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强是个孤儿，七八岁时父母相继去世，留给他的只有两间茅草房和一位双目失明的奶奶；为了活命，他只好每天领着瞎眼的奶奶满庄子讨饭。庄邻见他们可怜，无论到哪家多少都要给一些。这样艰难地过了两年，奶奶也去世了，两间茅草屋里只剩下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村长可怜他，帮他找了户人家，对他说，村东头张大伯虽不富裕，小日子还过得去，老两口膝下无子，一个闺女染瘟疫死了，你去给他们当儿子吧，也算互相帮助，都有依靠了。于是小强来到张大伯家。
　　 这张大伯是个勤恳节俭的庄稼人，他给小强做了一身新衣服，对他说，你来我家，我包你衣食不缺，但是你要好好劳动，学做庄稼活，不要怕吃苦。他每天带着小强下田劳动，割草、放牛、锄田、拉车，从早到晚手脚不停。小强虽然自幼艰苦，乞讨为生，但却是自由自便惯了的，一个月干下来他觉得吃不消，又不便说明，夜里趁张大伯老两口睡熟了，他把新衣服放在床头，换上原来的破衣偷偷溜回自己家。第二天，张大伯发现小强走了找到村长，村长狠狠批评了小强，要他还回张大伯家。小强说什么也不肯回去。从此开始了一个人的乞讨生活。
　　 穷人孩子天照应，乞讨生活虽然艰苦，但小强也慢慢长大了，十五六岁便长成个头。他不好意思再讨饭，便在村里帮人干活打工。可是农村不像城市一年四季有活干，到了冬天便没人找他干活，于是生活又陷于困顿。富贵生淫心，饥寒生盗心，他只好靠偷盗维持生计。一开始偷鸡摸狗偷庄稼，渐渐便偷猪偷羊偷牛。乡亲们也由可怜他转为愤恨他，捉住就痛打一顿，捉不住就在庄子上指桑骂槐地骂他。为了自卫，他找来两三个像他一样的孤儿，在庄中使枪弄棒，扬言谁骂他是贼，他就放火烧他家房子、杀他家人。如此一来，村里人害怕了，即使被偷也不敢指骂他了。孤儿小强竟成了庄中一害，人说人恨。
　　 也是物极必反，有一次小强竟然把张大伯家的耕牛偷去卖了。张大伯明知是小强所为，但自己年老力弱，家里没有青壮男丁，奈何不得他。没了牛怎么种地？再买一头，再被他偷去又怎么办？想来想去无计可施，一气之下上吊死了。张大娘哭得死去活来。这下事情闹大了，全村人沸沸扬扬，纷纷指责小强。众怒难犯，小强害怕了，后悔了，惶恐之下一逃了之，恰好遇到南下的解放军，他便参了军。
　　 当时正是解放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国共双方都在调兵遣将，一决雌雄。参军后的小强在党的教育下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彻底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深感对不起家乡父老。他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很快由士兵班长排长升任连长。一九四九年夏，正当他指挥全连战士乘胜追击奋勇杀敌时，一颗炮弹击中了他，醒来发现躺在医院里，右臂没有了，他痛苦极了。第二年他转业返乡。县领导照顾他身体伤残安排在县城工作。他坚决不肯，说我自幼是孤儿，是家乡父老抚养长大，自己不思报答，反做了许多伤害他们的坏事；现在有机会了，我一定要回到家乡，好好为家乡人民做些好事，以补偿对他们的愧欠，报答养育之恩。于是他回到家乡做了区长。
　　 当时农村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由于土匪和国民党残余势力捣乱，社会治安混乱，民心不稳。他立即在全区组织基干民兵迅速剿灭匪患，保证了土改工作顺利进行。接着他带领家乡人民治理淮河，兴修水利，使家乡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人们骄傲地称赞他：“我们的强区长”。
　　 他多次回到自幼居住的村庄看望乡亲们，检讨自己以前的错误，请医生给重病在床的张大娘看病。他对张大娘说，我偷了你家的牛，害得张大伯上吊去世，我很难过，也很后悔，才决定参军。我曾是你们的儿子，因为怕吃苦离开了，现在我回来了，仍然是你们的儿子。他给张大伯造墓立碑，碑上书“先父张公之墓，儿小强敬立”。一年后张大娘不治而逝，他披麻戴孝亲自护棺安葬。
　　 强区长拖着伤残之躯在家乡辛勤工作了三十多年，直到改革开放之初才去世。临终他再三交代子女把他安葬在家乡的土地上，他要亲眼看着家乡人民脱贫致富，过上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