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了，米粜了，庄稼人把一沓攥湿的票子小心翼翼地用手绢包了，压在箱底，在心里头打起了小九九。
　　 流了一个夏天的汗换来的这薄薄的一沓钞票，一定要花在刀刃上。
　　 其实，早在望见那一束束稻穗谦虚地低下了头的时候，各家人心里就有了打算：换掉那口补了几个疤子的铁锅；冬天不好打发，那些烟筒快让锈吃完了，该买几节白铁皮的了；不能总在精席子上溜着，买条花床单把前年就擀好的毡拿出来铺上；老人身上没有了火力，买几斤棉花把已穿了两冬的老棉袄给拆了蓄上……
　　 那时候村里人的生活愿望和奋斗目标几乎都陈列在供销社里。
　　 我们村的供销社位于六个生产队的中心位置，与每队打谷场的距离大致相等。这大概是当时建造供销社时特意测量好的，讲究个公道合理。
　　 我家属于八队，但处于七队与八队的交接处，离供销社只有两百米之遥。站在院门口抬高头便能瞅着供销社的房顶。那是一个很大的方形水泥板房顶，房檐奢侈地宽出青砖墙足有一尺多。住在供销社附近使我们比别人多了几分优越感。
　　 我那时的大部分时光是在供销社附近度过的，准确地说是在供销社门前度过的。让一个人成长起来的是岁月，而留在记忆中的岁月大多都与具体的地方连在一起。
　　 离我家不远的两房子高三房子宽的供销社在村里人眼里是宏伟的，是村里标志性的建筑。它高高地矗立在一人多高的地基台子上，面南的两个大玻璃窗户用钢筋拔了，两扇油了黄漆的大门又高又宽。我的活动范围随着这两扇门的开与关及时变化着。
　　 我时时惦记着供销社里的热闹，还有那些零食，瓜子、糖果、点心……我的魂都留在那儿了。吃惯的嘴，跑惯的腿。每天吃过晌午饭，我便不假思索直奔供销社去，和几小伙伴不约而同地碰到一起。这时候，供销社的两扇大门早已敞开，门口的地面上叠了许多泥脚印，像摞在一起的旧照片。
　　 做饭离不了放盐，买盐离不了供销社。村里人和供销社的关系就好比饭和盐的关系，是离不了的。因此，供销社一开门，就会有络绎不绝的人来光顾。
　　 我最初的见识就是从供销社进进出出的人身上获得的。通常我们都会围绕着供销社敞开的两扇门窜进窜出，我们的眼前尽是进进出出的人。从他们在供销社停留的时间长短上，我能分辨出哪些人正忙着，哪些人没事干；从他们指着货物对售货员说话的神态上，我能判断出哪个人胆子大，哪个人胆子小；从他们看我们这些孩子的表情上，我能感觉出谁是和气人，谁是生瓜蛋。
　　 在供销社里，我记住了很多人。我记得最牢最想见的不是住在九队的那个蹬着高跟鞋的漂亮女老师，因为她的出现让我感到羞怯。我总觉她的衣服和裤子都做小了，要不她高高的胸脯和细细的腰怎么会那么显眼。可我又觉得那样确实有种说不出的好看。女老师是村里仅有的一个骑“凤凰”牌女式斜梁锰钢自行车的女子。每当她勾着纤细的腰身，翘着紧紧裹在涤纶筒裤里的臀，优雅地蹬着锃亮的斜梁锰钢“凤凰”来供销社买东西，我都屏了声气躲在一旁歆羡地目送她来去的身影，然后随着她的离去，怅然地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梦想着丑小鸭似的自己将来能长成她的样子，并且也骑上一辆“凤凰”牌女式斜梁锰钢自行车。
　　 我最想见到的人是站在柜台里边的售货员。他长得有点像《新星》里的那个周里京，俊朗的脸庞是那样的亲切，明亮的双眼似笑非笑，像是看着所有的顾客，又像是谁都没看。柜台后面靠墙是一溜儿油了蓝漆的高高的货架，货架上排满了各式各样的货物，有吃的、有用的，都是村里大人和我们这些小孩子渴望得到的。俊朗的售货员站在货物跟前，让人感觉他对那些令我们思慕的货物唾手可得。真让人羡慕！
　　 他的身影在柜台里边细窄的过道里轻轻地移动着，时而两手交叉抱在胸前，时而一只手搭在货架上，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很悠然的样子。有要买东西的顾客，他便一边指着货物，一边和气地询问是不是这个？我人在离柜台较远的门口活动着，眼睛却不离他的左右。那确实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我觉得售货员像一个大哥哥。
　　 为了解馋，更为了能与售货员搭上话，我拾麦穗、摘枸杞、搓麻绳……想方设法攒上些钱，藏在祖母为我缝制的绒布钱包里，时常小心翼翼地打开钱包拿出一毛两毛，跑到供销社，够着柜台递给售货员，羞怯地说：“大哥，给我秤一两瓜子。”“大哥，给我买两个糖。”“嗯，好。”售货员应着我的话，温和、耐心地取了吃食递到我手上。每当这时，我心里总是暖暖的，满足而得意。不过这种良好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对美的向往异常强烈。尤其是当爱美的天性被一片黑色压抑太久后，那种绚丽的美其实可以将人的内心点燃。那年冬天，村里兴起了一种叫“涤卡”的面料。先是一个男人在城里工作的大婶穿出来的。这位大婶时常两手插在她那带毛领的湖蓝色“涤卡”棉衣兜里，新烫的卷发上抹着发亮的头油，俏式地四处串门子，招得人眼热。
