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口通往县城的公路上，如果你走过的次数多了，你总可以看见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妇人，沧桑的岁月，经年的风霜，使得她的脸以及她的手都是黑黑的，穿着久而未曾洗过的衣服，迈着外八字，慢慢地，或是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或是跟在一个脸色黝黑的中年男子推着的小推车后面，车上总有一些从别处拾到的破烂的东西，然后拿到镇上的废品站去卖钱。她，便是我老家的同村圣婶。
　　 我家曾经和圣婶邻居，1980年我家在村北盖新房之后才分开不邻的，圣婶家则一直住在原来的院落里。
　　 我不知道圣婶是何时嫁到我们村的，人们说她原来曾是个工人，而且是在铁路上班。我认识圣婶是在儿时，在她有一次犯病的时候。
　　 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个冬天，母亲被前院的圣叔喊过去，说是让帮一下忙，我也随着母亲跟了去。等我们到了圣叔家里，屋子里已经有了好几位妇人：圣叔家东邻李家三奶，西邻刘家大姑和刘家大婶。只见圣婶儿上下赤条条的，支着两腿坐在炕上，李家三奶叹了口气，赶忙过去为她披了件蓝色的大衣，就是铁路工人穿的那种短身蓝大衣。圣婶精神亢奋，披散着头发，嘴里说着一些我不懂的话，还不时的想站起来，或是跳下炕去。圣叔则站在一边，苦着脸，看着发病的媳妇不知所措。在他的旁边还有一个和我一般大小的女孩，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她的女儿，叫秀，跟她妈一起到我们村的，是个拖油瓶。
　　 母亲和其他几个妇人一边按着圣婶子的肩膀，一边向圣叔哀叹着：没法啊，由着吧。炕边的炉子火很旺，煤在炉子里被烧得噼里啪啦，都有点烤脸。我挤在妇人们身边，抱着妈妈的大腿，吓得心里咚咚的，睁大了眼睛，注视着屋子里发生的一切。突然，一股激流从圣婶的两腿间射出，在空划出一段弧线，落在炕上，炕席子上立刻腾起一股热气。惊得几个妇人又是一阵的哀叹，又是一阵的忙活，找抹布擦了又擦。只是还没等妇人们把炕席上的尿水擦干，这位圣婶趁人们放松了警惕，挣开妇人们的手从炕上一跃而下，穿过空隙，光着身，赤着脚，跑了。
　　 当人们从惊醒中缓过神来，这圣婶儿已经跑出很远了。人们便跑出屋子，赶紧去追。只见圣婶她赤着身子，一路向北。我跟在大人们的后面，也向北面跑着追着。那时通往村北的左边还是一片桃树林，右边曾是一片高粱地，地里满是秋收后的高粱茬子。北风中，圣婶就在前面跑着，人们在后面追着。突然，圣婶向西边的路上折去，人们便紧追其后。终于，人们在一个叫做王家沟的大坑边将圣婶追上，重新给她裹上棉大衣。这个大坑很大，原来是村里的一口井，村里组织打井的时候，父亲曾经抱着我踩过巨大的纺车，后来不知怎的，纺车下巨大的铁锥没有了，这里发生了沉降，于是形成了有二分地大小的大坑。站在坑边上，我很害怕：圣婶为什么要往这里跑呢？难道是要跳进这大大的深坑？
　　 圣婶的病是什么时候好的，我不知道，只知道她有一次来向妈妈借白面，满心欢喜地说是给她的女儿烙张饼。不会功夫，那个叫秀的小女孩儿坐在她家房后的小板凳上，一边吃着饼，一边向我炫耀：“我会捏小饺子，你没有。”我跑回家，向妈妈哼唧着也要吃饼。妈妈一边干着活，一边说：等过年了，妈给你做疙瘩汤吃，啊！
　　 等我又大了一点的时候，秀成了我们的玩伴，我和其他小伙伴经常到她家去。她的妈妈很会讲故事，讲故事的时间总是在晚饭后。而故事的内容多半与鬼啊神啊有关。每每故事讲完后，我都是乍着胆子回家，才三十米远的路，有时，我的头发根子都竖起来。
　　 圣婶的男人当时是生产队长，晚上总要到队部去看看的。也是一个冬日，故事还没讲完，圣叔回来了，发现柜子边的小瓦缸里冒热气，圣叔打开用秫秸编的盖子，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糕，赫然出现在缸里，碗底下是盛的白薯面。圣叔原本就黑的脸阴沉着，一言不发，将大碗从面缸里拿出来，随手将鸡蛋糕泼在地上，我们几个小伙伴一见这阵式，吓得赶紧溜之大吉。
