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里曾有个人，外号乌囡。1960年，他出生时，爷爷陈泮珍给他取名陈爱国，昵称嗯囡。意思是聪明的乖宝宝。
　　 嗯囡小时候开口跟爷爷要什么，陈泮珍在能力范围内尽量满足这个长孙。有一次，嗯囡要爷爷给他买个花皮球玩。可陈泮珍口袋里实在掏不出两毛八分钱，嗯囡就躺地上脚蹬手刨，满地打滚，连哭带闹。泮珍哄了半天，嗯囡就是不起来。泮珍没法，只好凑到孙子耳边轻声说：“听爷爷的话，起来吧，我给你球玩。”泮珍把乌囡拉到灶后，解开裤腰，让孙子玩他的球。
　　 这事不知咋的，竟全村传开了。村人问起这事，泮珍的老脸涨得通红，矢口否认。架不住问的人多了，他就恼羞成怒，一蹦三尺高，顿足拍臀地骂大街。
　　 乌囡上小学了，可村人发觉这孩子比较内向，见了人就低眉顺眼的，不善与人交流。就是迫不得已开口，说起话来含糊不清。被人逼急了，嘴里就不由自主地蹦出不雅字来，比如屎尿屁等等，尤其以“屁”字居多。比如有人问他：嗯囡，你中饭吃啥了？他就低着头，不回答。村人嘲笑道：这小囡脑子不好，刚吃过就忘了。他就生气了，含混不清地反击道：吃啥了？你吃屁！如果再有人问他：嗯囡，今天老师教你些啥了？他呆了一会，才反应过来，嘟哝道：教个卵！你问老师去。
　　 这样的对话发生过多次，人们意识到，这孩子的脑子有问题。按崇明风俗，聪明、伶俐、可爱的孩子才能被家长昵称为嗯囡。这孩子不像个聪明的孩子，今后估计也没什么出息，岂不玷污了“嗯囡”的好名声？正如阿Q不配姓赵，就那德行，哪配叫“嗯囡”！于是人们不顾陈泮珍的强烈反对，叫他“乌（傻的意思）囡”。时间一长，乌囡接受了大家强加给他的绰号，而他的本名陈爱国却很少有人叫了。
　　 七十年代初，我弟弟和同岁的乌囡初中毕业了，但俩人中只有一个读高中的名额。谁都知道乌囡在小学、初中根本没学到什么。他上课时不是趴课桌上睡觉，就是瞪着眼睛，木木地盯着一个地方，一语不发。
　　 可大队干部还是把这个名额给了乌囡。理由是，我家有中专生，大学生，高中生，可陈家四代赤贫，个个睁眼瞎。为了摘掉陈家的文盲帽子，体现新社会的优越性，所以这个读书机会非给乌囡不可。
　　 然而，乌囡用事实狠狠地打了大队干部的脸。根本读不进书的乌囡，在高中教室里干坐了一个月后，自动休学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们村里的男女青年谈婚论嫁不像如今那么拜金，女方在聘礼上很少狮子大开口。只要小伙子没有明显的残疾，基本上都能成家。乌囡在祖父和父亲的积极操持下，也结了婚。他岳家几个妻舅都是出了名的傻子，就妻子正常些，也比他能干。然而，命运之神似乎铁了心跟乌囡过不去，他妻子在生二胎时大出血。乡镇医院条件有限，抢救不及，竟死在医院里。
　　 乌囡的母亲刚嫁过来时是个正常人，可生了两儿一女后，家族遗传的软骨病就开始了，没几年工夫她只能躺在床上日夜哀嚎，五十不到就死了。乌囡父亲是个勤劳，节俭，会过日子的人，在他猝死前，提前给两个没出息的儿子各置下三间房的梁木椽子，以及三万块红砖。
　　 父亲死后，乌囡看着一大堆建筑材料束手无策，他根本没能力规划小楼建设。是他当泥瓦匠的妹夫给他叫了一班人，勉强给他建起一栋三开间两层小楼。
　　 小楼建好了，妹妹妹夫闹离婚，没心思替乌囡装修小楼。多少年过去了，那小楼的内外墙不粉刷，门窗也不装，不分白天黑夜地敞开着。到了寒冬腊月，乌囡捡来生产队废弃的旧尼龙布，随便用钉子钉住，防止冷风肆无忌惮地穿堂入室。我每当夜色笼罩四野时经过乌囡家的院子，听着被寒风刮得啪啪作响的尼龙布，再看一眼那些黑洞洞的门框和窗框，觉得那不是小楼，而是张开血盆大口，睁着大眼的巨兽。