　　 过了一阵子，供销社进来了“涤卡”。村里人知道可靠消息后奔走相告，一下子就传遍了。母亲从粜了米就念叨着要给我做件新衣裳，说她那时节没穿上的如今光阴好了，一定要看着我穿上。她听说后没等煮后晌饭就跑到供销社去看，恰巧碰上盘点关门，没扯上。第二天凌晨鸡一叫，母亲就匆匆起来出门了。
　　 等穿好衣裳撵出去后，我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像长龙一样的队伍快从供销社门前排到了我家门前，比化肥站买化肥的人排的队还长，真像母亲说的，你起五更，人家还有睡半夜的。我找了半天才在长队的后半截找到了母亲。她正缩着脖子，筒着双手，不住地跺脚，冻得眼泪花子都快掉了下来。
　　 我拽着母亲衣襟也跟着排队。不知谁先在前面点了一堆火，火苗旺旺地跳。后面的人猛然间受了启发，都到附近找柴禾。很快，火堆也排成了长队，活跃地燃烧着，烘除着冬日的严寒。人们蹲在火堆边搓着手取暖，眼睛朝供销社大门够着看，像企盼曙光一样企盼着供销社快点开门，好早些扯到料子。
　　 终于等到供销社开门，长队一点一点地挪进了供销社。随着一声声“哧哧”的扯布声，排在前面的人一个个兴奋地抱着扯到的料子从队列里走出来。眼看就排到柜台前了，那个一向很和气的售货员忽然冷冰冰地撂下一句：“没货了”，摆了摆手说：“回去吧”，就从货架一头的小门进去了，任我们怎么喊他也不出来。
　　 母亲一泄气就支持不住了，蹲倒在地上只顾叹气。等到实在没了指望，我们只好失望地离开了供销社。然而过了几天，我们惊奇地发现，原来排在母亲后面的，甚至没有排过队的人，尽都穿上了“涤卡”衣裳。母亲出去一打听，原来跟买化肥一样，走了后门。那些人不是村长队长家的，就是售货员家的什么亲戚。母亲当时的愤怒可想而知。整整一冬，她不愿出门，成天守在屋里，把我们四个盯紧在写字台旁，呵斥我们用功念书，将来一定要当个吃公家饭的售货员。
　　 发生了这件事后，我仿佛一下子长大许多，我不大愿意再去供销社门前耍了。因为一看见那个像周里京的售货员，心里便会涌上一股说不出的难过。虽然他的脸庞还是那么俊朗，声音还是那么和气，可我不再有亲切的感觉。我感到他像往日一样和善的表面下还隐藏着些什么。他甚至使我不再简单地以小人书上的概念来区分好人和坏人。在我眼里，人开始变得复杂起来，怪怪的。虽然那时我尚不懂得什么是腐败。从这件事后，我暗暗立志，好好念书，将来做个公家的售货员，让母亲不再受窝囊气。
　　 母亲以及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做梦也没有想到，没隔多少年，事情变化的竟会那么快，远远超过了观念转变的速度。在母亲正翻箱倒柜为找不着她给我们剪的鞋样子而焦急万分的时候，供销社新打的货架上已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鞋，连刚学会走路的碎娃娃穿的都有了。更让母亲啧啧感叹的是，这卖的鞋子穿在我们脚上竟比她验着我们的脚做出来的还要合适。以至于让她后悔花费时间纳了那么多鞋底。有钱还不置半年闲呢。
　　 商品多了，供销社独一无二的尊贵地位也随之瓦解了。几乎是一夜之间，每个生产队都开了小卖部。日常生活用品应有尽有，摆得满腾腾的，而且没有时间限制，随到随买。有时候家里来人东拉西扯坐到半夜，想喝两盅，去敲小卖部的门，主人会及时打开门，把酒客气地递到手上。这么便利，谁还会舍近求远往供销社跑呢？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还没等我实现做售货员的宏愿，事情竟倒了个过儿，顾客成了售货员的上帝，售货员面对顾客时露出了比当年的顾客更为谦恭的微笑。为了把商品卖给顾客，他们走后门，托关系，比当年村里人扯布料子时更费劲。
　　 去年五月参加完表弟的婚礼，折回村里的老房子时，我看见供销社依旧敞开着门，门前冷冷清清的。它夹在两排高高的砖瓦房中间，像是矮了半截，已经同撂荒了的公社一样陈旧。供销社的斜对面新建了一排白墙青瓦的门面房，开着小商店、小面馆、摩托车修理部、压面机房……生意做的红红火火。几个半大的小孩在门前嬉逗追逐着。
　　 供销社，几乎已成了一个历史名词。它像一本发黄的日记本，收藏着我成长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