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那一片月光
　　 静静的夜，一个身材矮小的少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山谷中草绳一般的小路上。月光如练，小路两边梨花似雪，然而少年却是疾步如飞，无心欣赏这景色。心中满是恐怖与胆怯，一边是黑糊糊的深渊，一侧是影影绰绰的坟茔，一只鸟的飞起、一只田鼠的窜动都会让他胆战心惊。
　　 这个少年就是十四岁的我。一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被郝老师留下强化训练至深夜，独自匆匆赶回家。已经翻过一座岭了，正走在沟底，再翻过一道岭，下了坡才到我家。
　　 山脊坡村联中是一个三个村子学生聚在一起的初中学校，1978年9月1日，开学来了一位新老师——郝老师，他接了我们毕业班的数理化课，那个时候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上的是初一还是初二，因为初二也不会初一的课，整个联中就处于一种混沌状态。贫协主任管教学，每天基本上就是在山上劳动。同学中分了木工组、铁匠组，除了山上有学校自己开出的梯田，还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再有一项任务就是在村子里的墙上画漫画贴标语。
　　 郝老师是第一个来山脊坡学校的公办老师。他从哪里来，为什么来到这个偏远的村子教学，直至现在仍然是个谜。郝老师的到来，对我们来说如同午觉正酣的时候，突然听到咔嚓一声闷雷，使大家从头到脚猛地一震，我们也如冬眠的青蛇在惊蛰中醒来。
　　 刚开始，有同学打听到郝老师要求很严格，大家都怕挨打，都被吓得瑟瑟发抖。快要毕业回家了，又迎来了这么一位大神，倒大霉了。挨打还没挨够吗？再晚来一年，我们就脱了，要是他教2班，我们也就脱了。郝老师中等个头，又黑又瘦，平时说话有些结巴，嘴角动几次才说出一句话来，可一到讲台上立马利利落落。慢慢地我发现他并没有像其他老师那样用脚踢、用教杆抽打学生，但也很少见到他的笑脸。郝老师到来后有两件事，让少年时代的我感到记忆深刻。一件是在冰天雪地的院子里带领我们跑操时，他的一只鞋底掉了，他一直吹着哨子，光着脚板踩在冰雪碴子上跑完全程。嘹亮的哨声和整齐划一的脚步声自始至终没有中断，天亮时有人发现院子里有一圈血水。
　　 另一件事是和政治老师打架。有一次，第二堂上课的钟声响了，上第一堂课的政治老师还在讲台上赖着不走。郝老师在门外等了一会，见政治课老师仍没有下课的意思，便走进教室，仔细一听，原来政治老师正滔滔不绝地破口大骂几个捣蛋的学生，面对郝老师不太好看的脸色，意犹未尽。郝老师实在憋不住了，直接上讲台，让同学打开物理课本，一个讲台上出现了两个老师。政治老师气愤地说了一句，你是个什么人，自己不知道吗？郝老师一摔黑板擦，果断反击：你算个什么东西？不就会骂人吗？紧接着两人在讲台上拳脚相加，猛烈地打了越来。讲台掀翻了，砸到了窗子底下，粉笔撒了一地，女生吓得抱头哭了起来。年少无知的我就坐在第一排，当时吓傻了，也不知道上去将两位老师拉开。郝老师擦干鼻血，撕了一片备课本的纸塞在鼻孔上，喘息片刻，突然做了一个大猩猩咧嘴的怪模样，双手举过头顶，手指弯曲，定格！大家被逗得哄堂大笑，然后他继续为我们上课。
　　 郝老师家住东北坡，学校离他家大约有三十里地，来回要翻过一座古树参天的山岭。他往往是晚上步行回家取来煎饼，第二天早早返回学校，准时带着大家跑操。进入1978年的冬天，我们初二（1）班被郝老师带起了节奏，同学个个像拧紧的发条，时间真紧呀。初二（2）班照样是鬼哭狼嚎，嬉笑打闹，我们班上课鸦雀无声，上厕所都是小跑，全班同学进入紧张的竞技状态，一丝一扣地往前紧，往前拧。半年的时间把初一的数理化全部捋了过来，然后是初二的课，同学之间也开始了真正的较量与角逐，真正到了骡子驴子马子兔子同场开遛的时刻。单项考试一考一排名，总成绩一月一排名，月排名名单红纸黑字十分张扬地贴在学校大门上，这一动作，让村里的老少爷们惊愕不已，牵牛推车干活的路过学校时，都驻足观看。我小姑还来看我的排名，尽管她不识字，她说着我的小名，让人家帮着找，人家说没找到，回头我姑跟家人说我考了零分。六十二名同学中，我的成绩一点一点往前爬行，我每次的目标就是把我前面的一名压下去，时间是多么的紧迫呀，每一分每一秒都卡得死死的。晚间回家做题，走在路上背题，头发被煤油灯燎得成了半个秃子，握笔的手指磨出厚厚的茧子。从二十名，十五名，第十名，时间似乎不再等我，最终是被钉在了第五名上，再也前进不了了，前面的四位都是大神，后来他们事业的发展便是证明。
