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小村唤做任村，农业社时属下阳公社管辖，如今划归桐城镇，坐落于峨嵋旱垣半垣的干岭坡上，离城20多里地，是个贫穷闭塞的小山村，建国前屡受“南岸贾部”骚扰，听老辈人说，夜里听到狗叫声，全村人就钻进桥西沟，建国以后才安稳了，晚上能睡个安然觉，村民就觉得很满足。
　　 全村三百多口人都是文盲，只有几个地主子弟识文断字会打算盘，人民公社时代扫过几回盲之后，有些社员能到黑板前看队长给他派的活了。我们五队的棉花地在下阳陡坡上，棉花进入“脱裤期”就要按时脱花裤，队长不会写那字，就在黑板上画条陡陡的坡，坡顶立一群赤腿人，那群光赤腿有男也有女。队长派的这号活，男女社员都能看懂：是男女全部，都去脱裤，地点下阳陡坡。
　　 大队保管是刘忠汉，他能当上大队保管是学问大，一日，忠汉站在峨嵋垣的垣头上，南望中条山，长叹几声说，好球吧，这世界大哩大哩！一眼都眊不到头，南山的老后头恐怕就是日本国吧，南山的老老老后头就是美国了吧，嗨呀呀，这世界大哩大哩大球着哩！我看总能顶咱好几百个任村大，一年半载都跑不到头。
　　 五十年代末，村里有了学校，学校扎在刘家家庙，我们这些五零后，背着书包上学了，书本告诉我们说，“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就想，不用油就是用腊烛，腊烛比煤油灯强多了；不用牛就是用骡马，骡马比牛强多了；至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干脆不信。
　　 村里没有医生，只有一个半巫半医的“巫郎中”，他看病的一半本事，是靠那把“桃木剑”和“撵鬼符”，可怜他那剑和符的本事不大行，那些“缠死鬼”们十个有九个撵不跑，所以他看病前必说“能治了病，治不了命”。因为“治不了命”，阎王老派小鬼判官拉小娃，女人要七八个娃能落三四个就不歪。村外头有个“死娃疙窝”，里头是专撂死娃的，因此养了不少狼，小时候常听到狼的嚎哭声，那哭调拉得又长又远，全像蒙古人在拉长歌，能拉到天边的月儿上。小娃夜哭时，妈说“别哭啦！狼来啦”！那娃嘎的一下就止住了。住在村门外头的几家人，常见狼趴在墙头上，所以不到天黑，赶紧上门，直到七十年代末，赤脚医生给村里办起“保健站”，保健站的药比巫郎中的“符”强多了。
　　 学校的老师是民办的，那个民办李老师教我们学习课本上的外国诗，那诗的题目是《山鹰展翅高高飞翔》——
　　 山鹰展翅高高飞翔，
　　 飞遍了世界个各地方，
　　 从地拉那飞到韶山，
　　 来到伟大领袖的家乡。
　　 我举起手说，山羊怎么会展翅高高的飞呢，“地拉那”是做啥吃的？
　　 谁知老师翻了，说别以为你爹当了贫协代表，你就不尿老师！
　　 我爹是当了五小队的贫协代表，当上贫协代表的原因是我家是全队最穷的家，要是有一家能赛过我家的穷，这个“表”肯定轮不上我爹“代”。
　　 我不敢问李老师了，就去问刘校长，刘校长是吃公家饭的，梳着大背头，肯定学问大。刘校长给我解释说，书里说的山羊是外国的山羊，咱们都没见过，外国山羊比咱村的山羊高级……地拉那……就是地拉那嘛，多念几遍就懂了，“读过百遍，就能自见”。
　　 人民公社的社员们，成天都在学大寨，学得人人没饭吃，有几家贫下中农吃麸麸，屙不下，保健站的保健员给他们的屁沟眼里塞鱼肝油，鱼肝油化了才能屙。社员毎屙一会屎就得找一回保健员，很麻烦，但就这号麻烦法传到其他村，其他村就都照样学。
　　 七十年代初有了“轻便平车”，两个轱辘的小平车比“独轱辘”的木轮车，好得不在一点上。接着有了“加重平车”，能载一千多斤重，社员就偷偷的捉毛驴搞副业，竟然捉了32条之多，他们夜里给河底曹底凹棉花库基建工地拉砖。这是搞资本主义，也叫投机倒把分子，被下乡干部逮住搞批判，并要学校配合村里的政治运动写批判稿，老师就给我们布置批判任务，题目叫“评我们村的32条小毛驴”。
