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在部队上听指导员说郭沫若与姚雪垠同写《李自成》，郭读姚本后自叹不如，遂焚其稿。从此，我对姚本《李自成》求之若渴，更兼闯王大军曾路过我闻喜县境，留下许多动人的传说，所以很想知道李自成、张献忠及十三家七十二营从兴到衰的全部历史。
　　 二十年后的1999年，在闻喜新华书店终于见到姚本《李自成》，它厚厚十二大册，价２７２元，我恨恨心，买下了。
　　 秉烛而读，却令人失望。我本以为此书必以李自成为主线，张献忠副之，罗汝才、左、甘、回诸营再副之，以崇祯为对立面展开这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然而不是，开卷详述一个叫卢象升的人，说他回家奔丧，作者批评说：“卢象升是文进士出身，自幼脑瓜里灌满了儒家的孝道思想”。卢给崇祯解了一梦，作者批评说卢象升这人“迷信”——不知如此批评前人作甚？很象姚受过“文革”之害，怕人追究他借此宣扬封建迷信而多出的不必要的解释。书中围绕卢象升又塑造了许多人物，其人其事离主题越去越远，竟占用了三大章，我不明白用这么大篇幅写这些人和事干什么。转而又想，也许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吧，后文必有接应，果然到第２３章接应上了，写卢象升在巨鹿县与满人作战战死了，至此，其人其事彻底完了——这是一场明清之间的战争，实际是一部《卢象升传》，这可以单独出书，夹在《李自成》中干什么？
　　 此后又用四大章详述洪承畴在松山与满人作战被俘一事，作者继续跑题——此战与李自成有甚干系？
　　 曹、闯大军围攻开封，作者开始详述开封城内的人和事。说有一个侠义的霍婆婆，帮助一个叫张成仁的秀才度饥荒，季才娘子叫香兰，儿子叫小保，妹妹叫德秀，家里养了一大一小两只狗，一窝鸡，霍婆婆二次出城挑野菜时将香兰和德秀也带出城去，而且还带出一个因回开封娘家而出不了城的妇女，霍婆婆在堤外遇到德秀的未婚夫，他是闯王的一个小校，小校托霍婆婆将二十两银子捎给他的“亲亲”，不料进城时被门官搜出来，为保秀才一家性命，霍婆婆虽遭严刑但只字不说，最后被打死了。香兰与德秀、小保出城逃难，一家人生死离别，所以就你哭一顿，他哭一顿，哭来哭去还是与秀才离别了，出城投一百里外的亲戚家，忽遇官兵，德秀自杀，香兰被一军官所霸，过黄河时，那军官把小保扔进河里，香兰疯了，到处胡跑，而且还有时间记载，是“九月十五日夜二更以后跑出来，被村民们找回去，四更天又跑出来了，投黄河死了。”
　　 这一家人的故事占了４３、４７、４８、７９整章的篇幅以至在５２、５３、５６章又开始对秀才一家啰嗦起来——说水淹开封城后，秀才被邻居拉上一个木筏子，水涨筏高，随波逐流，后来秀才跳进洪水淹死了——至此这一家人死完了。作者写这些无非是说百姓深受战乱之苦而已，这些可以略写，何以如此之详？曹、闯５０万大军围了开封，明军偷决黄河，为的是水淹义军，顷刻之间洪水滔天，在这意外的情况下，读者担心的是义军的存亡，极想知道在这种突发的情况下闯王是如何利用他的天才智慧保护他这已经没法保了的五十万大军，令人惊讶的是“保住了”，但怎么保的，作者对此却一点而过，只说在北洼损失了一万多人马，后来又说实际损失了七八千，这可信吗？如此主次颠倒，令读者大失所望，再次严重跑题。
　　 写宫廷内部则更详更腻更繁琐，连太监偷“菜户”（宫女）的事都写进去了，大量的景物描写和对每一个“描金盘儿”或象牙器皿的细述，真是不厌其烦，往往看了几十页却讲不出几句故事来。