　　 距离中考还有三个月，教其他课的老师仍然没有被带动起来，依旧松松垮垮，进不了状态，见此状态，郝老师也是心急如焚。此时他毅然做出了两项决定：第一，选出十名同学，进行晚间辅导，加小灶，如果其他同学愿意，也可以参加。目标是冲击城里的一中，决战一中实现零的突破！于是有了开头我在月夜下匆匆赶路的情景。第二，在不干扰语文、政治、生物老师正常教课的同时，郝老师亲自主持语文、政治、生物课的辅导，蜡纸刻版复习资料。并在中考前的一周内，十分精准地模拟演练了一篇作文，后来事实证明那就是当年中考的作文题。
　　 参加中考是在宁湖公社中学，全公社参加考试的有十几所联中，几百人是有的，大约有十几个考场，我们班的同学都分到各个考场去了。我在考场，环视四周，没有一个认识的，连个壮胆的也没有，要么生，要么死，孤军奋战吧，奋战，奋战！不奋战就没有美好未来，拼吧，每一次仔细演算都是对地瓜的鄙视；每一个认真对待的标点符号，都是对牛粪猪圈的远离，一定要冲出公社中学，冲上一中。
　　 每当我想起我所在的那个考场，只有我一个人考入县城一中时，我就想哭。我个子小，座位在考场的最前面，身后围着我有十几个衣着鲜亮的女生，每科考前考后我都能看到她们自信的笑脸和姣好的面容，我就想着她们会跑在我前面的，会比我提前到达一中，在那里等着我。可我到达一中后，始终没有见到她们的影子，那一年全公社只有6名学生考入县城一中。
　　 7月11日，考试结束的这天晚上，我们班谁都没走，大家坐在宁湖中学操场热乎乎的草地上，围坐在郝老师身边。郝老师第一次用他那父亲般温暖的手，摸着我的头，笑着问我，敦乐你兄弟几个，以后准备干什么？最后对我说了一句，敦乐是个好青年！那个时候郝老师和我们大家一样，也不知道我们学校会不会有人考进一中，因为山脊坡联中从来还没有过。
　　 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升起来了，一片皎洁，难忘那晚的风，那晚的星星，那晚夏虫的鸣叫......
　　
　　 二、深深的友谊
　　 刘清溪是我青少年时代最好的朋友，也是我至今为止最想念的人。四十四年前我们从不同的乡村学校一起考入川北一中。刘清溪是城关镇小刘家村人，住在江边，个子高挑，白净长脸，穿衣讲究，未语先笑，说话声音爽朗，我一直认为他是城里的人，而不像我，黑黑的，个头又矮，胖墩墩的，一看就是地道的农村孩子。我在教室的前排，他在后排，本来不会有过多交集的，但我俩宿舍的床铺是靠在一起，慢慢就熟悉了。
　　 一中很自负，这里集中了川北地区的优质生源，从老师教课的态度上便可以看出。在初中冲击中考时，初中老师几乎是手把手教学，恨不得十根手指按住你的脑袋，每根手指都往你脑袋里灌输知识。在这里的老师每每迈着四方步，按着铃声来，按着铃声退，从从容容，从不拖堂。除了班主任，我想其他老师几乎认不得班里的学生。至于你的学习成绩是孬是好，似乎也没有人管你。
　　 我和刘清溪成绩接近，都是在班级中间徘徊。在初中班里可都是尖子生，新的环境下，没有初中时老师的监督与特殊关照，没人在身旁鞭策，一时让我们感到空落落的，下课后我俩就特别喜欢在一起说说话。清溪说话幽默风趣，我很喜欢听他说话，绵绵的，打闹的时候，推搡起来，也并不真用力。课间打拐，时常我俩共战姚明波，姚明波个子一米八几，威风凛凛，像个关公，我们俩也干不过他。
　　 诸多的因素，使我的学习效率大打折扣。记忆里每学期最少一周的劳动课，每周轮流值日用大桶抬开水，即使你不吃食堂的饭菜，也得值日给宿舍其他人打饭打菜，同时有永远清理不完的厕所，剪不完的树枝，刨不完的菜地，似乎有永远干不完的体力活脚。再就是回家很不方便。没有交通工具，全靠步行，四五十里路，翻山越岭，遇到雨雪天，简直就是空难。周六半天，周日一天，这做作业的时间全搭在路上了，但又必须回家取回一周吃的煎饼和咸菜。那时自制力又差，我们俩对学校里的许多事物都感到新鲜。首先是对开放的图书馆、阅览室，我们忍不住到这些地方游逛，还有就是操场上的体育生跑呀、跳呀，篮球场男生女生篮球队员，也很好看。有些同学在小教室里练习音乐课，这一切都让我们好奇，忍不住就想着到处瞅瞅，晚间还有抬到篮球场上的黑白小电视。接下来面对自己学习的成绩和当时高考极低的录取率，也是满怀的惊恐与焦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课程的深入，说我们俩的友谊一点点加深，道不如说是一起抱团取暖。许多个晚自习之后，我们俩在校园树叶沙啦啦的杨树下漫步，仰望星空，幻想未来。