　　 我们的稿稿写好后，村里的批判大会就召开了，我们这些红小兵，一个接着一个地站在批判台上念稿稿，那“32个驴主”们，都在台前立一排，我们正义的唾沫花花四喷八溅，直把他们批得体无完肤、丢人现眼、羞得没法活。但有几家成份硬的老贫农，硬是不听批判会上的那一套，批过之后仍不思悔改，夜里继续偷机到把，慢慢的，他们有了自行车，还有了缝纫机，再加上小平车，这叫“五轮化”。他们偷搞资本主义的结果，使村里冒出几个“五轮化”。
　　 县城有了炭园，掏5块钱就能拉一平车炭，凡是拉炭的都是5块钱。李套套没有5块钱，更没小平车，他借了5毛钱去担炭，炭园过磅员就把他的5毛钱当成5块了，套套担的两个筐装不得那么多，过磅员不让他走，套套说不要了！不要了！炭园人把他的炭码在墙根下，让他以后慢慢担。
　　 七十年代中期，村里买回一台锅拖机，那锅拖机总有一墙高，三揽粗，它裆下有个大火门，上面的肚里有个大水锅，在裆下的火门里添上炭，烧滚肚里头的大水锅，锅里的滚水喷出的气能带得石磨转，从此磨面不用牛拉了。后来有了柴油机，它比锅拖机强得不在一点上。
　　 七十年代后期，村里通了电，点灯真的不用油了，15W灯泡就耀得人眼窝睁不开。紧接着有了电动机，那电动机能带动一盘大钢磨和一架大油碾。不久井里按了抽水机，水井旁垒起小水塔，吃水不用绞辘轳了，因为垣高脉沉，那井就有六七十丈深，那井绳盘在一起总有半人高，绞一担水不容易，所以“缺吃少喝”是旱垣上的两大景。再后来，公社开来铁链履带“东方红”，后头能挂七片“风铧犁”，那犁总有一尺半深，一家伙犁过去就能犁他一耙宽，好家伙，耕地真的不用牛了。
　　 村里出了一位副局长，副局长老婆住了几天城，回来就与村民不像了，我们见那老婆还洗头发，因为旱垣上的老婆们，一辈辈都不洗头发，所以就觉得好奇怪……她满头上打的是洋碱，有一回打的是香皂，那香皂的香气就是香，那香气飘得就是远。她那头发浓浓的，密密的，长长的，洗一回得用三盆水，第一盆把肥皂香皂们粗冲一遍，满是沫花，第二盆水细冲一遍，第三盆才算洗到了脾气上，那水哗哗的泼掉了，好心疼，她泼出的那水是香的。
　　 后来听说那副局长老婆还洗澡，因为旱垣上的老婆们，一辈辈都不洗啥澡，就不知道洗澡是在干啥丢人事……都就说那“澡”是咋洗的？是脱成精光一条才洗吗？那不得用一桶水？老婆们都就夹紧两条腿儿笑话她……嘻嘻嘻……那像啥，精光一条，羞死啦、丑死啦、丢死人啦。下雨天，那老婆穿的是胶皮鞋，黑亮黑亮的，亮的都能照见人的脸，那鞋踩在水里不渗水，你看奇怪不奇怪，一下雨，我们就远远的跟在她后头看胶皮鞋，再伸长鼻子闻她身后飘来的香气。她晚上拿的是手电筒，那手电筒真高级，想照哪哒就照哪哒，再大的风都刮不灭。
　　 那几个偷机倒把分子家有了圆腿柜，有了小条桌，用了小条凳，还有两家给他娃的新婚房里打了新式床，他们不睡土炕睡上床了，真馋眼，最馋人的是还有一台收音机，熊猫牌，卧式的，摆在桌上真气派，上面盖一块花毛巾——这叫“十六条腿一圪扭”，只要在收音机的扭轮上面一圪扭，里头就会唱样板戏。
　　 宅基地是集体规划的，许多人家就给规划到村门外头了，人口增长到600多，村面积扩了一大半，现在任村有1600多口人，村子扩了好几倍。
　　 八十年代初，村里办起化工厂，生产氧化锌，效益最好时给社员一人发了5块钱，村干部在社员大会上说好好干，争取明年一人弄他10块钱。可那厂被城里的干部给封了，这叫“割资本主义尾巴”，至今那氧化锌厂的高烟筒，还挺立在村东头的戏台前，像是在演一场历史剧。
　　 光景虽说好多了，但就是饿得吃不饱。饿到1978年，安徽小岗人冒着杀头的危险搞单干，就在这个当口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刘邓路线”回来了，这一下，被堵了几十年的闸门打开了，身上的绳索解放了，整个中国活泛起来，加之老天助兴，风调雨顺，一年两料，年年丰收，农民的肚皮挺起来了——够吃去球！——这是广大农村最流行的一句话，农民的要求并不高，只要够吃不饿，就“去个球了”。