　　 等我大了一点，我才知道，原来圣婶有个偷嘴的坏习惯。
　　 那是1976年的夏天，因为刚刚震后，家家户户虽然都有刚刚打下的麦子，也都磨了白面，但是极缺做饭的柴火。因了村子附近的柴都被人们拾光了，我们村里有劳动力的人家便都去到很远的娘娘顶后背儿去拾柴。我家大哥就跟着人们去过。听大哥说，出了庄子，就是高大的庄稼地，去拾柴的人们就把衣服脱了绑在扁担上，赤着身子，扛着扁担，向娘娘顶进发。我问大哥为啥那样，说是怕路上的荆棘树枝刮坏了衣服。等到割满一担柴，人们又赤身挑着回来，到了村口才再把衣服穿上。
　　 圣叔也要上娘娘顶去拾柴。天知道那天早上圣叔起的有多早，到了娘娘顶，天不仅没亮，还很冷。于是他抽袋烟，点了点儿脚下的松针树枝取暖。不想燃起的火被山顶上的驻军发现，竟被抓去关了一上午，部队以为是破坏分子，打电话给乡里求证，听说圣叔是名党员并且还是生产队长，中午过后，部队才叫乡里的人将圣叔给领了回来。
　　 回到家来的圣叔肚子很饿，于是便问圣婶有没有饭？以往圣婶回答没有饭的时候，圣叔总是默默的走开，然后下地干活。这次圣叔没有走，就到简易房东侧的冷灶锅上掀了下盖子，之后圣叔阴沉着脸来到我家，对我说道：“龙啊，借下尖镐，劈点柴。”圣叔拿着镐，走到冷灶台前，举起镐，尖镐在头顶画了一个美妙的弧线，啪的一声，尖镐直透锅盖。我连忙赶过去惊呼：圣叔！透过已经破了大口子的锅底，我看到几张油饼躺在炭火灰里。
　　 圣叔坐在灶台边上，抽了一袋烟，一会气消了，见家里没有一口多余的铁锅，他便和了黄泥想把窟窿堵上，搞了半天没有弄好，于是就扛着锄头直接下田了。他走后，圣婶拿出一个修鞋的小掌锤，咣，咣，咣，几锤下去，破锅变成了残片，于是圣婶将残片装进小筐子，让秀挎着去了供销社破烂采购站。不一会，秀将筐中的破锅片换回了一包马粪纸包着的长条炉果点心，而这种点心，小的时候趴着供销社的柜台外玻璃我不知看了多少遍。
　　 圣婶偷嘴，圣叔看见了生闷气，可没有看见的呢？那些年父亲带着全村各生产队的精壮劳力出工修海河，修七里海，圣叔是第六生产队队长，也在出工之列。为安抚这些民工，队上为每家发上几斤黄豆做补偿。有一次圣叔前脚刚走，这圣婶便拿着铝制的大饭盒子，用刚发下的豆子，一下子换了四块水豆腐。天啊，四块！迈向台阶的圣婶，高举着饭盒中的豆腐，像是举着一面旗帜，白白胖胖的豆腐似乎要从饭盒里跳出来。妈妈也换过豆腐，但从没有超过一块，而且总是将豆腐做成鸡刨一样的碎屑，掺在盐菜或是切的咸疙瘩丝里让我们吃，而且吃的时候不许翻弄，否则头上准会挨上父亲一大筷子。直到现在，我去饭店吃饭，从不站起身子夹菜，更不会翻菜，只吃自己眼前的菜品。
　　 圣婶不仅好吃还很好战。吵架，对圣婶来说是拿手好戏。别看她个子不高，吵起架来一蹦三尺，就象电影《朝阳沟》里的那个老太婆。她的东邻我唤作李三奶，虽然与她年纪相仿，每次吵起架来却总是她手下败将。她家的西邻也是如此。小伙伴永强比我大一岁，他的妈妈在对骂中总是惨败，他记在了心上。有一次我俩一起从圣婶家边上走过，永强透过秫秸扎成的篱笆缝，将她家长得已经有一米高的向日葵从头颈处折断了两棵。当时我不敢做声，心里吓得像揣了兔子。然而就在秋天向日葵快要成熟的时候，我家房西边的几十棵向日葵被人通通砍掉了脑袋。秋风里，几十根向日葵杆芯惨白惨白，尖尖的，伸向空中，仿佛是一把把利剑，扎着我们一家人的心。葵花籽马上就要成熟了啊，谁这么缺德啊！那可是我们一家过年时唯一的闲食，没有了瓜子，过年的时候吃什么呢？当然，惨白的还有父亲茫然的脸，妈妈则是一脸泪水，不停地说着这是谁干的谁干的。父母不知伤了谁而遭如此毒手，而我心里则清楚地知道是谁干的。圣婶一定怀疑是我或是我哥，因为我们哥几个每天都从她家的篱笆边上走过。可是，那个窄窄的小道是我家与我几个叔叔家外出的必经之路啊！但是我仍然不敢做声。墙西的这片被人砍掉了脑袋的向日葵让我认识到了什么叫做狠，什么叫做毒。好一个狠毒的圣婶，难怪背地里人们都喊她二老婆！