　　 第二年春天分班，我报的医农班，我到了六班。过了一个周，有一次上晚自习，老师说新来了一个同学，我在低头做题，没看是谁，有同学从后面戳我，我抬头一看，清溪正站在我前面，抱着一摞书本，低头看我呢。他也跟到了六班？喜得我差点蹦起来。分班后，宿舍也重新做了调整，我在新宿舍上铺最西头，他把铺盖抱了来后，放到我的西侧，把我往东推，和我就挤在了一起，他靠墙，成了最西头。我回家带来的煎饼和咸菜，几乎没有一点油腥，他偶尔还会带点小咸鱼来。我俩在一起慢慢分享这小咸鱼的时刻，是羞涩而至美的时刻，是幸福的，也是回味悠长的。焦黄而干硬的小鱼，像风雪中飘落的柳叶，穿过春秋，穿过冬夏，飘呀飘呀，乘着友谊的小船，早已飘向遥远的未来。
　　 他家当时经济条件也不算好，天冷了还穿着单薄的衣服，被子和我一样，始终是一条。川北的冬日来得早，严寒的冬天到来的时候，北风从后窗呼啸着往里刮，雪花钻进来铺了一层。他发明了一个法，把被子底端用绳子扎越来，他说这叫纳狼于囊，这样做果然好，脚下不透风了，再后来我们两个靠在一起，把两个棉袄分别盖在身上。冷极了的时候，俩人都翻来覆去睡不着，便通腿睡觉，把两人的被子盖在一起，进一个被窝，一人一头。
　　 刘清溪从来都是不急不躁，有时一晚上不看书，也不写字，安安静静地一个人发呆，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好像学习上并不怎么用功，似乎对未来也不着急。面对升学率极低的现实，我感到通过高考改变命运，道路阻且长。一天晚上我与清溪说，如果我考不上学，走不出农村，我会在农村写小说的，将来想当作家，这是我第一次将心事偷偷告诉别人。我在初中阶段就读过《三侠五义》《苦菜花》《第二次握手》，磕磕绊绊读过一遍《三国演义》。蓬勃的野心是从读《山乡巨变》开始的。他没有反对，也没有支持，一如既往地静静地听我说话，但后来就有意把他读过的书和知道的作家说给我听，他说了一些作家的名字，应该是肯定了我的想法，这是对我精神上的莫大鼓舞。他居然知道一名我们家乡有一个叫李劼人的作家，我突然感到他是那么了不起，他的知识和抱负远在我之上，我感到他是有志向远大，只是深藏不露。一段时间我和他都在留意阅览室的一些刊物，了解一些当代作家的信息，似乎真在为将来当作家探索门路。
　　 校园晚间的小道，风吹着刷啦啦的杨树，我们散步，有时长时间沉默不语，这也意味着分别的时刻越来越近。骊歌已启前奏，如果有一人是异性，估计我俩那时会私订终身。
　　 分手是如此的匆忙，以至于来不及说一声再见。两年制的高中，在校也不过一年半的时间，他是我从二班到六班唯一全程相伴的同学，这一年高考实行预选制，太突然，在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预考就结束了。短暂的放假，竟然成了一生最长的假期，从此与一中离别，其实也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稀里糊涂就回家了，甚至班里谁留下了谁回家了都不知道。我们俩从此和一中告别，多少还是有些遗憾的，老师没表扬过也没批评过，就这么了断了。学校留下的似乎更多的是劳动的场面，耕种大操场南面的豆子地，给院子里的大柳树砍枝剪头、抬水洗厕所又抬粪水浇菜地、给操场填煤矸石等等。
　　 灰溜溜回到家中，无法与父老交代，农活也干不了，想回学校复读，人家说不办复习班。唯一与外界联系的就是家里的小广播喇叭，喇叭里说，上边正在办一个农业广播学校。我想就学吧，或许这是通往外界的一洞之明。步行到县城广播站报名，一回头，看见了熟悉的身影。清溪更加瘦削，头发凌乱，眼神抑郁，清溪看我也该如是，忧伤的时刻，多看一眼都会增加牵挂与茫然，我俩没有多余的言语，甚至都想回避这场面。前程未卜时候，本来在学校时清溪许诺，高考结束，带我去看江心洲的，这个时候，谁都无心再提及这事了，那次只说了二三句话，便分手了，一个向东，一个向西，这一分手竟然就是四十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