　　 毎人只有二亩地，一年庄稼半年干，剩下的半年干什么，总不能两手一吊的闲吊吧，没事干的闲人们是要被人笑话的，为了不让人笑话，村里就出去了不少人，他们拙拙的走出黄土地，笨笨的走进城里头，于是有了“打工族”。凡是离开地的人，就是憨憨也能发财，到处都是一片空白，尿泡尿都能浇出一丛收获来。清明时节，那些人都一身钱气的回来上坟祭祖，鸣鞭放炮，有的骑着摩托车，后头坐个穿裙的，露着大腿，扣着墨镜，烫着头发，打着口红，都把那群人称做“在外人员”。
　　 八十年代末，“若要富，先修路”的口号叫起来，“三通六覆盖”工程普及全县，那些“在外人员”为了显摆，个个捐款，人人掏钱，很快，油路铺到了村门口，村里就给那些“在外人员”立了一座功德碑，那些“在外人员”的身份地位，与古书上的“员外”差不多都一般高了。踩着油路而来的是电视机、煤气罐、电冰箱、电话机、小超市，有钱的拿着大哥大。九十年代初，太阳能进村了，大超市也进村了，Vcd、DVD、卡拉OK、牛仔裤、超短裙们，带着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进来了，从此我们这个小山村，开始进入快车道。
　　 历史进入新千年，家家盖起小洋楼，一半人家有小汽车，没小车的是不爱玩动力机械的，手机里存一批出租车号码就行了，出门只要按一下，“的哥”就把出租车开到家门口，比有小汽车的人家还优越方便的多了。
　　 电视机由小黑白变成大彩电，由大彩电变成小手机，电视上是有啥看啥，手机上是看啥有啥，电视机成了摆设了，手机忙得不得活。村里有了文化广场，滋润了的村妇们，原来也会玩风流，她们跳起广场舞，也会摆腰扭屁股，那屁股扭得不比城里女人屁股差。姑娘少妇慢慢的穿起短裙了，那短裙短得不比城里的短裙短，这叫前沿，也叫潮流，以至“前沿潮流”到大腿根，就这还没短到脾气上，后来穿起了“超短裙”。她们的茅房不唤茅房而是唤做画装间，也敢在脸上乱抹胭脂胡涂红了，有的抹得像唱戏的，半夜在路上撞见了，你会认为是见了鬼，嘴巴抹得全像吃了死娃的狗一样。村里招商引资，引来香馨汤圆厂，那厂就盖在“死娃疙窝”的地皮上，女人们去厂里包饺子，一天能挣二百多，下班后穿着超短超薄的肉丝裙，开着小汽车去自家地，摘芹拔葱挑菠菜，好拿回家去做晚饭，自家种的不打农药，不上化肥，这个唤做“无公害”。吃饱之后去跳舞，古书上说，这就叫做“鼓腹而歌”。
　　 如今养老保险全覆盖，它成了生命的保护神；种地不纳粮，还给直补款；养老保险，月月发钱。村里普及了大学生，“外国山羊会飞”的事不再胡飞了，他们说“地拉那”是阿尔巴尼亚的首都，那首《山鹰展翅高高飞翔》的赞美诗，是阿尔巴尼亚朋友到韶山参观时写的一首抒情诗。
　　 文化素质提高了，村里的人才就多了，我们村出了一位团级军官、一位市级水利总工程师，他有几篇论文发表在国家级的大刊上。还有一位县企厂长、几个农民企业家、两位局长、一群副局长、两位县级政协常委……村民的存款余额在增长，拥有7位数存款的就有好几家，拥有8位数的有一两家。村里有两个银行代办站，代办员的工资一月能挣好几千，可见存款的余额有多大。
　　 老人家耽心的“城乡差别”不见了，如今的农村比城里好，因为城里有的村里都有，村里有的城里没有——比如新鲜空气和自然环境。昔日我那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如今变成了小天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我的这个小山村，会更加繁荣和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