　　 分田到户后，乌囡也懒得去种，要么让地荒着，要么白送给别人去种。他家的院子临河，阳光充足，比较方正，有一百多平方。可这个院子在他手里白瞎了，没有围墙，没有花草，连瓜果蔬菜都没有，全是自生自灭的野草。尤其是蚊子滋生的夏天，院子里的野草足有半人高！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乌囡的妻子死后没几年，他的爷爷和父亲先后离世。生活经验严重欠缺的乌囡，根本没能力养活两个幼小的女儿，只能将两个女儿寄养在外婆家。她俩很少在村里出现，见了人从不主动跟村人说话。初中一毕业，她俩就从村人的视野里消失了。至于这两个女儿为什么初中毕业后立即逃离这个家，众说纷纭。有人言之凿凿地说，乌囡丧妻之后寂寞难熬，几次试图在女儿身上动手动脚。
　　 这事，谁也没法求证。事实是，自从妻子死后，乌囡整天在村路、公路上漫无目的地晃悠。只要看到远处有女人过来，他就如同被人使了定身法，站在原地，睁大眼睛，张着嘴，一言不发，两眼放光，死死地盯着那个女人走近。接着如雷达般转动着脑袋，继续盯着人家的背影，直到消失在远方。然后吞咽一口口水，继续在路边闲逛，等着看下一个女人。
　　 时间长了，村人都知道乌囡在村里瞎逛，只为了看女人。女人们想到他那瘆人的眼光会不会像X光般穿透她们的衣服，心里纷纷不寒而栗。以后只要看到他站在前面，女人们就赶紧避开。实在避不开，就绕着他走。
　　 村里的女人不让他看，乌囡就去镇上看。镇上人多，而且很多女人也不认识乌囡，他随便站在菜市场里，超市门口，或者靠在哪个犄角旮旯里，就能将女人看个饱。
　　 然而，看得越多，他的性饥渴就越强烈。于是，村人几次看到手忙脚乱地整理着裤子的乌囡，从洗脚房里窜出来。
　　 可惜乌囡没有足够的闲钱去填洗脚房的无底洞。他想娶个女人陪他过日子，最好是不用花钱的那种女人，寡妇。
　　 但那时已是改革开放后的九十年代中期，所有的婚姻都以金钱为基础。寡妇再嫁也不例外。可乌囡不知道这社会变了，还是不断打听哪里有待嫁的寡妇。一旦打听到，就磨蹭村人帮他去撮合。
　　 村人乜视着乌囡，不屑地问：你裤裆里的玩意儿憋不住了。想讨女人啦，你手头有几钿？
　　 乌囡低着头，哆嗦着嘴唇，嗫嚅了好一会，说不出囫囵话。村人鼻子里哼了一声，冷笑道：老话说，只有白牛耕白地，哪有白睡女人的？到镇上抓只小母猪回家都得掏钱，何况一个女人？你锭灰壳子没得一只，撮合个屁！
　　 有一晚，我从三哥家出来回家，在月色下发现有个黑影在河边的树荫下无声地转悠。我问：前面是乌囡么？那黑影不回答我。等我走近了，用手电以照，真是乌囡。他瞪大着眼睛，一眼不眨地盯着我，抖动着有些下垂的嘴唇，突兀地问：寡……寡妇有伐？
　　 我初听很惊讶。后来与村人交流才知道，这是乌囡晚年与村人之间唯一的交流内容。
　　 村里可怜他早年丧妻，没有生活来源，曾安排他进镇办企业上班。可他干了没多久就被厂里解雇了。原因是一无技术二无眼色，教啥啥不懂，干啥啥不行。厂方担心走路不长眼睛的乌囡，万一在厂区里被车撞了或啥操作而出了工伤，厂方就摊上大麻烦了。
　　 在他五十岁后，如果在村里碰到认识的村干部或者头面人物，他会慢吞吞地凑到这个人身边，用含混不清的哭音喃喃自语：我要饿死了。求求你们给我找个工作吧。
　　 当然，工作是不可能给他的，但村里会在各个节日前适当地给他发些补助金。后来村里将他纳入低保范围。加上他有几亩土地流转金，他手头有了些钱。
　　 可他拿到钱后，不是用于改造生活质量，而是迷上了电视购物。电视里那些吹得天花乱坠的广告，他都信。
　　 我有几次在自家的西院整理花草时，能听到乌囡站在三十米外自家二楼的阳台上，与人高声大气地打电话，而且一打就是一个多小时。开始我纳闷，他既无亲戚走动，也没朋友来往，跟谁通话呢？多听一会就明白了，他是跟电视购物的推销员交谈呢。
　　 也只有推销员才愿意跟他说话，村人都不愿意搭理他。说实在的，跟他说话可费劲了。除了发音含混不清，内容莫名其妙，往往是鸡跟鸭讲，而且回答的大多牛头不对马嘴。如果他愿意跟人搭话，他的第一句就是：你，你拿多少，一个月？然后继续自言自语：操！退休工人，每月，都有钱拿，过的好适意。
　　 晚年的乌囡，基本上不会说话了。邻居看到他无所事事的在自家长满野草的院子瞎转悠，跟他打招呼。他就站住，盯着人家，耷拉着的下嘴唇动了几下，终于无话可说，于是低着头，躲进家里，不出来。如果在路上撞见他，跟他说话，他还是耷拉着下嘴唇，看你一眼，低下头，不回答。