　　 从我记事起，我就没见圣婶下过几次田。当生产队黄了的时候，各家各户都分到了属于自己的田地。圣婶家是六队，她家分得的果树非常的好，是紧挨着乡敬老院的几棵红玉苹果。那几棵树，在当时的生产队那是出了名的，哪棵树都能摘十几大筐，每筐都超过一百斤。而且苹果的品种极好。过去我曾在村子的大字报上看到过批判村干部送礼的顺口溜：送的苹果是红玉，正明山的大鸭梨。足见当时红玉苹果的珍贵。苹果是好苹果，树也是好树。可是黄队之后的第一年圣叔家的苹果只摘了六七筐，第二年更惨，到了第三个年头，几棵树都死了。原因就是管理不善，得了坏死病。庄稼人的农话，有的一个人就能干，有的必须要两人，甚至是两人以上。春夏果树喷药的时候我从没见到过圣婶儿，只有圣叔一人。他先将喷雾器长杆架在树上，然后跑到药桶边，用力地压几下唧桶，然后举起药杆对着树叶喷几下，就又赶紧跑去压几下，如此往复。树下的圣叔，忙乎的像一只猴子。此刻的圣婶也不一定待在家里，她的脑筋应当说很活络，因为八十年代初，她就每天推着个箱子在城里卖冰棍。圣婶经商意识较早，也较强。虽然卖冰棍也能赚钱，但我从没见她的家人的生活因此有所改善。倒是有人经常看到她在城里中午吃油炸饼。那时的油炸饼并不像今天这么普遍，成为人们的日常早餐。那时它是富贵人家的食物，平常百姓可能半年也吃不到一次，我家就更不用说了。
　　 后来，别人家因承包分地单干日子越过越好，而圣叔家却是每况愈下，后来圣婶儿也不再去城里卖冰棍去了。至于原因，可能是她的脏，不讲卫生。
　　 终于，圣叔一家成为全乡最困难的困难户。因为没有什么收入，圣婶他们只好平日里捡些破烂，然后拉到镇上去卖，为的是能够卖上个好价钱，这样贴补家用。没两年，圣叔也在乡干部慰问贫困党员后不久的一个冬天死去了。
　　 我不知道圣婶的大女儿秀是何时出嫁的，只记得他的二女儿琴嫁给了本村我的同学。出嫁那天没有婚车，新娘一家人只是步行到新郎家。新娘在前面低头走着，我没见她的脸上有多么地高兴。圣婶烫了一个爆炸头，身穿雪花尼的长大衣，两手叉腰，臂弯向外撑着，脚蹬一双高跟鞋，走的那叫一个雄赳赳气昂昂。我很惊诧：这倒是谁出嫁呀？
　　 女儿都嫁出去了，圣婶便跟略有迟钝的大儿子一起过活。圣婶虽然年老了，仍然长年不辍地捡拾着破烂。她记忆力相当的好，每逢回老家碰面我唤她圣婶的时候，她一定会很客气地叫我的学名而不唤我的小名。这时她旁边的儿子也会主动亲切地呼我：三哥。他叫锁柱，比我小个六七岁，智力有点问题，很壮实，永远是穿了许久的脏衣服，有的地方甚至起了光亮。永远是洗不干净的黑黑的脸，黑黑的头发，一颗门牙也已经脱落。听他唤我三哥，我内心掠过一阵悲凉：能让心智健全的人们记住你的，大部分原因来自权力和利益，即便是有着血脉亲情的人。心智不全的人，他们的内心往往最原始，不带有半点任何的掺假。所以碰见他，我总会主动地与他搭话。无非就是：锁柱，天不早了，早点回家吧之类。
　　 有一次朋友开车送我回老家，见到圣婶在村边垃圾桶旁边翻捡破烂，问我：现在怎么还有这么困难的人？我把圣婶的过往说给他听，朋友听后沉默了。贫困，哪个地方都有。造成贫困的原因，各式各样。但是细思一下，大家都是一起从那个贫困的年代一路走来，为什么别人家早早摘掉了贫困的帽子，而有的人贫困的帽子却越戴越牢呢？幸福的生活，谁都向往，但那要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去创造。
　　 的确，圣婶年纪已经这么大，按理说不该再这般受苦。再说，农村政策也越来越好。我不知道圣婶家是不是低保户，也不知道她家墙面上是否也贴着负责精准扶贫的县级领导照片。
　　 由于口罩的原因，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回老家了。哥姐微信视频说村民大部分都阳了。我不知道圣婶情况如何，她与她的儿子是怎样度过这段日子的。冬天已经过半，希望她与锁柱能和大家一起，迎接即将到来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