　　 此书水货太多，读到第三卷，读不下去了，后悔没听新华书店朋友谏言：“此书啰嗦，不可买”。有心不读吧，心痛我的２７２元钱，有心读吧，又心痛我的大块时间，我把这部书拿到贩菜的小贩的秤上称了一下，它９斤８两重，又用尺量了一下，它２５公分厚，又将各卷上所标的字数加在一起，它３２８１０００字，可以说这部大书里夹了许多小书，如《卢象升传》《洪承畴传》《霍婆婆与张秀才一家》《宫庭秘闻》《费珍娥传》等等，全如大闯营里夹着袁时中的小袁营，小袁营里又夹着慧梅的小闯营一样。我破费了一个整夏的光阴，终于将这部“巨著”读完，但我了解的仅仅是半个李自成！因明末陕北农民起义发生在１６２８年，而《李自成》一书从崇祯十一年即１６３８年写起，前十年，李自成如何由一个“小驿卒”成长为一员战将，如何在十三家七十二营的“荥阳大会”上显露出他的雄才大略，如何横扫江北，大破凤阳，火烧皇陵，如何在“车厢峡死地”率大军突围而生，高迎祥战死后如何被大家拥戴为闯王，这十三家义军又如何走向分裂，曹、闯联营破开封时为独霸天下，李自成几欲加害曹营领袖罗汝才但又无从下手，待破襄阳、入樊城后终于用计将其谋杀了，但这些大事要事只字未提，只在第四卷第一章将罗汝才被杀作了个注解，说：“以上内容未及详写”。我吃惊，这些该写的事“未及详写”，不该写的事却详而又详，如果将以上内容详写进去，是否又会生出个9斤8两２５公分来？
　　 以上是它的大关节处，再看其细微。首先是“吃饭”一事，仅第二卷上册就出现了２７处之多，往往大战开始了，不是你吃饭，就是他吃饭，生死存亡之际，高夫人饿了，要吃饭，而且吃的还是“面条”。写到女兵们也是“大家正在吃饭，丢下碗筷就走”，好像李自成一伙尽是些吃材，真是“当兵吃粮”哩。
　　 在与吴三桂开战的前夜，大家预感此战必败，刘体纯就向闯王陈述吴三桂由“降”变“抗”的原因，原因是刘宗敏霸占了吴三桂的陈圆圆，但刘宗敏在场，不便直说，就开始了绕弯弯，李自成几次催他：“快快说出！”催来催去，催跑题了，刘体纯说起他哥哥战死的事了，李自成又催他“快说！快说！”就这样催来催去整整催了５个页码的版面，才把那句该说的话催出来了——大战在即，问一句话死活问不出来，你说厌不厌。这若用《三国演义》上的语言，三句足矣。
　　 书中情节还多有重复，有些“重复”破坏了原本就不深沉的那点含蓄，在此不赘。
　　 再就其语言结构。首先作者用语不进入角色，始终用现代语言述说１７世纪的战场，比如李自成与左光先在潼关南原单打独斗时作者写道：“在战斗大约进行一刻钟后”，我读到这里就起疑，这“大约一刻钟”的数据是从何而来的？当时是谁掐表的？再比如：“白天坐在城门楼上办公”、“在军师府的领导下分掌情报工作”、“汇款”、“批发生意”、“号召饥民的工作”、“开一次誓师大会”、“接见父老代表”、“孤立据点”、“战斗友谊”等等——这也许是创作上的一个“突破”，但将现代语言进入人物对话那就肯定不对了，比如：“怕担责任”（黄澍语），“要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困难”（李自成语），“这就背离了起义宗旨，给各地造反的人们树立了一个不好的榜样”（李自成对张献忠语），“我从没见你像今天这样不听从大家意见！”（刘宗敏语），“处分你”（刘宗敏语），“你们的建议确实很好”（李自成语）——这是那个时代人物的语言吗？那时有这样的句式吗？我总觉得这是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对话。
　　 还有一类话令人不解，比如第一卷７５页写闯王养子双喜向闯王禀报军情说：“爸爸，周山这杂种又逃跑啦！”——封建时代，父子君臣之间讲话极有分寸，而养子与养父之间则更有分寸，他们父子之间能这么说话么？这不像双喜与闯王对话，倒像是小土匪羔子与老土匪头子对话。
　　 纵观全书，水货太多，干货太少，建议缩写，缩至两本足够，何用十二大本，但不知何故此书却被列为“全国十佳图书”且设了“姚雪垠文学奖”，对此，我很不理解。我敢肯定，这是少数人之所为，进而言之，其间必有私，决非广大读者的心声，为证实我此言不谬，不妨向广大读者来一次民意测验如何？
　　 做此文时思之再三，决非孟浪之谈。据说毛主席读过其卷一说“写的不错”因而形成如此惯性？
　　 当然，此书也有它的长处，它一改古战场上那种“只重将不重兵”的写法，每次战场各不相同，且场面壮观，这是它的可取之处。