤心欲绝。正因为乔武香有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她对二哥弥留之际的嘱托也有刻骨铭心的感受。乔武香夫妇俩要竭尽全力让孩子们多读书，用知识改变下一代的命运。
　　 为了激励孩子们发愤读书，乔武香夫妇俩立了一条家规：“你们8姊妹只要考到哪里，我们家就是砸锅卖铁，拆房揭瓦也要送到哪里！如果考不起，一个都莫指望复读。”
　　 命运常常捉弄人。1982年乔武香的儿子邓端文高考落榜，邓端文是家中8姊妹的老大，又是第一个最有希望的大学生。老大的落榜，对这个满怀希望的家庭意味着最大的不幸！乔武香夫妇俩常常暗自落泪，弟弟妹妹一个个没精打采。
　　 不甘心失败的邓端文，苦苦哀求父母说：“我离大学的门槛只有五分之差，跨过这一步，我会过上另一种生活；走不出这一步，只能跟你们脸朝黄土背朝天苦熬一辈子！”
　　 其实乔武香夫妇俩也明白，邓端文在一个三流高中就能够考出这样的成绩，如果再去好一点的高中复读一年，应该是有希望考上大学的。
　　 面对大儿子的苦苦哀求，夫妇俩左右为难，想来想去，要把一碗水端平，这个口还是不能松：“你是家里的老大，出头檩子先遭烂（难），你开了复读这个头，后面还有7个弟妹怎么办？”
　　 不管父母怎么劝阻，邓端文还是不肯放弃复读的机会。一天下午，风刮得一阵比一阵猛，雨“哗哗啦啦”下个不停。天黑了还不见邓端文回来，乔武香夫妇俩害怕儿子想不开，两口子和大的几个孩子分头出门去寻找。乔武香在半路上遇到大儿子满身稀泥，背着背篓一步一滑地回家来，乔武香心里忽然一块石头落了地。一问才知道邓端文打算卖猪草挣钱复读。雨幕中，母子俩的泪水掺着雨水落到地上。
　　 这无比揪心的一幕，让娘的心到底还是软了下来。乔武香连夜把猪草剁细，让儿子一清早上街去卖。可是靠卖猪草又什么时候才能攒起复读的费用呢？乔伍香只好让儿子上甘溪山黄连场打工，很不容易挣到了一个学期的钱，邓端文如愿以偿进入到一所高中复读。
　　 邓端文坐在教室里读书，他的心里却总是安静不下来，精力也无法集中到学习上。“家里还有7个弟妹在读书，我就算考上了大学，家里哪有钱送啊？为了我一个，影响几姊妹，我将来如何面对他们呢？”就这样，邓端文复读了一学期，就无奈地放弃了。从此邓端文把他的心思放到了7个弟妹的学习上。邓端文加入了农村小商贩队伍，成天风里来雨里去，搭乘流动大篷车辗转鄂渝边界齐岳山下的各乡场摆地摊，后来又进城当泥瓦工搞建筑，不辞千辛万苦，挣钱支持弟弟妹妹读书。
　　 1982年以后，乔武香的大侄儿邓端江、二侄儿邓灿东、二儿子邓端武先后考上了大学。寒窑里接二连三飞出三只金凤凰，乔武香一家人感到从没有过的幸福，寨子里的乡亲们也对这个特殊家庭羡慕不已。
　　 邓端江高考以408分的成绩名列恩施地区第四名，远远超过当年一类大学370分的录取线，由于填报志愿失误，无缘进入武汉大学。本来他可以复读再考，但是幺娘立下的家规在前，邓端江只好选择了恩施师专（湖北民族大学前身），这样可以早点就业，为家里分担困难。
　　 上大学那天，邓端江提出希望幺娘陪他到学校。邓端江是个最懂事的孩子，平时没有向幺叔幺娘提过任何要求。乔武香夫妇俩觉得，这一回哪怕多花一个人的路费，也得满足侄儿的要求。
　　 在学校报到办完手续后，乔武香给邓端江整理好床铺，天色已经不早了。乔武香刚走出校门，侄儿邓端江急上气不接下气地撵出来，毕恭毕敬地站在乔武香面前，一声“幺娘！”喊出口，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个劲地往下滴。这时，乔武香的眼泪再也无法忍住了……
　　 乔武香催促侄儿快回学校去吃饭，要不就晚了！乔武香说完，硬起心肠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校园。
　　 乔武香匆匆赶到舞阳坝汽车站，开往利川的长途客运班车已经收了班。没办法，她只好找个最便宜的旅馆住下来，交了12块钱住宿费以后，乔武香身上就只有从恩施到汪营的车费了。
　　 忙了这一天，乔武香的情绪一直在兴奋中，这时才感觉饿得心慌，她这才想起还是清早在家中吃过早饭的。乔武香身上的钱一分也不敢花，她只好在旅馆自来水龙头前猛喝一气，暂时解决了腹中的饥渴。
　　
　　 四
　　 1984年，恩施师专升格鄂西大学，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笔题写了校名，学校的名气随之上升。1985年毕业前夕，邓端江因学习成绩优异被新疆大学选中。当时去新疆大学任教，不仅工资待遇优于内地山区，新疆大学还提供住房、报销假期探亲往返路费。
　　 能够一步进入省会城市教大学，对于大山里的贫困学子有着极强的诱惑力。可是，邓端江想到除了大哥，自己是家里的老二，是这个家的另一根顶梁柱，不应该远离家人自顾前程。邓端江忍痛放弃了到新疆大学教书的机会，回到离家最近的利川二中担任高中教师，协助幺叔幺娘照管好正在上学的几姊妹。
　　 当时邓端江每月工资加补助才47元，他节衣缩食，每月拿出20元给幺娘补贴家用，还要负担四个弟妹住校的生活费，自己的开支就微乎其微了。
　　 邓端江既对家庭尽责，更为党的教育事业奉献忠诚。他觉得这是对幺叔幺娘养育之恩的最好报答。
　　 因为教学成绩突出，邓端江从利川二中调入利川一中这所全市重点高中。20多年来，他教的语文等学科高考成绩一直位居恩施州8县市前茅，多篇教学论文获省级、国家级奖，成为湖北省十二五重点课题“健康课堂”研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从事的教学、高考阅卷等各项工作分别受到国家、省、州、市各级部门的表彰奖励，邓老师的照片曾经上过《中学语文》杂志封面人物，2012年10月被湖北省教育厅选拔推荐为“国家级骨干教师”，后又入选湖北省中学特级教师。
　　 乔武香夫妇俩苦撑苦熬，培养孩子们读书的往事，还有她们的儿女、侄儿们求知上进的精神，在这个大家庭里一代影响着一代，大爱无私的家风和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在这个大家庭不断发扬光大。乔武香夫妇的孙子辈已经有7个读了大学。邓端江的儿子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在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工作，邓端武的儿子邓宁瀚在澳大利亚留学回国，就职于中铁三局，邓灿东的女儿邓宇晴被武汉大学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
　　 在我动手写这篇文稿的时候，乔武香已经去世了一年多。在生前的最后几年时光里，乔武香忍着病痛，给儿女和侄儿每家刺了一副十字绣。乔武香一针一线秀出的“家和万事兴”几个字，成了这位伟大母亲的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