　　 2020年夏天，村里有老人去世。我在丧礼上看到衣衫不整的乌囡，耷拉着下嘴唇，呆呆地站在人少的树荫下，试图跟人聊天。然而人家瞟了他一眼后若无其事地踱开了。每次开席，只要乌囡坐到哪桌，那桌上早已就坐的村人纷纷开溜，换一桌再坐。
　　 我找到座位坐下后，看到乌囡在众多的桌子间晃悠，已经坐下的来客都对他说；这里有人了，你去别处找座位。我就朝他招了招手，示意他坐我这桌。他低着头，从人群中挤过来，在我身边一屁股坐下，也不跟我交流。开席了，只见他筷子不停，一会儿嘴里就塞满了荤菜。我看他包着嘴，努力咀嚼着，突然，他转身弯腰，哇的一声，满嘴的菜吐了一地，然后用手背胡乱地擦嘴，却没有道歉的意思。同桌的人都腻味死了，有的人干脆把筷子拍到桌上，抬脚就走。有人对我说：你现在知道大家为啥不愿意跟他同桌了吧？他的吃相太难看了，让人看了恶心。
　　 也难怪，村人发现他家的烟囱很久不冒烟了。他的一日三餐基本以零食为主，比如饼干、袋装牛奶等，撕开就吃，方便。于是，遇到村里办丧事，面对着色香味俱佳的酒席，他哪顾得上礼节，早就食指大动，筷夹手抓，胡吃海塞，吃到吐为止。
　　 2020年12月下旬，提前入侵的寒潮将江南人打了个措手不及，迫使村民们早早穿上保暖的滑雪衫、羽绒服。
　　 有一天，我正在书房里读书，突然听到村里人声鼎沸。我就踱出西院，走到河边，发现河对面乌囡家院子里集聚了好几个人，正在议论着什么。我过桥，踱到乌囡家的院子里，竟惊骇地发现，这么冷的天，乌囡上身只穿一件破旧的毛衣，下身穿一条薄内裤，腿上罩一件颇毛衣，坐在避风朝阳的墙角里，一边浑身哆嗦，一边吃饼干，喝牛奶。村人们围着他，村委也派了人来，正七嘴八舌地问乌囡的话。可乌囡一概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是目光呆滞地将饼干送进嘴里，艰难地咀嚼着。咀嚼了一会，举起盒装牛奶往嘴里倒。然而哆嗦着的手很难将牛奶全部倒进张大的嘴里，于是不少牛奶流到覆盖在腿上的烂毛衣上，使得烂毛衣上湿了一大片，很像小便失禁。
　　 村人好不容易打通了乌囡大女儿的电话，大女儿答应尽快从市区赶回来处理父亲的养老问题。
　　 听三哥说，乌囡的大女儿挺着大肚子，在傍晚时赶了回来。经过与村委商量，决定在月底前将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乌囡送进养老院。商量完，大女儿第二天回上海去了，说要跟失联很久的妹妹商量分担养老费的事。乌囡这几天的生活由村人多照看照看。
　　 12月28日，我动身北上黑龙江，有时在火车上还会想；乌囡的养老事解决了没？30日我刚到黑龙江，三哥打我电话，说那天上午村人去乌囡的院子里，扒着厨房的玻璃门看到穿着单衣单裤的乌囡，像条狗似地趴在灶台前一动不动。立即打电话通知村委，撬开门摸摸乌囡，浑身冰冷，早已死透了。零下六七度的江南，滴水成冰。110来现场看了一遍，说乌囡应该是冻饿而死，不是他杀。
　　 我跟三哥说，给乌囡办丧事时，你帮我垫付一笔礼金吧。三哥说不用了，乌囡的大女儿回来后，简单地给乌囡装殓后，立即拉到火葬场火化了，啥仪式都没有。
　　 在清理乌囡的小楼时，村人发现各个房间里堆满了各种包裹和纸盒。里面装的全是他从电视购物上买的，根本不会用，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处的商品。很多包裹和包装盒甚至都没启封过。
　　 乌囡死时，刚过六十周岁。按规定，年满六十的上海郊区农民可享受每月1200元的农民养老金。按说，每月一千二养老金，加上土地流传收益，以及低保政策对他的倾斜，能确保乌囡衣食无忧。可他终因极度的懒散，不思进取，兼无一技之长，以致过得浑浑噩噩，与高度发展的社会完全脱节，连国家的好政策也不能改变他冻饿而死的命运。
　　 哎，性格真能决定人的一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